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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艺甬军|徐步“游击办报”:两副担子挑出敌后新闻战线
2025-08-22 14:25:48 稿源: 甬派客户端  

【专题】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那时,报社的全部家底只有两副担子,一副担子是电台,一副担子是油印机。包括抄写、编辑、刻版、印刷、包卷、发行等工作的11个人走到哪里,报纸出到哪里。在最艰苦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放弃,这离不开徐步社长的带领。”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淮海报〉》一文中记录的淮海报社同事对抗战时期“游击办报”经历的回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不仅是在战场上,也逐步呈现到各个领域,“游击办报”的办报模式由此诞生。

  人物名片

  徐步(1913—1967),原名炳奎,浙江宁波人。曾任华中文协常委、宣传部部长,《淮海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苏州地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市市长,西安市委书记、西安市市长等职。

  抗战期间,徐步担任《淮海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一)

  敌后:游击战术应运而生

  抗战时期,中共敌后根据地宛如打入敌占区的“楔子”,战略地位举足轻重。这些根据地广泛分布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等地,如晋冀鲁豫、晋察冀、苏南、苏北、浙东等根据地,巧妙依托山区、平原和河湖等复杂地形建立起来,成为抗击日寇的坚固堡垒。

  然而,它们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日军妄图摧毁这些根据地,频繁发动残酷的“扫荡”。1941年至1942年,是敌后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日军集中大量兵力,采用“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对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

  在“扫荡”中,日军烧杀抢掠,实行“三光”政策,无数村庄被夷为平地,百姓惨遭杀害,根据地的人口、土地和物资遭受巨大损失。

  同时,敌人还对根据地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困死抗日军民。他们在根据地周围修筑大量碉堡、据点,设置封锁线,禁止外界物资流入。食盐、布匹、药品等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军民生活陷入困境。

  为了打破封锁,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努力实现自给自足,但物资短缺问题依然严峻。敌后根据地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坚固防线。

  正面战场的会战吸引了日军的主力,为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敌后根据地则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破坏交通线、袭击据点,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两者相辅相成,缺一则难以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

  游击战以机动灵活、出其不意为主要特点,是敌后抗战的主要作战方式。它没有固定的战线和后方,部队分散在广大区域,与敌人展开周旋。在这种特殊的战争形态下,部队各兵种都必须进行适应化改造,以满足作战需求。

  对于宣传工作来说,传统的办报和电台模式已无法适应游击战的要求。以往在相对稳定环境下办报,有固定的编辑部、印刷厂和发行渠道,但在敌后,这些条件都难以保障。

  敌人的频繁“扫荡”随时可能摧毁报社设施,抓捕报社人员。为了生存和继续宣传抗战,报社必须像作战部队一样,具备高度的机动性和隐蔽性。

  电台作为重要的信息传播和联络工具,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常规的电台设备体积大、不便携带,而且在使用时容易暴露目标。因此,需要研发轻便、易于隐藏和转移的电台设备,同时培训专业人员,使其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下迅速搭建和使用电台,保障信息的及时传递,使用完毕能立即转移。

  《淮海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探索出了“游击出报”的模式。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办报的局限,使报社能够在战火中生存和发展,为抗战宣传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二)

  淮海:依托群众“游击办报”

  1941年,对于中国的抗战局势而言,是极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日军在华的侵略行动愈发猖獗,敌后抗战进入了最为艰难的阶段。

  中共淮海区党委机关报《淮海报》,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它的前身是1940年3月24日诞生于皖东北的《人民报》,1941年11月7日,《人民报》正式改名《淮海报》,报名由新四军代军长陈毅题写。

  1942年5月,徐步临危受命,担任淮海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在此之前,徐步已经在革命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青年时代的他就积极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投身革命,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华中文协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共淮海区党委宣传科科长等职,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新四军代军长陈毅题写《淮海报》报名

  彼时,《淮海报》面临着诸多困难。物资匮乏是首要难题,办报所需的纸张、油墨和收音机用的干电池等物资极度短缺,这些物资大多依赖敌占区地下党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偷运而来。

  大家对每一张纸、每一滴墨都格外珍惜,视若珍宝。唯一的一架收音机,仅供收听延安广播使用,没有人舍得用它来收听戏曲。而收听延安广播也绝非易事,收音机破旧、电力微弱,再加上敌人干扰台的捣乱,遇到恶劣天气时,常常会导致消息或文章漏字、掉句,残缺不全。

  不仅如此,报社还屡遭敌人的军事威胁。1942年11月,日寇对淮海区发动大规模冬季“大扫荡”,报社损失惨重,铅印设备全部被敌伪劫夺。在这危急时刻,徐步带领报社人员随地委机关紧急转移,情况万分危险。

