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艺甬军|宁波人刘良模的赤子心与国歌诞生记-新闻中心专题-中国宁波网

【专题】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它的急促而充满胜利信心的词句，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

　　这是美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的一篇题为《反抗的歌声》的文章，谈到20世纪30年代在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他第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的场景。那一天，他听到的正是天津青年会的秘书刘良模在教唱《义勇军进行曲》。

　　人物名片

　　刘良模（1909—1988），浙江镇海(今宁波)人。著名宗教界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群众歌咏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曾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全国青联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和市侨联副主席等职。

　　抗战时期，刘良模发起群众歌咏运动。

　　（一）

　　源起：时代怒吼中的国歌雏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无情践踏中国领土，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上海这座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前沿阵地。

　　此时，著名剧作家田汉正蛰居于上海永嘉路371号的一间斗室，受电通影片公司委托，开始构思一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而电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就诞生在这个充满激情与热血的过程中。

　　田汉深知，音乐是唤起民众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他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能够激发起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爱国热情，让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外敌入侵。

　　歌词中“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些激昂的词句，如同一把把利剑，刺向侵略者的心脏，也如同一声声号角，唤醒了沉睡的雄狮。

　　当年轻的音乐家聂耳得知田汉正在创作《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时，他主动找到夏衍，要求为这首歌曲谱曲。聂耳对田汉的歌词爱不释手，他反复研读，仿佛看到了无数中华儿女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壮烈场景。

　　当时，聂耳住在霞飞路1258号，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废寝忘食地进行谱曲。在谱曲过程中，聂耳将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对侵略者的愤怒以及对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赞美，都融入了每一个音符之中。

　　他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句歌词的旋律进行了精心设计，采用了激昂的节奏和有力的音符，使其成为整首歌曲的高潮部分，让人听得热血沸腾。

　　1935年4月，聂耳东渡日本，将《义勇军进行曲》的定稿寄回了国内。此时，电影《风云儿女》的前期拍摄已经完成，但主题歌还未正式定名。经朱庆澜将军挥笔在“进行曲”前加上“义勇军”3 个字，这首歌曲最终被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宁波人柳中亮、柳中浩兄弟创办的上海金城大戏院隆重首映。

　　当宁波人袁牧之饰演的辛白华在片中唱起《义勇军进行曲》那句激昂“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第一声旋律在影院中响起时，全场观众无不为之动容。

　　这首歌曲如同一颗火种，点燃了人们心中的抗日热情，迅速在全国范围内传唱开来。歌曲诞生后，上海民众歌咏会、救亡演剧队等团体成为传播《义勇军进行曲》的重要力量。他们活跃在街头巷尾、工厂学校、前线后方，通过一场场义演、一次次教唱，将这首歌曲带到了每一个角落。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常常能听到人们高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歌声中充满了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

　　1936年6月7日，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内人头攒动，5000多名民众齐聚于此，参加由刘良模组织的第三届民众歌咏会。刘良模站在高凳上，担任总指挥，他的脸上洋溢着坚定的神情，手中的指挥棒有力地挥舞着。

　　随着他的指挥，《义勇军进行曲》那激昂的旋律在体育场内响起，5000多人齐声高唱，歌声如同一股洪流，冲破了阴霾的天空，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起初，国民党军警试图镇压这次歌咏活动，他们荷枪实弹，气势汹汹地来到现场。然而，当他们听到那激昂的歌声时，心中的防线被逐渐打破。尤其是那些来自东北的军警，他们的家乡早已沦陷，亲人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受苦受难。

　　听到《义勇军进行曲》，他们仿佛看到了家乡的土地和亲人的面容，心中的爱国之情被瞬间点燃。他们的眼眶湿润了，手中的枪也不自觉地垂了下来，最终，他们也加入了歌唱的队伍中，与民众一起高唱这首抗日救亡的战歌。

　　刘良模在全国多地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歌咏活动并担任指挥

　　这一震撼人心的场景被当时的媒体记录了下来，《申报》报道称：“每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场屏息，声振屋瓦。”

　　这场大型演唱活动，不仅成为刘良模推动群众歌咏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也成了抗战时期 “音乐救国” 的生动写照。它让人们看到了音乐的力量，看到了民众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坚定决心。

　　此后，《义勇军进行曲》的传唱更加广泛，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学校，从国内到海外，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这首歌曲的激昂旋律。

