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艺术转到政治，纯粹出于偶然，要是那天不去探望毛庆祥，要是蒋介石不进来，那我的人生道路将是另一个样子。”

　　这是曾经留法学油画、回国后任新华艺专西洋画系主任、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理事长、中国美术学院院长的汪日章在《从蒋介石幕僚到共产党朋友——原蒋介石侍从秘书汪日章的传奇经历》中谈及自己从艺术转向政治的经历时发出的感慨，这段自述展现了他人生转折的戏剧性以及对未能在艺术领域深耕的遗憾。

　　人物名片

　　汪日章（1905—1992年），浙江奉化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画家。

　　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侍从室第四组少将组长，后任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理事长、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民革奉化市主委、奉化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抗战期间，汪日章参与组建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并担任理事长。

　　（一）

　　团结：抗战宣传中的文艺聚合

　　1937年，“七七事变”的枪声，如同一记重锤，敲碎了中国大地的宁静，全面抗战就此爆发。

　　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文艺界迅速觉醒，意识到自身在抗战宣传中的重要使命。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应运而生，成为文艺界团结抗战的一面旗帜。

　　1938年3月27日，武汉，这座在战火中挺立的城市，见证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界人士，汇聚于此，共同发出了抗战的怒吼。

　　老舍、郭沫若、茅盾等一众文学巨匠，积极投身其中，他们以笔为枪，用一篇篇激昂的文字，鼓舞着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如同一颗火种，点燃了整个文艺界的抗战激情。随后，美术界、漫画界、木刻界等也纷纷行动起来，各自组建了抗敌协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艺抗战力量。

　　在美术界，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1938年，众多美术界同人聚集武汉，他们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商讨着成立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的相关事宜。

　　当时，武汉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吸引了众多美术人才，为协会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人力基础。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筹备，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终于在众人的期盼中成立。

　　1938年6月6日，汉口青年会内，气氛热烈而庄重，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在此隆重举行。众多美术界名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汪日章，这位兼具艺术才华与社会影响力的画家，被推选为主任理事（理事长），肩负起了领导协会的重任。

　　1938年6月6日，“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

　　协会的成立，有着明确的宗旨：团结全国美术作家，推动抗战工作，发展民族革命美术。为了实现这一宗旨，协会制定了详细的组织架构和工作计划。

　　在组织架构上，协会设立了全体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等机构。此外，协会还设有名誉理事，凡对于美术界有特殊贡献及以精神、物力直接援助协会者，由理事会聘为名誉理事。

　　其在文化界、美术界知名人士共同成立的组织中选任理事长，更多的是要考量此人的多面性和协调能力。

　　此时的汪日章的身份就较为特殊，一方面他是留学法国的油画家，又做过新华艺专的系主任，对美术界十分熟悉。同时，当时的他受同乡蒋介石重用，担任侍从室少将机要组组长。

　　这一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为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的工作开展提供了便利。他能够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资源，为协会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使得协会在抗战宣传工作中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

　　（二）

　　行动：以笔为刃的抗战丹青

　　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成立后，迅速投入了紧张而激烈的抗战宣传工作中。

　　汪日章作为理事长，以身作则，积极组织和参与各项活动，为协会的活动筹集资金、场地和物资，为画家们提供了更好的创作条件，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美术人才。

　　徐悲鸿、潘天寿、吴作人等众多知名画家，都成为协会的理事，他们与汪日章一道，为协会的发展出谋划策，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汪日章任期内，协会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抗战宣传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正如美术史学家王伯敏在《中国美术通史》中所述：“抗战时期的美术，不再是象牙塔中的艺术，而是成为鼓舞民众、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1938年，协会在武汉青年会举行了两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展品涵盖了国画、西画、漫画、木刻等多种艺术形式，内容紧扣抗战主题，展现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精神和对胜利的坚定信念。

　　这些展览吸引了众多观众，日达数千人，在宣传抗战、激发民众爱国热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当时的报道记载：“展览现场人头攒动，观众被一幅幅充满力量的美术作品所震撼，许多人当场表示要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0年，在汪日章的策划下，协会又在重庆举办了第三次美展，进一步扩大了抗战美术的影响力。

　　这次展览不仅展示了国内美术家的作品，还邀请了部分国际友人的作品参展，包括苏联画家西蒙诺夫《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素描稿、美国记者白修德战地摄影等，展览加强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美术界对抗战的支持。

