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荃麟的文字像一把利刃。在民族存亡的关头，他用刊物为阵地，将抗日的火种撒向东南大地。《东南战线》的每一期铅字，都浸透了他的心血。”

　　这是夏衍在1980年代回忆抗战时期文化工作时，对邵荃麟主编《东南战线》的历史功绩作出的权威性评价。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里，这位来自宁波的文化战士，以《东南战线》为纽带，将思想的力量化作抵御外侮的精神长城。

　　人物名片

　　邵荃麟（1906—1971），浙江慈溪东邵村人（今属宁波市江北区）。现代文学评论家、作家。曾任中共浙江省委文委书记、《东南战线》主编、中共南方局文委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等职。

　　抗战期间，邵荃麟创办《东南战线》并担任主编。

　　（一）

　　阵地：中共抗战刊物的时代使命

　　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各地方局宣传部迅速行动，在国统区、沦陷区及海外构建起庞大的舆论网络。

　　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在香港创办《华商报》《星岛日报》，以“团结、民主、抗战”为宗旨，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行径，同时向海外华侨传递抗战真相。延安的《解放日报》与《中国报道》则以“抗战建国”为核心，通过英、俄等多语种传播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的窗口。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成立，周恩来任副书记。长江局以《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为据点，形成辐射国统区的新闻传播网。

　　《群众》周刊强调革命理论及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刊登经典作家的译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

　　《新华日报》侧重时效性，主要围绕“日常的富有时间性的问题之解释与指示”进行时事报道和政策宣传，打破了国民党在思想言论方面“一家独大”的局面，从而成为自主公开发表言论的重要的宣传阵地。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题写报名并撰写发刊词，确定该报“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报宗旨。该报不仅报道国际国内新闻，还深入宣传党的政策，反映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生活，成为党在延安时期的重要舆论工具。

　　1941年3月，《中国通讯》第一期在延安出版，分别用英、法、俄3种文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外文宣传刊物，这对唤起国际社会和爱国侨胞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普遍同情和支持，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为连接华东与华南的战略要地，中共东南分局于1938年1月在江西南昌设立，并辖中共江西省委、浙江省委、赣东特委、皖南特委等。分局宣传部积极组织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投身抗战宣传。

　　《抗敌》杂志由新四军军部主办，项英亲自撰写发刊词，强调“抗敌的目的是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国家的独立”。该杂志不仅报道新四军的战斗事迹，还刊登了大量文艺作品，激发了军民的抗日热情。

　　在艰苦环境中，东南分局通过《抗敌》杂志等平台，将延安精神与东南战场的实际相结合，为新四军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支撑。

　　1938年11月，东南分局迁往皖南泾县，并改为东南局。

　　在东南局的领导下，《东南战线》等刊物应运而生，成为宣传抗日的重要阵地。这些刊物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动员民众支持抗战，为东南地区的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初期，来自全国各地的部分文化名人和抗日救亡青年在金华斗鸡巷4号合影。

　　（二）

　　要冲：《东南战线》的诞生与突围

　　1938年秋，日军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中华大地，南侵的步伐愈发猖獗，东南地区的局势愈发危急。

　　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深刻认识到，急需一个强有力的舆论阵地，以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凝聚民族的抗战力量。于是，创办《东南战线》的计划应运而生，而金华，这座处于东南战略要冲的城市，成为刊物的诞生之地。

　　时任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邵荃麟临危受命，组织参与筹办《东南战线》并担任主编。

　　他深知这一任务的艰巨与责任的重大，但他毫不退缩，毅然决然地投身到刊物的筹备工作中。他四处奔走，积极联络进步文人，如骆宾基、葛琴等，这些志同道合的文化志士纷纷响应，迅速组成了一支充满活力与激情的编辑团队。

　　在那个物资匮乏、条件艰苦的年代，筹备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印刷设备的短缺成了首要难题，邵荃麟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四处寻觅，终于采购到了必要的印刷设备，为刊物的出版奠定了基础。

　　同时，为了确保刊物能够及时获取各地的抗战信息，他还不辞辛劳地建立起通讯员网络，这个网络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覆盖了浙江、福建等地，使得刊物能够第一时间传递抗战的最新动态。

　　经过紧张而有序的筹备，《东南战线》以“动员民众、巩固团结、坚持抗战”为宗旨，于1939年1月正式发行。

　　邵荃麟参与创办并担任主编的《东南战线》

　　《东南战线》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战局分析、战地通讯、文艺战线等多个重要领域，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全面而生动的抗战画卷。

