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内，毛主席对他说：“你们是有功之臣呐……你们是在另一个战场上抗日，同样做出了牺牲。保护中华文化，其意义不亚于保卫国土。中华文化保住了，中华民族就不会灭亡。”

　　他是谁？竟然得到如此盛誉？此人便是曾主持故宫文物南迁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

　　人物名片

　　马衡(1881—1955)，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字叔平。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曾任西泠印社社长、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抗战期间，马衡主持、组织了故宫文物南迁工作。

　　（一）

　　危局：虎视眈眈的文化侵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了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几天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布《满蒙方策案》，明确将“接收东北各公私博物馆”列为首要任务。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爆发不久，日本帝国博物馆总长九鬼隆一就起草了《战时清国宝物收集办法》并发到日本各主要部门。根据这个办法，对日本占领国图书文物的“搜集”必须在陆军大臣或军团长的指挥下进行，图书文物一旦送到兵站，立刻运回日本国内，入藏帝国图书馆或博物馆。

　　除了军事行动，抢掠文物一直是日本长期侵华战争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设立的一系列相应机构也说明，日本对中国文物的劫掠，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他们成立了多个所谓的“文物调查团”，实为有组织的盗窃集团。这些“调查团”由军人、考古学家组成，带着清单目标明确地搜刮国宝。而在日军师团一级军队一般都配备了文物搜集员，这些人大多受过专业训练，具有一定的文物专业知识。

　　日军每攻占一处，“文物搜集员”便在日军的保护下组织力量对文物典籍进行抢掠。之后由日本国内的许多专业组织来进行第二、第三次劫掠。这些人大多对中国历史文化颇有研究，对占领地的文物进行拉网式搜查。

　　这股文化侵略的暗流，随着1933年山海关沦陷，迅速向华北蔓延。

　　1937年春，时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主任的马衡在日军进逼平津时，曾亲见日军特务化装成游客测绘故宫宫墙。他在给好友沈兼士的信中写道：“东交民巷日本兵营的望远镜，日夜对准太和殿。”这种觊觎在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后达到顶点——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直接设在景山万春亭，居高临下监视故宫。据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档案记载，日军特务部曾计划将故宫文物“分类装箱，分批运往东京”。

　　据战后统计，日军共掠夺公私文物360万件，其中古籍善本150万册，青铜器2万余件。不仅如此，日军在掠夺的同时，还大肆破坏我国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

　　他们炮轰古长城，焚毁圆明园西洋楼，这些举世罕见的文化瑰宝就这样付之一炬。正是基于对这种文化清洗政策破坏力的担忧，迫使故宫人做出“文物在则国脉存”的悲壮抉择。

　　（二）

　　史诗：十四载南迁西运的壮举

　　1933年2月5日深夜，故宫博物院的第一批南运文物2118箱从神武门广场起运。至5月15日运走5批，共13427箱又64包。

　　其中，书画9000余幅，瓷器7000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玉器无数，文献3773箱，包括皇史宬和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明清两朝帝王实录、起居注，以及太平天国的档案史料等。

　　还有《四库全书》及各种善本、刻本，当时国内发现最早的印刷品之一——《陀罗尼经》五代刻本，国内最古老的石刻岐阳石鼓。

　　1933年2月5日，故宫博物院第一批文物从故宫神武门广场起运。

　　故宫南迁文物抵沪后，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的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存放，同时在南京朝天宫抢建文物库房。

　　1936年存上海的文物分5批迁运至南京新库房。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京形势日趋紧张，已南迁的故宫文物不得不再次踏上向西南后方迁移疏散的历程，亦称“西迁”。

　　此次西迁主要分三批进行——

　　第一批文物从1937年8月起运，共80箱，多是参加过“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精品，由南京经汉口始迁长沙，后又绕道桂林转运至贵阳、安顺，最终于1944年12月迁到四川巴县。因其开始时是向南迁移，故称南路。

　　第二批文物从1937年11月起运，分两次运出，共9331箱，包括由故宫代为保管的古物陈列所、颐和园等处的文物精品，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最终于1939年9月运抵四川乐山县。因其是沿长江而上抵达重庆，所以称为中路。

　　第三批文物亦从1937年11月起运，共7288箱，同样包括来自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的文物，先后分三次运往宝鸡，后又经汉中、成都，最终于1939年6月全部运抵四川峨眉县。由于这批文物是从南京向北经津浦路、陇海路转运至陕西的，故又称北路。

　　巴县存80箱，峨眉县存7287箱，乐山县存9331箱，1946年3处文物先集于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至1947年12月最后一批文物东归，这场文化迁徙历时14年零10个月，行程1.5万公里，跨越14个省市。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南运文物中的2972箱被运至台湾，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1951年后留在南京的1万余箱文物陆续运回故宫博物院，剩余2221箱留于南京库房，划归南京博物院所有。

