“戏曲改革要‘推陈出新’，胡苏同志的《三打祝家庄》就是成功范例。”

这是1948年5月，周恩来在接见胡苏率冀中京剧团赴西柏坡为中央领导演出后座谈会期间的讲话。该剧通过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展现了“依靠群众、分化敌人”的斗争策略，这一讲话强调了该剧在传统剧种现代化改造中的示范作用，通过艺术创新服务于当时的解放战争形势。

人物名片

胡苏（1915—1986），浙江镇海（今宁波市）人，原名谢相箴。中国电影剧作家、戏剧活动家。曾任冀中火线剧社副社长、冀中文协主任、河北省文联主席、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吉林省分会主席、吉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

抗战期间，胡苏助力冀中火线剧社发展壮大。

一

文艺：抗战民众动员的“轻骑兵”

抗战期间，中共领导创建了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覆盖95万平方公里，组织近1亿民众形成了人民战争汪洋大海。这些根据地像钢钉般楔入敌人心脏，牵制日军兵力达133万，占侵华日军总数的64%。

根据地不仅为抗战胜利提供战略支撑，更通过“三三制”民主政权、减租减息经济改革和国防教育体系，培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样本。其价值不仅在于军事胜利，更在于构建了政治民主、经济平等、文化觉醒的新型社会形态，为民族解放与国家转型积累了政权建设、群众动员和战略战术的宝贵经验，成为连接抗战与解放战争的历史枢纽。其中，聂荣臻创建的晋察冀根据地，吕正操领导的冀中根据地，彭雪枫开辟的豫皖苏根据地，构成了华北、华中敌后抗战的“铁三角”。

抗战的烽火，不仅释放了军事斗争的硝烟，更唤醒了文艺界的战斗精神。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文艺不再是风花雪月的吟唱，而是化作了鼓舞士气、凝聚民心的有力武器。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敌后文艺呈现井喷式发展。

1942年统计显示，晋察冀边区有文艺团体487个，出版报刊123种。《晋察冀日报》文艺副刊《海燕》培养了孙犁、康濯、赵树理等“白洋淀派”作家，小说《荷花淀》、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在此孕育。街头诗、壁画、木刻等艺术形式，成为动员民众的“轻骑兵”。

当时农村的文盲率超90% ，戏剧成为最直观的宣传武器。《晋察冀日报》作为边区的喉舌，在1938年发表的社论中明确指出：“文艺是抗战的精神武器，戏剧则是最直接的民众教育课堂。”

据《中国抗战文艺史》记载，敌后剧社年均演出15万场，观众达2亿人次。《放下你的鞭子》《兄妹开荒》等剧目，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融入百姓生活。

正如邓拓在《战时宣传鼓动工作》中所强调的：“化装表演和戏剧能将战斗任务转化为鲜活故事，使群众在泪与笑中觉醒。”1943年《解放日报》报道：《把眼光放远一点》在冀中演出时，当场就有27名青年报名参军。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军区级的抗敌剧社、火线剧社，到分区的前锋剧社、前卫剧社，再到乡村剧团，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文艺网络。这些文艺团体，犹如一棵大树的枝干和根系，相互交织，共同支撑起了晋察冀文艺的繁荣景象。冀中根据地作为“敌后之敌后”，戏剧运动尤为炽热。

1942年统计显示，冀中拥有专业剧社47个。新世纪剧社的《王大炮》、火线剧社的《十六条枪》等剧目，将减租减息、破袭战等斗争搬上舞台。这种文艺热潮为冀中火线剧社的诞生做了铺垫。当胡苏带着《马母》剧组辗转白洋淀时，他或许未曾想到，自己即将参与创造敌后戏剧史上最璀璨的篇章——一个将戏剧化作子弹，将舞台变为战场的传奇。

二

壮大：青纱帐里的火线剧社

1937年的深秋，冀中大地上战火纷飞，百姓们在日寇的铁蹄下痛苦呻吟。11月，在高阳这片土地上，吕正操部宣传队与少年先锋队宣告成立，这便是冀中火线剧社的前身。

彼时，队员们大多是满怀热血的青少年学生，他们虽然青涩稚嫩，却怀揣着对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毅然投身到抗日宣传的洪流之中。这些年轻的队员们，如同星星之火，迅速在冀中平原上点燃了抗日的激情。

他们活跃在大街小巷、村庄田野，教唱革命歌曲、表演街头剧、绘制抗日壁画，每一项活动都吸引着众多百姓的目光。

1938年10月，对于火线剧社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这一年，宣传队与冀中军区宣传大队正式合编为火线剧社，王林担任首任社长。

在成立初期，火线剧社不仅在演出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还积极培养文艺骨干，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举办培训班，邀请专业人士授课，让队员们在表演、导演、创作等方面得到了系统地学习和锻炼。这些文艺骨干，如同种子一般，在冀中大地生根发芽，为后来剧社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火线剧社在抗日根据地排演的话剧剧照