  淮海地委在转移途中决定精简队伍,报社全体编辑和尚未出发的记者等,或留交当地党组织坚持“打游击”,或被安排在群众家里“打埋伏”,印刷厂来不及转移的设备物资也就地隐藏起来。

  徐步并未被这些困难吓倒,他深知《淮海报》作为党在淮海区的舆论阵地,肩负着宣传党的主张、鼓舞人民斗志的重要使命,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必须保证报纸的发行。

  于是,他只带着电台和11名人员,坚持出油印报。报社的全部家当仅有两副担子,一副挑着电台,另一副挑着油印机。这11个人,包括抄写、编辑、刻版、印刷、包卷、发行等工作,他们风餐露宿,不辞辛劳,走到哪里,报纸就出到哪里。

  1942年冬反“扫荡”中,徐步率队携带油印设备夜间转移,利用农户厨房印刷报纸。起初,一张蜡纸只能印500多份报纸,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大家绞尽脑汁,实在没办法就刻两张蜡纸,最终将印量提高到2000份左右。

  当交通员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把报纸送到坚持斗争的人们手中时,大家激动地说:“有了《淮海报》,心里就亮堂了,知道斗争形势了,胆子就大。”

  在反“扫荡”期间,报社工作人员不仅要面对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还要时刻警惕敌人的袭击。

  有一次,报社正在南六塘河边一个庄子上印报,敌人突然逼近,两下相隔极近,甚至已经隐约可辨。但大家毫不畏惧,一面派人瞭望,一面坚持印报,直到报纸全部印完才迅速撤离。这种坚韧不拔、英勇无畏的精神,正是徐步和报社全体人员的真实写照。

  在徐步和报社同志的努力下,《淮海报》1942年油印版覆盖淮海区8个县,1945年铅印版扩展至苏中、苏北部分地区。

  抗战时期的《淮海报》及合订本

  除了应对敌人的军事威胁和物资匮乏的困境,徐步还积极带领报社人员自力更生,发展生产。

  在社长徐步的倡导下,报社在住地泗流县(即今泗阳县)三庄乡的小史庄,开垦了二十多亩土地,种植棉花、粮食和蔬菜。同时,利用报社和印刷厂节余的伙食费,办起了合作社。

  这个合作社从最初只有一架木制手推织布机,经过不断发展,不到一年就扩充到三四十架织布机(其中还有十几架铁机)和一百多个职工的规模。

  通过发展生产,报社不仅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减轻了根据地民主政府的负担,还解决了干部、群众的穿衣问题,促进了当地棉花生产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报社的社长、编辑、记者都积极参与劳动,与当地农民、纺织厂里的工人打成一片,他们的世界观得到了深刻改造,阶级斗争经验和生产斗争知识不断丰富,工农群众感情也日益深厚。这不仅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开展新闻工作,也使得报纸的内容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增强了报纸的可读性和影响力。

  《淮海报》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成为党在淮海区的重要舆论阵地。它及时传达党的声音,宣传党的政策,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坚定了他们的抗战信心。

  在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等运动中,《淮海报》都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推动了各项运动的顺利开展。

  由于《淮海报》有着鲜明的党性和群众性,在淮海区人民群众中产生深厚的影响,群众把淮海报叫作“千里眼”和“顺风耳”,把报纸当作自己的耳目喉舌,时刻在关心它、爱护它。

  “游击办报”的报社经常搬家,每到一个地方,群众都是自动让出房屋给编辑部和印刷厂用。每当情况变化的时候,群众就自动推来车子,帮助报社把机器、铅字运走,他们还冒着生命的危险把报社的老弱和有病的同志掩护在自己家里。

  《淮海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能够紧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及时反映群众的心声,成为抗战时期党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三)

  徐步:从社长到市长

  在成为《淮海报》社长之前,徐步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革命文化经验。在抗战之前,他就积极投身于革命文化事业。1933年,年轻的徐步参加革命,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员。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以笔为武器,通过文学作品传播进步思想,唤起民众的觉醒。1936年10月,徐步独自主持的《生活知识》杂志被查封,但他并未因此而退缩。