　　（故宫）文物迁运经过路线图。

　　为守护文化火种，故宫人历经千难万险，南迁途中，列车在郑州车站停靠时遭日本飞机滥炸，车站陷入火海，狂风席卷烈焰扑向装有文物的车厢，司机果断发动列车冲出火场；

　　文物暂存在安达森洋行时，如遇日军轰炸机来袭，负责人安达森将瑞典国旗铺在屋顶以避劫难；

　　行船于宜宾江上时纤绳断了，船体失去控制，押运员吴玉璋为抢救落水箱柜被急流卷走；

　　重庆紧急转移时，因适合水上运输的丰水期太短，押送人员昼夜抢工，曙色微茫，舱中昏暗，故宫职员朱学侃未注意舱盖已开，一脚踏空，重伤身亡；

　　山路运输期间，押运员刘承琮曾遭遇车祸，被撞下山坡，摔伤右手，送医救治后右手食指被截去，落下终身残疾；

　　乐山办事处职员刘官谔因舟车劳顿，心力交瘁，病死任上；

　　重庆大轰炸中，文物库房三次起火，马衡率员工用身体筑起人墙阻挡火势……

　　不管是面对日机的轰炸、土匪的拦截、敌特的跟踪，还是激流的冲击、山道的险峻、生活的困苦，故宫人以血肉之躯筑起文化长城，在枪林弹雨中守护文明火种。

　　在他们的价值天平上，国宝的分量重于个体的生命；他们的身体里，流淌着胸怀天下、安贫乐道、通达生死的士大夫的血液。

　　当人们为故宫文物南迁所创造的奇迹唏嘘不已时，他们往往是最平静的，只淡淡一句：“文物有灵”。

　　《故宫文物避寇记》中记录了马衡经常强调的一句话：“文物者，国之魂魄也。”从1933年到1947年，故宫南迁文物历经战火、匪患、自然灾害，最终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损毁率创造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

　　（三）

　　马衡：故宫国宝迁徙的护航人

　　1924年11月，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时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的马衡受聘参与故宫文物清点，从此与故宫结下不解之缘。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马衡任古物馆副馆长，此后便一直在故宫从事中国文物、历史研究管理工作，长达27年，其中任院长19年，为中国文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马衡率先提出了将部分文物南迁的建议。1932年秋，故宫理事会秘密启动文物筛选工程。马衡亲自拟定《南迁文物清册》，要求“凡属国宝，虽片纸只字亦应重之”。

　　1933年7月，马衡代理故宫博物院院长。

　　1934年4月，马衡正式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故宫文物的南迁、西运、东归的各项工作，正是在马衡的主持、组织、指挥下得以顺利完成的。

　　故宫职员录中关于“马衡院长”的记载。

　　“马先生是用生命在守护文化火种。”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吴仲超曾如此评价。

　　在故宫文物迁沪期间，1932年4月19日，马衡亲自督导数量最巨大的第四批故宫文物（共计4635余箱）转运到上海；

　　在南京分院建设期间，马衡连续三个月吃住在工地，胃病发作时仍趴在图纸上修改防潮方案。现存于南京博物院的工程日志显示，他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手书的237条批注中，“防水”“防震”出现频率最高；

　　在重庆大轰炸期间，即使在防空洞中，马衡仍坚持每周开设文物讲堂，用铅笔在岩壁上临摹《快雪时晴帖》。据当时听众回忆：“警报声中，马先生讲书法线条的力度，炸弹爆炸声仿佛成了历史的标点”；

　　在1944年日军进犯贵州期间，存于安顺华严洞的80箱文物需紧急转移。马衡致电押运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若遇绝境，当焚毁箱中书画，免资敌寇”。

　　1936年4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库奠基仪式，基石碑左右为蔡元培、马衡。

　　为确保故宫文物的运输安全，马衡借鉴琉璃厂传统包装工艺，发明“四层包裹法”：先用高丽纸紧附器物表面，次裹丝绵，再覆防潮油纸，最后以桐油浸过的木箱密封。

　　这种精密包装在后来的运输中发挥奇效，1937年长江沉船事故中，浸水木箱内的《永乐大典》仅边角受潮。

　　最惊心动魄的是石鼓迁徙，这批唐代刻石文字重达数吨，石皮与鼓身剥离。

　　马衡亲自设计保护方案：以糯米浆混合明矾加固石皮，外裹三层浸水棉被，再用麻辫缠绕成网状结构，最后置于内衬铅板的橡木箱中，木箱内再填充糯米浆混合石灰的防震层。这种古法与现代技术结合的方案，使这批文物即使后来在滇缅公路的剧烈颠簸中都完好无损。

　　1951年12月3日，数易其主的《中秋帖》和《伯远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并称为《三希宝帖》。