　　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组织形式多样的抗敌宣传活动

　　为了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协会积极组织在武汉、长沙、重庆等城市进行大规模的墙画创作活动。

　　画家们纷纷走出画室，来到街头巷尾，用手中的画笔，在墙壁上绘制出一幅幅生动形象的抗战宣传画。

　　这些墙画内容丰富多样，有的展现了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的场景，有的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有的则表达了民众对和平的渴望。画家们以精湛的技艺和真挚的情感，将抗战的精神融入每一幅作品中，使墙画成为一种强大的宣传武器。

　　在武汉的街头，一幅名为《保卫大武汉》的墙画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目光。画面中，中国军队战士们手持武器，眼神坚定，奋勇抵抗着日本侵略者的进攻，身后是武汉的城市轮廓，象征着他们保卫家园的决心。

　　这些墙画不仅在城市中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还通过巡回展览的方式，传播到了广大的乡村地区。画家们带着自己的作品，深入到农村，将抗战的信息传递给每一位农民。

　　在乡村的墙壁上，一幅幅墙画如同一颗颗希望的种子，在农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激发了他们支持抗战、参与抗战的热情。

　　除了墙画创作，协会还十分注重普及美术教育，提高民众的审美水平和艺术素养。汪日章深知，只有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美术，才能更好地发挥美术在抗战宣传中的作用。因此，他积极在重庆、成都等地举办了多期美术培训班，面向广大青年学生与民众开放。

　　培训班课程丰富多样，涵盖素描、水彩、漫画创作等。许多知名美术家亲自授课，如徐悲鸿、张大千等都曾在培训班讲学。在重庆举办的一期培训班中，报名人数多达数百人，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他们中的不少人在结业后，投身到抗战美术宣传工作中，成为新生力量。

　　此外，协会还出版了大量的美术刊物和画册，如《抗战漫画》《抗战木刻》等，这些刊物和画册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民众传播美术知识和抗战信息。

　　刊物中的作品形式多样，包括漫画、木刻、油画、国画等，内容紧密围绕抗战主题，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宣传效果。这些刊物和画册发行到全国各地，成为民众了解抗战、感受美术魅力的重要窗口。

　　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在汪日章的领导下，通过墙画创作、普及美术教育等一系列活动，在抗战宣传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影响。他们以笔为刃，用艺术的力量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热情，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

　　传奇：多元贡献与艺术人生的华章

　　汪日章的人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传奇，在抗战期间及之后的岁月里，他在多个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抗战期间，汪日章除了在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发挥关键作用外，还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积极参与其他抗战相关工作。

　　他凭借与蒋介石的同乡及工作关系，在一些重要事务中发挥了独特的协调作用。

　　例如，在物资调配、人员安排等方面，他尽力为抗战事业争取更多的资源和支持，譬如1942年，他为协会争取到教育部专项经费5万元，用于购买绘画材料，这些努力为抗战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他常常奔波于各个部门之间，不辞辛劳地协调各方关系，力求解决抗战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他的努力和付出，虽然不像战场上的厮杀那般惊心动魄，但同样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在艺术创作上，汪日章始终保持着对绘画的热爱和执着。即使在战火纷飞、局势动荡的年代，他也从未放下手中的画笔。他的作品风格独特，融合了西方绘画技巧与东方文化内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

　　他擅长水彩画与油画，其作品色彩鲜艳、笔触细腻，充满了生命力和感染力。在重庆期间，他与倪贻德、林风眠等人联合举办了“独立画展”，展示了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理念，在国内美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次画展不仅为当时沉闷的艺术氛围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展示的平台，推动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

　　1940年，在重庆举办的一场义卖画展中，他亲自创作的多幅作品备受瞩目，最终筹集到的善款达数万元，为抗战物资的采购提供了有力支持。

　　除了个人创作，汪日章在艺术教育领域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他早年留学法国，毕业于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油画系，回国后便投身于艺术教育事业。他曾担任上海新华艺专西洋画系主任。

　　在教学中，他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学生大胆探索，追求艺术的真谛。他的教学方法独特，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和尊敬。

　　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美术人才，这些学生在后来的艺术道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后，汪日章积极参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美术学院）的回迁与恢复工作。他接任同乡潘天寿，在1947—1949年期间成为中国美术学院历史上第六任院长。