　　在战局分析栏目中，刊物深入剖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为读者提供了清晰的抗战战略思路。例如，在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解读文章中，详细阐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意义和实施方法，使广大民众对中国抗战的前途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战地通讯栏目则以真实、生动的笔触，记录了前线战士们的英勇事迹和顽强精神。

　　一篇篇来自前线的日记，仿佛将读者带入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让人们真切感受到了战士们的艰辛与付出。这些通讯不仅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也为后方的支援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精神动力。

　　文艺战线栏目则汇聚了众多进步文人的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抒发了对侵略者的痛恨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这些作品如同一把把锋利的匕首，刺向敌人的心脏，同时也如同一剂剂良药，抚慰着民众的心灵。

　　邵荃麟亲自撰写的社论《文化界的当前任务》，更是振聋发聩，强调“文化人要成为抗战的鼓手”。

　　他呼吁文化界人士积极投身抗战宣传，用文字的力量鼓舞士气，凝聚人心。这篇社论犹如一声响亮的号角，激励着广大文化工作者为抗战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东南战线》的影响力迅速蔓延，发行量突破5000份，成为东南地区影响最大的抗日刊物之一。它的声音传遍了东南大地，深入到每一个角落，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行径震惊中外。

　　《东南战线》挺身而出，以一系列犀利的报道，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如同一把利剑，刺向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这些报道引发了海外华侨的强烈反响，他们纷纷声讨国民党的暴行，为抗战事业提供了更多的支持和援助。通过《东南战线》的宣传，全国人民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进一步坚定了抗战的决心，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邵荃麟：将抗日的火种撒向东南大地

　　在《东南战线》的编辑工作中，邵荃麟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与深刻的政治洞察力。他深知，在复杂的抗战局势下，刊物不仅要传递抗战信息，更要成为团结各方力量的桥梁。因此，他提出“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的办刊策略，积极邀请国民党左派及无党派人士撰稿，如著名爱国人士何香凝、千家驹等。这些知名人士的加入，不仅丰富了刊物的内容，也扩大了刊物的影响力，使《东南战线》成为各方人士共同发声的平台。

　　在1939年至1941年间，他共撰写社论、评论80余篇，平均每周就有一篇文章发表。这些文章涵盖了战局分析、政治评论、文化探讨等多个领域，文风犀利而不失温情，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剖析抗战形势，为读者提供了深刻的思考和指引。

　　他的文章常常引用生动的事例和数据，使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抗战的真实情况，被读者亲切地称为“黑暗中的明灯”。

　　除了《东南战线》，邵荃麟还积极参与其他刊物的创办和编辑工作，如《青年团结》《浙江潮》等。这些刊物各具特色，但都围绕着抗战这一核心主题，从不同角度宣传抗日思想，动员民众参与抗战。

　　他还协助妻子葛琴主编《妇女生活》，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与抗战，为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妇女生活》中，邵荃麟发表了多篇文章，呼吁妇女要勇敢地追求自由和平等，积极参与抗战，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邵荃麟还通过这些刊物，培养了大批青年作家，如黄源、许杰等。他亲自指导他们的写作，从选题策划到文字润色，都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和帮助。

　　这些青年作家在邵荃麟的影响下，逐渐成长为抗战文化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痛恨，激励着更多的人投身抗战。1941年皖南事变后，形势急转直下，金华的文化环境变得异常险恶、

　　邵荃麟临危不惧，果断组织文化界人士撤离金华，为新四军输送了200余名文艺骨干。这些文艺骨干在新四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用文艺的形式宣传抗战，鼓舞士气，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

　　邵荃麟转移到桂林工作后，任中共南方局桂林文化工作组组长，主编《文化杂志》，创办《青年文艺》，积极扶持文艺新作，对青年作者做了大量的辅导工作，培养青年作家10余人。创作集有：短篇小说集《英雄》(1942)、《宿店》(1946)；独幕剧集《喜酒》（1942）等，受到文学界的重视。

　　1944年到重庆，任中国共产党重庆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主编《文艺杂志》。

　　抗战胜利后，先到武汉开展收复区文艺界统一战线工作，随后经上海去香港，担任中国共产党香港工作委员会文委委员、南方局文委书记等职务，主编《大众文艺丛刊》，并为《群众》（香港版）、《正报》《华商报》等报刊撰写政论及文艺论文，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介绍解放区的文艺成就。