　　（二）

　　燎原：战地烽火下的歌咏运动

　　说起刘良模与群众歌咏运动的缘分，还得从1935年的上海青年会说起。

　　当年的刘良模还是位从沪江大学社会学系毕业不久的青年，在上海青年会，刘良模发起成立了民众歌咏会。他四处奔走，动员青年、工人、职员等各界人士加入。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参与，他编印了《青年歌集》和《民众歌咏ABC》两本小册子。《青年歌集》收集了《自强歌》《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等49首抗日救亡歌曲，曾再版7次，销售10000多册。

　　刘良模在《民众歌咏ABC》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我们不是为唱歌而唱歌，我们要为民族解放而唱歌。我们要用唱歌的方法来唤醒民众……”，这些歌曲如同一把把火炬，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爱国热情。

　　刘良模还首创了“高凳指挥法”，他站在高高的凳子上，挥舞着手臂，激情澎湃地指挥着大家歌唱。无论是在街头巷尾，还是在工厂学校，都能看到他带领群众唱歌的身影。

　　1936年1月28日，淞沪抗战四周年纪念日当天，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刘良模和歌咏团成员在成立大会上领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刘良模还被选举为救国会执委。

　　在后来救国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刘良模都带头唱《义勇军进行曲》，被沈钧儒等称为“救国会的啦啦队长”。这一年，刘良模组织了17次万人演唱会。在这些演唱会上，《义勇军进行曲》总是最受欢迎的歌曲。当那激昂的旋律响起，全场观众都会热血沸腾，齐声高唱。

　　这些演唱会不仅是音乐的盛会，更是抗日救亡的宣传会。通过歌声，刘良模将抗日的理念传递给了每一个人，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民族危亡的紧迫性。

　　随着民众歌咏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音乐家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吕骥、贺绿汀等著名音乐家纷纷前来指导，他们为歌咏会带来了专业的音乐知识和创作经验。

　　在他们的帮助下，民众歌咏会的演唱水平不断提高，歌曲的种类也更加丰富。这些音乐家的加入，使得民众歌咏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殿堂，也让《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民众歌咏会的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当时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邹韬奋在《生活日报》1936年6月10日第2版社论《歌咏运动的意义》中对此评价：“这是足以暗示整个民族一致团结抗敌救国的伟大力量的象征。”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打响。上海青年会正式组建了“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刘良模任“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京沪支部”主任。他率领京沪支部成员在苏州、南京、郑州、长沙、金华、富阳等地开展军人服务工作。他充分发挥歌咏队作用，组织军民开展抗战歌曲教唱活动，凡是支部所到之处必然响彻充满力量的抗战歌声。1938年，他在长沙与邹韬奋、范长江等发起成立“国新社”。

　　1939年，刘良模在金华向周恩来汇报了京沪支部的工作情况。周恩来赞许刘良模带领歌咏队鼓舞人民团结抗日，鼓励他们继续把抗日救亡运动搞下去。这次会面，让刘良模深受鼓舞，他更加坚定了用歌声为抗战服务的决心。

　　1939年春，周恩来会见了刘良模（右一）等在金华教唱抗日歌曲的人。

　　在前线，刘良模和他的战地服务团积极开展工作。他们教唱《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等抗战歌曲，这些歌曲与《义勇军进行曲》一起，形成了鼓舞士气的 “抗战三部曲”。

　　据亲历者回忆，每当战士们唱起这些歌曲，心中就会充满力量。在一次战斗中，士兵们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冲向阵地，他们的士气高昂，仿佛忘记了生死。歌声，成为战士们最好的精神武器。除了教唱歌曲，战地服务团还为战士们提供各种帮助。他们为战士们洗衣服、做饭、代写家书，让战士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他们还组织文艺演出，为战士们缓解战争的压力。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战地服务团的存在，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战士们的心灵。

　　（三）

　　确立：从战歌到国歌的共鸣

　　1940年，刘良模被迫远渡重洋，赴美深造。然而，他的心中始终装着祖国的抗战事业，一刻也没有忘记用歌声传递中国人民的抗争精神。

　　来到美国后，刘良模积极组织华侨青年合唱团，将抗日救亡的歌声带到了海外。他教唱的歌曲中，《义勇军进行曲》依然是最核心的曲目。通过这些活动，刘良模不仅凝聚了海外华侨的爱国之心，也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到了中国的抗战。