　　当时，学校在战乱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汪日章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为学校的重建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四处奔走，筹集资金，重建校舍，聘请优秀教师，使学校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

　　“汪先生是一位忠厚善良的学者，待人和蔼可亲，对我这个学生则如慈父般的关怀爱护。”陈桓在《汪日章和杭州国立艺专》中回忆汪日章在杭州国立艺专任职期间，遇到学生食堂管理、学生被通缉等诸多问题时，汪日章总是先找信得过的骨干学生商量，慎重稳妥地处理学校事务。

　　他还积极推动学校的教学改革，引进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为学生提供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和发展空间。

　　在他的努力下，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成为培养优秀美术人才的摇篮，为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邓颖超的亲自关怀、过问下，汪日章担任过多个重要职位，积极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曾担任民革中央监委、奉化市民革主委、浙江省文史馆员及奉化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在这些岗位上，他积极参政议政，关注民生，为地方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他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积极推动两岸交流与合作，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他不顾年迈和视力不佳，仍然坚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四）

　　余晖：桑榆未晚的赤诚情怀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汪日章步入了人生的晚年，但他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依然跳动不息，回到家乡宁波这片土地上，继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晚年的汪日章，十分关注两岸统一大业。他深知，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实现祖国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凭借着自己与台湾各界的深厚渊源，他积极投身于促进两岸交流的活动中。

　　原台湾“行政院院长”俞国华，曾是汪日章在蒋介石侍从室担任秘书组长时的老部属，汪日章利用这一关系，与俞国华等台湾友人保持密切联系，通过书信往来、互访交流等方式，传递着大陆对台湾同胞的深情厚谊，以及对两岸统一的坚定信念。

　　据《回忆俞国华》记载，汪日章多次致信呼吁两岸文化交流，在一封写给俞国华的信中，汪日章深情地写道：“两岸同胞，同属华夏子孙，血脉相通，情谊相连。如今，祖国日益繁荣昌盛，我们更应携手共进，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

　　他的话语，情真意切，打动了许多台湾友人的心，为增进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关心两岸统一，汪日章还心系美育教育。他深知，美育对于培养人的审美能力、创新思维和高尚情操具有重要意义。

　　于是，他积极参与当地的美育活动，为孩子们传授绘画技巧，培养他们对艺术的兴趣。他常常走进学校、社区，举办绘画讲座和培训班，耐心地指导孩子们如何观察生活、捕捉灵感，用画笔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

　　在他的悉心教导下，许多孩子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踏上了艺术的道路。

　　在这个时期，汪日章还着手整理自己的人生经历，撰写了回忆录。

　　他的回忆录《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侍卫官回忆录》《回忆俞国华》《我所知道的宋美龄》等，为研究民国历史和人物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些文章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也展现了他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生的独特见解。

　　这些珍贵的回忆，不仅是他个人人生的记录，更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为后人研究抗战历史和美术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段抗战的岁月，虽然充满了艰辛和苦难，但也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光。我们美术工作者，用画笔为武器，为抗战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一生的骄傲。”

　　晚年的汪日章因青光眼，双目几近失明，在此情况下，他依然热衷于绘画，将擅长的油画改作水墨画。他最喜欢画的题材就是奉化特产水蜜桃。他在1991年为庆祝奉化蜜桃节创作的、融入思乡与统一愿景的一幅水蜜桃立轴上写过一段盛赞奉化水蜜桃的诗——

　　“奉化水蜜桃，驰名东南亚。食之能长寿，声闻全世界。寄语海外客，回归共品赏，齐心为四化，举国庆团圆。”

　　1926年，汪日章从上海艺专毕业后，赴法留学，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油画系，该校当时在法国是正宗派美术的最高学府。20世纪30年代，我国从这所高校毕业的仅徐悲鸿、颜文梁等寥寥几人而已。

　　而就在1931年，汪日章去其留法同学毛庆祥（当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处叙旧，适逢蒋介石进来，谈及乡亲之谊，知汪日章曾学美术与市政，遂邀请其担任侍从秘书，汪日章的艺术人生至此发生了转变。

　　汪日章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在抗战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足迹。尽管岁月流转，但那些充满力量的墙画、饱含深情的美术作品，以及他们为抗战胜利所付出的努力，依然在各地的历史遗存中散发着光芒。

　　甬派客户端特邀嘉宾 沙力 黄江伟/文 郁伟年/主编

编辑： 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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