  同年11月,他迅速将杂志改名《新知识》,继续出版,坚持为革命发声。他的这种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为后来在抗战时期的新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徐步独自主持的《生活知识》杂志被查封。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步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他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与光未然、冼星海等众多进步文化人士一起,为抗日宣传贡献力量。在第三厅中共特别支部中,徐步和同志们一起,组织抗敌宣传队,深入各战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徐步带领抗敌宣传第四队,辗转多地,不畏艰险,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主张,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他们的宣传活动形式多样,包括演讲、演出、散发传单等,深受群众欢迎,为扩大党的影响、推动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从《淮海报》社长职务上卸任的徐步继续在解放区为新政府建设贡献力量。他先后担任淮海区和胶东乳山工商局副局长、局长等职,为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出谋划策。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他积极组织生产,保障物资供应,稳定市场秩序,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徐步的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建设和管理。他先后在苏州、南京、西安等地任职,为当地的发展付出了辛勤努力。

  在苏州,他担任中共苏州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共苏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副书记等职,积极推动当地的宣传工作和党组织建设;

  1952年,徐步调任南京,担任南京市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副市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南京市市长等重要职务。

  在南京工作的十三年间,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全身心投入城市建设中。

  他亲自参与城市规划,主持建设南京长江大桥配套道路、南京火车站扩建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南京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1965年,徐步调任西安,担任西安市市长,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

  在西安任职期间,徐步同样为城市发展尽心尽力。他邀请南京、杭州的园林专家指导,组织专家论证会,对比槐树、法国梧桐等树种适应性,最终选定国槐为主树种的五大行道骨干树种,建成了独具特色的行道树绿化景观,为西安的城市绿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今日西安以国槐为市树,其中就有着徐步的一份功劳。

  (四)

  怀念:从未因离开而遗忘

  令人痛心的是,徐步在1967年不幸逝世。

  惠浴宇,曾任中共苏州、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江苏省委书记兼省长等职,是徐步在苏州担任市委副书记、南京市市长时期一起搭班子共事的“班长”。他先后于1980年、1985年写下《忆徐步同志》和《再忆徐步》,深情缅怀这位并肩作战的老战友。

  在《忆徐步同志》一文中,惠浴宇回忆道:“徐步同志为人坦率真诚,我们秉性相投,一见如故。在工作上,他脚踏实地,卓有成效,无论是在南京的城市建设中,还是在关注民生问题上,他都付出了巨大努力,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爱戴和尊敬。”

  惠浴宇详细描述了徐步在南京工作期间的点点滴滴,从参与城市规划到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从解决副食品供应问题到关心市民生活琐事,徐步的每一个举动都展现出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对人民的深切关怀。

  “华东水利学院、南京医学院、南京农学院等一批施工面积在两万平方米以上的重点项目,都在徐步的直接领导下,于当年一年内竣工交付使用,这样的建设速度在当时堪称奇迹。

  在《再忆徐步》一文中,惠浴宇再次表达了对徐步的深切怀念:“徐步同志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兢兢业业,无私奉献。”

  惠浴宇还提到了徐步在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展现了他质朴无华的品质。“他身为一市之长,却没有丝毫官架子,对上不卑,对下不亢,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革命者的本色。他喜欢和群众交往,倾听他们的心声,解决他们的问题。”

  “徐步同志当市长,的确是个市民之长,他不喜欢坐在衙门里听汇报,断官司,更讨厌说官话、打官腔。他常常教育干部‘市民的需要是客观存在的,是千家万户的事情,坐在办公室里是听不到的,只有到市民中去,才能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需要什么,我们为他们做事,一要积极,二要讲求实效,不能给他们画饼充饥’。”这些描述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了徐步的为人,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深厚情谊。

  近年来,在西安、南京等地依然有不少人怀念老市长徐步。诸如《西安人民林荫道上忆徐步》《从徐步到王永康,看西安如何成为中国林荫大道之都!》《低调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 北中国“林荫道之都”——西安》《他——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改变了西安的城市面貌!》《这位南方市长将生命献给西安,他当年是如何改变这座城的?》等文章不断涌现。

  《西安人民林荫道上忆徐步》中写道:“每当我们携亲邀友漫步在枝秀叶茂、花木葱茏的林荫大道上,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为之付出心血的徐步同志。他为西安的城市绿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林荫道不仅美化了城市环境,也成了人们心中对徐步同志的美好回忆。”文章中,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徐步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读者们也纷纷在评论区留言,表达对徐步的敬意和追思。

  “这些年来,每当我经过高楼大厦的建筑工地,每当我看到修桥筑路的工人队伍,每当我遇见植草种树的人群,就好像看见了徐步同志的身影,往事历历,记忆犹新……”

  一个已离开几十年的老社长、老战友、老市长,还能在岁月静好的当下不断被回忆、被怀念、被赞誉,这不仅是对徐步个人功绩的肯定,更是对他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徐步在抗战时期的“游击出报”精神,以及他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展现出的务实、奉献精神,都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