　　在费城，刘良模结识了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罗伯逊对中国的抗战充满了同情和支持，他被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所感动。刘良模抓住这个机会，将《义勇军进行曲》介绍给了罗伯逊，并一字一句地教他演唱。罗伯逊被这首歌曲的激昂旋律和深刻内涵所打动，他决定用自己的歌声，将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1941年，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一场盛大的音乐会正在举行。罗伯逊作为特邀嘉宾登台，当他宣布要演唱一首中国歌曲《起来》（即《义勇军进行曲》）时，全场观众都充满了期待。罗伯逊用他那雄浑有力的嗓音，先是用英语，接着又用汉语，深情地演唱了这首歌曲。他的演唱充满了激情，仿佛将自己置身于中国的抗战战场，与中国人民一起并肩战斗。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观众被这首来自东方的战歌深深震撼。

　　“这是中国人民的《马赛曲》！” 罗伯逊这样评价《义勇军进行曲》。他的演唱，让《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抗战的一扇窗口。

　　此后，罗伯逊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他音乐会的保留曲目，在世界各地演唱。同年，刘良模与罗伯逊合作，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抗战歌曲唱片。这套唱片共收录了8首歌曲，其中《义勇军进行曲》最为引人注目。宋庆龄亲自为唱片作序，她在序言中写道：“中国已经从新的群众传唱运动中发现了抵抗敌人的力量源泉…… 愿我们的这些融汇东西方风格的古老民间旋律和新歌曲，成为又一条联系自由人民的纽带。”

　　这张唱片发行后，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进一步扩大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保卫中国同盟艺术团在美国募捐义演期间，刘良模给著名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教唱《义勇军进行曲》，保罗·罗伯逊灌制唱片并在多个大型演唱会用中文演唱。

　　194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而在筹备新中国成立的过程中，确定国歌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此时，刘良模作为宗教界代表，受邀回国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会议上，国歌的选定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许多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但对于哪首歌曲最能代表新中国的精神，大家一时难以达成共识。

　　刘良模在会议上坚定地表示：“国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它应该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历史。《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它激励着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团结一心，奋勇抗争。这首歌经过了长期的斗争考验，在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基础。而且，它在国际上也已经确立了重要的地位，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张名片。因此，我认为《义勇军进行曲》最适合作为新中国的国歌。”

　　刘良模的发言得到了许多代表的赞同，徐悲鸿、周恩来等也纷纷表示支持。然而，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新中国已经成立，《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已经过时，需要修改。

　　针对这一观点，周恩来解释说：“这首歌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尽管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还要居安思危啊！”

　　毛泽东也总结道：“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终于胜利了，但还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

　　最终，在1949年9月27日的政协大会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当毛泽东主席按下电钮，五星红旗缓缓升起时，《义勇军进行曲》那激昂的旋律在广场上空响起。刘良模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心中感慨万千。他见证了这首曾经被禁唱的歌曲，成为新中国的象征，也见证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伟大历史时刻。

　　（四）

　　铭记：大声歌唱振发民气

　　对于家乡宁波，刘良模也有着很深的感情。

　　据在宁波参加刘良模纪念特展的刘良模孙子刘新向媒体介绍，家中曾翻出了旧版户口簿，第一页上就有刘良模亲笔填写的籍贯地：镇海骆驼桥。虽然出生在上海，但刘良模经常用宁波话和人交流，甚至用家乡话说相声、演小品，“有时在家里聊得兴起，他会叫我‘小歪’”。刘新记得，祖父爱吃宁波菜，尤其好臭冬瓜这一口。

　　刘良模曾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回宁波参观家乡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港口建设。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刘良模的研究与纪念活动持续升温，呈现出学术深化与社会传播并重的特点。

　　2019年，改扩建的“国歌展示馆”在上海杨浦区正式开放，展馆收录了刘良模发动群众歌咏运动传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历史图片、唱片实物等；

　　2019年，以刘良模传唱《义勇军进行曲》为故事原型的原创沉浸式话剧《学长的理想》在他的母校上海理工大学（沪江大学前身）排演；

　　2021年，宁波与上海虹口同步举办“大声歌唱振发民气”纪念特展，首次集中展示其发起民众歌咏会的早期影像、全国政协会议代表证等文物，吸引超万人次观展；

　　2021年，刘良模家乡宁波镇海区的有关领导与地方史研究专家，专程前往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刘良模旧居、国歌展示馆等地，为筹建刘良模纪念馆进行调研、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