随着时间的推移，火线剧社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艺术水准也在逐步提升。

1940年，剧社迎来了一次重要的发展契机——赴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部集体进修。在那里，他们系统学习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接触到了更先进的戏剧理念和表演技巧，这犹如一场及时雨，为剧社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同时也是在那里，从鲁艺毕业跟随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奔赴晋察冀边区的胡苏，正是火线剧社进行培训的老师，后被任命为冀中火线剧社副社长，正式加入了这个在冀中地区极具影响力的文艺团体。

在火线剧社，胡苏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历任编剧、导演、艺术指导等重要职务，为剧社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进修归来后，火线剧社开启了“演大戏”运动，这是剧社艺术发展的一次重大飞跃。凌子风执导的《日出》、崔嵬排演的《十六条枪》、胡丹沸创作的《把眼光放远一点》更是将剧社的艺术成就推向了新的高峰。

作为编剧，胡苏主导创作了多部经典剧目，如《马母》《黎明前的黑暗》等。这些剧目以冀中地区的抗日斗争为背景，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扣人心弦的情节，展现了冀中军民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伟大抗战精神。

他认为，戏剧创作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和需求，才能创作出真正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作品。

1942年，对于冀中抗日根据地来说，是最为艰难的一年。日军发动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冀中地区的抗日力量。

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火线剧社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挑战。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剧社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在老乡家中，他们与百姓们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共同抵御着敌人的侵略。

在反扫荡的艰难岁月里，剧社的演出从未停止。他们在青纱帐里为伤员演出，在地道中为群众表演，在敌人的炮火下为战士们鼓劲。这种“文艺轻骑兵”的战斗精神，使剧社成为冀中军民的精神灯塔，照亮了人们前行的道路，鼓舞着大家战胜困难，坚持抗战。

抗战期间，火线剧社因此也成长壮大为冀中抗日根据地一个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文艺团体，并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在抗战文艺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页。

火线剧社培养造就了大批文艺人才，崔嵬、凌子风、郭维被公认为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人，王林、远千里、傅铎、胡苏、胡丹沸、钟惦棐、海默、侯金镜、秦兆阳成为著名作家、剧作家，黄中、解杰、陈乔担任省部级领导，还有那些女兵刘燕瑾、陈立中、丁冬、管林、何彦、张子舫、付林……男兵李壬林、田丹、陈志坚、鲁威、郭筠、孙民等成为知名演员和导演。

三

胡苏：文艺战士不需要行囊

1937年淞沪会战的炮火中，22岁的浙江慈溪青年谢相箴（胡苏的原名）怀着对革命的无限憧憬和对侵略者的满腔愤怒，毅然决然地告别了家乡，与15位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征程。

1937年9月4日，他们分别化名胡苏（谢相箴）、柴沫（厉全起）、林形如（范雪峰）、王莘（王莘耕）、彭后荣（应承欢）、华大中（邵刚）、史农（戴蛟川）、吴伯辛、陆达平（陆祖芳）、陆祖坤、金浪、李廷华、应唯鲁（沈鞠如）、陈岩（龚春蕙）、沙平（谢相箴的夫人），组成的宁波战时流动宣传队，一路上风餐露宿，穿越了重重封锁线，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同年10月，踏入了这片充满希望的革命圣地——延安。

初到延安，胡苏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抗大，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革命的理论知识，聆听着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教诲，思想觉悟得到了迅速的提升。

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胡苏担任学员一队党支部书记，参与创办校报《思想战线》，用犀利的笔触揭露日寇暴行。

1939年转入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后，他师从沙可夫、崔嵬等戏剧家，系统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与民族戏曲理论。在鲁艺的土坯教室里，他与王昆、于蓝等同学排演《黄河大合唱》，用艺术的力量凝聚抗战意志。

这段时期的创作实践奠定了胡苏的艺术底色。他编写的独幕剧《堤》以白洋淀军民筑堤抗日为原型，在延安中央大礼堂演出时，毛泽东评价其“既有泥土气息，又有战斗锋芒”。

1940年随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挺进冀中前，胡苏将自己的全部积蓄捐给边区政府，留下“文艺战士不需要行囊”的豪言。

胡苏执教的华北联合大学创办的刊物——《文学新兵》。

在冀中军区，胡苏临危受命担任火线剧社副社长。这个由吕正操将军亲手创建的文艺劲旅，在冀中平原的地道战线上书写着“戏剧即武器”的传奇。

胡苏创造性地提出“三结合”创作原则：

题材与斗争结合，针对日军“囚笼政策”，他创作话剧《十六条枪》，讲述游击队员用缴获的武器组建民兵连的故事；

形式与群众结合，将河北梆子与话剧融合，改编传统剧目《打渔杀家》为《白洋淀渔歌》，剧中“鱼叉换钢枪，芦苇藏刀枪”的唱段在冀中广为传唱；

演出与战斗结合，在青纱帐里搭建移动戏台，演员化妆成农民、商贩，利用赶集日进行“突然演出”。

胡苏担任冀中火线剧社副社长、冀中文协主任时，创作了三十多个多幕和独幕剧，如《自己的书》《三丫头》《堤》《我们的母亲》等。这些作品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斗争生活，对鼓舞士气、宣传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自己的书》还被选入边区政府小学课本。