  注:甬派《烽火"艺甬军"—抗战中的甬籍文化名人》专题,特邀郁伟年担任主编。

  专栏嘉宾简介

  郁伟年,宁波市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

  沙力,宁波市政协常委、同泰嘉陵董事长、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院长。

  黄江伟,品牌策划专家、名人文化研究专家,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特聘研究员,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甬派客户端特邀嘉宾 沙力 黄江伟/文 郁伟年/主编

编辑: 应波纠错:17196465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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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艺甬军|徐步“游击办报”:两副担子挑出敌后新闻战线

稿源: 甬派客户端 2025-08-22 14:25:48

  “那时,报社的全部家底只有两副担子,一副担子是电台,一副担子是油印机。包括抄写、编辑、刻版、印刷、包卷、发行等工作的11个人走到哪里,报纸出到哪里。在最艰苦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放弃,这离不开徐步社长的带领。”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淮海报〉》一文中记录的淮海报社同事对抗战时期“游击办报”经历的回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不仅是在战场上,也逐步呈现到各个领域,“游击办报”的办报模式由此诞生。

  人物名片

  徐步(1913—1967),原名炳奎,浙江宁波人。曾任华中文协常委、宣传部部长,《淮海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苏州地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市市长,西安市委书记、西安市市长等职。

  抗战期间,徐步担任《淮海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一)

  敌后:游击战术应运而生

  抗战时期,中共敌后根据地宛如打入敌占区的“楔子”,战略地位举足轻重。这些根据地广泛分布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等地,如晋冀鲁豫、晋察冀、苏南、苏北、浙东等根据地,巧妙依托山区、平原和河湖等复杂地形建立起来,成为抗击日寇的坚固堡垒。

  然而,它们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日军妄图摧毁这些根据地,频繁发动残酷的“扫荡”。1941年至1942年,是敌后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日军集中大量兵力,采用“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对根据地进行疯狂进攻。

  在“扫荡”中,日军烧杀抢掠,实行“三光”政策,无数村庄被夷为平地,百姓惨遭杀害,根据地的人口、土地和物资遭受巨大损失。

  同时,敌人还对根据地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困死抗日军民。他们在根据地周围修筑大量碉堡、据点,设置封锁线,禁止外界物资流入。食盐、布匹、药品等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军民生活陷入困境。

  为了打破封锁,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努力实现自给自足,但物资短缺问题依然严峻。敌后根据地与正面战场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坚固防线。

  正面战场的会战吸引了日军的主力,为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敌后根据地则在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破坏交通线、袭击据点,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两者相辅相成,缺一则难以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

  游击战以机动灵活、出其不意为主要特点,是敌后抗战的主要作战方式。它没有固定的战线和后方,部队分散在广大区域,与敌人展开周旋。在这种特殊的战争形态下,部队各兵种都必须进行适应化改造,以满足作战需求。

  对于宣传工作来说,传统的办报和电台模式已无法适应游击战的要求。以往在相对稳定环境下办报,有固定的编辑部、印刷厂和发行渠道,但在敌后,这些条件都难以保障。

  敌人的频繁“扫荡”随时可能摧毁报社设施,抓捕报社人员。为了生存和继续宣传抗战,报社必须像作战部队一样,具备高度的机动性和隐蔽性。

  电台作为重要的信息传播和联络工具,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常规的电台设备体积大、不便携带,而且在使用时容易暴露目标。因此,需要研发轻便、易于隐藏和转移的电台设备,同时培训专业人员,使其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下迅速搭建和使用电台,保障信息的及时传递,使用完毕能立即转移。

  《淮海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探索出了“游击出报”的模式。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办报的局限,使报社能够在战火中生存和发展,为抗战宣传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二)

  淮海:依托群众“游击办报”

  1941年,对于中国的抗战局势而言,是极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日军在华的侵略行动愈发猖獗,敌后抗战进入了最为艰难的阶段。

  中共淮海区党委机关报《淮海报》,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它的前身是1940年3月24日诞生于皖东北的《人民报》,1941年11月7日,《人民报》正式改名《淮海报》,报名由新四军代军长陈毅题写。

  1942年5月,徐步临危受命,担任淮海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在此之前,徐步已经在革命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青年时代的他就积极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投身革命,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华中文协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共淮海区党委宣传科科长等职,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新四军代军长陈毅题写《淮海报》报名

  彼时,《淮海报》面临着诸多困难。物资匮乏是首要难题,办报所需的纸张、油墨和收音机用的干电池等物资极度短缺,这些物资大多依赖敌占区地下党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偷运而来。