　　邵荃麟全家在重庆张家花园文协茅舍（1945年）。

　　抗战前后的这些经历不仅锻炼了邵荃麟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也为他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奠定了坚实基础。

　　他在抗战时期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广泛人脉，使他能够在新的岗位上更好地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正如他自己所说：“抗战的经历让我明白，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能够激发人们的斗志，凝聚民族的力量。”这些话也成了他一生的信念和追求。

　　（四）

　　品格：值得珍视的文人风骨

　　邵荃麟的学术生涯与政治命运紧密交织。

　　1979年，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进，邵荃麟的冤案得以平反，社会各界开始重新评估其历史贡献。作家王蒙在纪念活动中回忆，邵荃麟在1950年代对青年作者的指导，尤其是关于“深化现实主义”的论述，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学者则指出，他在大连会议上提出的“人物形象多样化”主张，是对当时文艺创作公式化倾向的突破，为新时期文学解冻提供了思想资源。《光明日报》曾评论：“他的理论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深深扎根于抗战文艺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语境，其价值在历史反思中愈发显现。”

　　平反后，邵荃麟的学术遗产得到系统性整理。

　　1981年，《邵荃麟评论选集》的出版拉开了重新研究的序幕，收录其《论主观问题》等重要论文，展现了他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辩证思考。2014年，武汉出版社推出《邵荃麟全集》，首次全面结集其小说、剧本、译著及理论文章，其中抗战时期主编《东南战线》《青年文艺》的编务记录，成为研究战时文化统战的重要史料。

　　学术界围绕其“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等理论展开讨论，认为这些主张既延续了左翼文学传统，又蕴含着突破教条的创新意识。

　　2006年，在邵荃麟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作家邵燕祥感慨：“当历史迷雾散去，我们更应珍视他在极左思潮中坚持的学术品格。”

　　此外，中国作家网等平台陆续发布其未刊书信与工作笔记，为还原1950-1960年代文艺政策制定的历史语境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作为隐蔽战线有声望的文化斗士以及新中国文艺工作的领导人，邵荃麟帮助过许多文学青年。每当他们生活无着，或写作遇疑，往往会去找邵荃麟夫妇，而邵荃麟夫妇都会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他通情达理、与人为善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一大批文化人。

　　尤其是在是非的关键时刻，他还敢于用孱弱的身体为文艺家们抵挡来自各方的风雨。20世纪50年代初，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发表后，遭到质疑，邵荃麟连夜赶写近万字题为《关于〈三千里江山〉的几点意见》的学术评论，分析肯定了这是一部较好的作品。

　　几年后，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遭到否定时，在王蒙的新作《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视为毒草而被讨伐时，邵荃麟都能仗义执言。

　　王蒙为此评价说：“他像一棵大树，把自己摆在防风前哨上，努力减轻身后树木的灾难。”

　　对家乡宁波的感情，邵荃麟侄儿邵济鋆一段关于他满口宁波话的回忆很有代表性。邵济鋆的母亲曾问邵荃麟怎么没忘宁波话。这位离开宁波已有30多年的游子，深情地说：“家乡不能忘，乡音不能忘。”

　　在邵荃麟眷恋的故乡，这位文化大家更是始终受到家乡人民的敬仰，并逐步完善了纪念空间的建造。

　　1986年5月，邵荃麟故居被列为宁波江北区第二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8日，邵荃麟故居正式启动全面的修缮布展，2022年6月竣工。

　　2023年7月23日，邵荃麟的5位后代家人在宁波共同出席并见证了邵荃麟纪念馆的揭幕，重新修缮的纪念馆在保留建筑内部原有空间结构的基础上，陈列了手稿30余件、照片50余张及使用过的文具等著作和遗物。

　　嫡孙邵程亮作为后人代表发言：“时隔将近20年，今天我再一次有幸返回故里，回到爷爷的故居，昔日破旧的宅院已经旧貌换新颜。庄严肃穆的‘邵荃麟纪念馆’赫然眼前……”

　　“当我们在油印机前熬夜校对时，窗外的枪声与油墨的气息交织成最真实的抗战图景。每一期刊物的发行，都是一次无声的冲锋——我们用铅字构筑防线，让‘团结抗战’的信念穿透封锁，在东南大地生根发芽。”

　　邵荃麟在《战时文艺的现实主义》中写下的这段文字以及文字背后这种将个人生死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精神，正是这位“文化战士”最鲜明的注脚。

　　甬派客户端特邀嘉宾 沙力 黄江伟/文 郁伟年/主编

编辑： 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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