　　此三帖是现存最为古老的法书真迹，有“法书鼻祖”之誉，为历代奉为无上至宝。

　　在新中国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由周恩来总理亲批50万元港币，并安排马衡、王冶秋、徐森玉秘密赴香港购回。周恩来安排马衡、王治秋带着“二希”帖到中南海怀仁堂送给毛泽东主席过目。毛泽东对马衡说，“你们都是有功之臣呐。”

　　“我的老师易培基先生，就是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为了文物外迁，含冤而死。我听到这个消息，悲痛至极。你们是在另一个战场上抗日，同样做出了牺牲。”

　　毛泽东还说，“保护中华文化，其意义不亚于保卫国土。中华文化保住了，中华民族就不会灭亡。”

　　马衡一生视文物为至宝，毕生致力于图书、文物的搜购工作，花钱从不吝惜，收集的图书、文物、书画、碑帖等，堆放了足有四大间屋子。

　　马衡对他的子女说：“这类文物我是绝对不舍得变卖的，也不准备传给子女后代。传给你们，发挥不了它应有的作用，对你们没有用处。这是祖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归于国家保存，才能起到它最大效用。”

　　1955年，马衡去世。子女遵嘱将其所遗数十万言文稿及历年所藏文物1.4万余件（册）悉数无偿地捐给了国家，捐给了与他生命联结在一起的故宫博物院。

　　（四）

　　回响：厥功甚伟 其德永馨

　　为纪念故宫文物南迁与院长马衡的传奇与精神，故宫博物院举办过一系列重要活动。

　　200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院庆之际，同时举办了马衡逝世50周年纪念活动，并对尘封了半个世纪的马衡捐献文物进行了系统的分类整理，还促成了《马衡日记：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马衡捐献卷》《马衡诗抄·佚文卷》等书籍传世。

　　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专门撰写了纪念长文《马衡：厥功甚伟 其德永馨》。

　　2020年故宫博物院建院95周年之际，“国脉——故宫文物南迁记忆展”在午门展厅开幕，展出南迁文物400余件，其中包括马衡手绘的押运路线图。

　　如今，在故宫文物南迁的重庆、乐山等途经地，陆续建起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故宫文物南迁乐山史料陈列馆等纪念空间。

　　在故宫博物院倡议下，2010年，两岸故宫还联合举办了“重走南迁路”活动。

　　近些年，诸如《故宫文物南迁》《故宫文物传奇——国宝南迁》《故宫国宝南迁纪事》《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等一批记录、反映故宫文物南迁的书籍、纪录片陆续推出，让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程——抗战时期发生的国宝南迁事件为更多国人所了解与铭记。

　　“鄞县马”，这是自1922年高悬在北京小雅宝48号的一块大门牌，这三字牌正是马衡手书悬挂的。

　　这位念念不忘家乡的文化大家，于1951年9月，将自己在宁波的房产捐给了市政府，田产捐给了鄞县政府。而家乡也始终没有忘记马衡和他“北大五马”兄弟们。

　　近些年，有关部门组织陆续出版了《马氏家族》《鄞县马氏家族研究》等研究专著；

　　2014年5月11日，在毗邻天一阁、马衙街48号的马衡故居内设立了“宁波市篆刻艺术馆”；

　　2023年11月15日，在西泠印社建社120年之际，由鄞州区书协等机构创办的书法艺术专业奖——鄞州书法奖以马衡的名字命名为“马衡奖”；

　　2022年起，宁波有关部门又启动了“传奇五马”文化馆的筹建，选址在马衡祖居地邱隘镇盛垫桥的“邱家大屋”，该馆于2025年6月18日正式开馆，马衡曾任教的北京大学在宁波的校友会也落户在此。

　　斯人虽已远去，但他的品格与胸怀早已融入家乡的人文标杆，成为惠及后世的宝贵财富。

　　巍巍故宫，竦峙苍穹。

　　雕梁画栋，巧及人工。

　　文华武英，太和乾清。

　　体象天地，寔丽且宏。

　　谁其守之，惟吾队士；

　　谁其护之，惟吾队士！

　　当《故宫守护队队歌》的旋律再次回荡在紫禁城上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文化基因的传承。马衡与故宫人用生命诠释的文化担当，犹如故宫门的铜钉，历经岁月侵蚀依然闪耀着文明的光芒。

　　这种精神，既是对历史的告慰，更是对未来的昭示——在文化传承的长征路上，我们永远都是守护者。

　　注：甬派《烽火"艺甬军"—抗战中的甬籍文化名人》专题，特邀郁伟年担任主编。

　　专栏嘉宾简介

　　郁伟年，宁波市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

　　沙力，宁波市政协常委、同泰嘉陵董事长、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院长。

　　黄江伟，品牌策划专家、名人文化研究专家，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特聘研究员，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甬派客户端特邀嘉宾 沙力 黄江伟/文 郁伟年/主编

编辑： 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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