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胡苏曾率冀中京剧团赴西柏坡演出，其间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毛泽东观看《三打祝家庄》后，称赞其“旧剧新唱，唱出了人民心声”；1949年春，胡苏任冀中文协主任，同年7月当选河北省文联首任主任，参与全国文代会筹备。

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0年调任河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他主持的河北戏曲改革，将《将相和》《野猪林》等传统剧目赋予新内涵，推动京剧从宫廷艺术向人民文艺转型；1956年，胡苏北上长春电影制片厂，历任编辑处长、副厂长，主导拍摄《红旗谱》《北斗》等经典影片，其中《北斗》获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被誉为“用电影写就的革命史诗”；之后，他还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吉林分会主席、吉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担任吉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期间，他推动建立“长白山戏剧奖”，扶持《杨靖宇》《血泪樱花》等剧目，使吉林戏剧在全国崭露头角。作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他参与制定《电影创作十六条》，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电影复苏奠定政策基础。

1980年，胡苏当选吉林省政协常委，提出的“文艺下乡常态化”提案被采纳，组织全省文艺工作者开展“千村万户送文化”活动，累计演出2.3万场。晚年仍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编纂工作，病重期间，仍抱病修改剧本《海风寄语》，用颤抖的笔触写下“文艺为人民服务，至死方休”的遗言。

从奔赴延安的宁波青年，到抗大、鲁艺的文艺战士，从冀中平原的“文艺轻骑兵”到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组织者，胡苏始终以笔为枪，将革命理想熔铸于艺术实践。

四

岁月：一手拿枪，一手执笔

2016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由原火线剧社女社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中央实验话剧院艺委会委员等职的刘燕瑾撰写的《火线剧社女兵日记》，这部跨越七十载的战地手记以细腻笔触还原了抗战时期冀中平原文艺战士的真实生活。

作为胡苏的战友与挚友，刘燕瑾在书中不仅记录了1942年“五一反扫荡”中剧社化整为零的突围经历，更通过“化装成农妇在地道口演出”“用高粱秆制作舞台道具”等细节，展现了抗战文艺工作者“一手拿枪、一手执笔”的战斗风貌。

火线剧社相关回忆录书籍

随着一些史料信息的整合，我们依然可以在已经远去的岁月中，触摸到胡苏作为一个革命青年曾经在家乡组织秘密读书会、创办业余演剧队、参与民众歌咏团的点点滴滴——

“慈城普迪小学是宁波近代新式教育的平民学校，在校学生2000余名……柴沫和同事陆达平参加了由原抗日救国会骨干谢相箴等人组织的秘密读书会”“1937年5月，中共地下党员、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刘良模介绍王莘到宁波开展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王莘在宁波组成了一个有200多人的民众歌咏团……和谢相箴的业余演剧队取得联系，联合在基督教青年会礼堂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回声》等活报剧，集体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宣传抗日”。

201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宁波市鄞州区专门编纂了由区委组织部、区委党史办整理的《中国共产党鄞州历史简编（1921—1949）》并在《鄞州日报》整版刊发，其中收录了“爱国青年奔赴延安：

1937年9月，鄞县抗敌后援会第42宣传队队员谢相箴、应承欢、范雨峰、陆平等30余人，先后分两批以‘公演’为名离开家乡，奔赴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分别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学习。”其中的谢相箴正是时年22岁、后改名为胡苏的宁波青年。与胡苏同一批奔赴延安的15人中，柴沫担任过毛泽东秘书，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王莘成为音乐家，是《歌唱祖国》的词作者；应唯鲁（现落葬于宁波五乡镇的浙东抗战老兵园）成为记者，在抗战期间成为新华社首位牺牲的女记者……

“我们的剧本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刻在青纱帐的每一片叶子上。”胡苏这位从慈溪走出的青年，带着“文艺战士不需要行囊”的决绝，在延安抗大的窑洞里淬火成钢，在鲁艺的油灯下研磨出《堤》的初稿。

当他在冀中地道口指挥《十六条枪》的演出时，青纱帐里的枪声与台上的梆子声交织成最悲壮的战歌。新中国成立后，胡苏在长影制片厂的胶片中继续书写革命史诗。

他将《红旗谱》的朱老忠形象铸入银幕，让“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呐喊震撼影坛；在《北斗》的陕北民歌里，他用信天游的旋律编织出革命火种的传承图谱。晚年抱病修改《海风寄语》时，颤抖的笔尖依然流淌着“文艺为人民服务，至死方休”的誓言。这些带着硝烟味的文字，终将化作永不熄灭的星火，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甬派客户端特邀嘉宾 沙力 黄江伟/文 郁伟年/主编

编辑： 郭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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