  大家对每一张纸、每一滴墨都格外珍惜,视若珍宝。唯一的一架收音机,仅供收听延安广播使用,没有人舍得用它来收听戏曲。而收听延安广播也绝非易事,收音机破旧、电力微弱,再加上敌人干扰台的捣乱,遇到恶劣天气时,常常会导致消息或文章漏字、掉句,残缺不全。

  不仅如此,报社还屡遭敌人的军事威胁。1942年11月,日寇对淮海区发动大规模冬季“大扫荡”,报社损失惨重,铅印设备全部被敌伪劫夺。在这危急时刻,徐步带领报社人员随地委机关紧急转移,情况万分危险。

  淮海地委在转移途中决定精简队伍,报社全体编辑和尚未出发的记者等,或留交当地党组织坚持“打游击”,或被安排在群众家里“打埋伏”,印刷厂来不及转移的设备物资也就地隐藏起来。

  徐步并未被这些困难吓倒,他深知《淮海报》作为党在淮海区的舆论阵地,肩负着宣传党的主张、鼓舞人民斗志的重要使命,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必须保证报纸的发行。

  于是,他只带着电台和11名人员,坚持出油印报。报社的全部家当仅有两副担子,一副挑着电台,另一副挑着油印机。这11个人,包括抄写、编辑、刻版、印刷、包卷、发行等工作,他们风餐露宿,不辞辛劳,走到哪里,报纸就出到哪里。

  1942年冬反“扫荡”中,徐步率队携带油印设备夜间转移,利用农户厨房印刷报纸。起初,一张蜡纸只能印500多份报纸,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大家绞尽脑汁,实在没办法就刻两张蜡纸,最终将印量提高到2000份左右。

  当交通员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把报纸送到坚持斗争的人们手中时,大家激动地说:“有了《淮海报》,心里就亮堂了,知道斗争形势了,胆子就大。”

  在反“扫荡”期间,报社工作人员不仅要面对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还要时刻警惕敌人的袭击。

  有一次,报社正在南六塘河边一个庄子上印报,敌人突然逼近,两下相隔极近,甚至已经隐约可辨。但大家毫不畏惧,一面派人瞭望,一面坚持印报,直到报纸全部印完才迅速撤离。这种坚韧不拔、英勇无畏的精神,正是徐步和报社全体人员的真实写照。

  在徐步和报社同志的努力下,《淮海报》1942年油印版覆盖淮海区8个县,1945年铅印版扩展至苏中、苏北部分地区。

  抗战时期的《淮海报》及合订本

  除了应对敌人的军事威胁和物资匮乏的困境,徐步还积极带领报社人员自力更生,发展生产。

  在社长徐步的倡导下,报社在住地泗流县(即今泗阳县)三庄乡的小史庄,开垦了二十多亩土地,种植棉花、粮食和蔬菜。同时,利用报社和印刷厂节余的伙食费,办起了合作社。

  这个合作社从最初只有一架木制手推织布机,经过不断发展,不到一年就扩充到三四十架织布机(其中还有十几架铁机)和一百多个职工的规模。

  通过发展生产,报社不仅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减轻了根据地民主政府的负担,还解决了干部、群众的穿衣问题,促进了当地棉花生产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报社的社长、编辑、记者都积极参与劳动,与当地农民、纺织厂里的工人打成一片,他们的世界观得到了深刻改造,阶级斗争经验和生产斗争知识不断丰富,工农群众感情也日益深厚。这不仅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开展新闻工作,也使得报纸的内容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增强了报纸的可读性和影响力。

  《淮海报》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成为党在淮海区的重要舆论阵地。它及时传达党的声音,宣传党的政策,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坚定了他们的抗战信心。

  在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互助合作等运动中,《淮海报》都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推动了各项运动的顺利开展。

  由于《淮海报》有着鲜明的党性和群众性,在淮海区人民群众中产生深厚的影响,群众把淮海报叫作“千里眼”和“顺风耳”,把报纸当作自己的耳目喉舌,时刻在关心它、爱护它。

  “游击办报”的报社经常搬家,每到一个地方,群众都是自动让出房屋给编辑部和印刷厂用。每当情况变化的时候,群众就自动推来车子,帮助报社把机器、铅字运走,他们还冒着生命的危险把报社的老弱和有病的同志掩护在自己家里。

  《淮海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能够紧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及时反映群众的心声,成为抗战时期党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三)

  徐步:从社长到市长

  在成为《淮海报》社长之前,徐步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革命文化经验。在抗战之前,他就积极投身于革命文化事业。1933年,年轻的徐步参加革命,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员。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以笔为武器,通过文学作品传播进步思想,唤起民众的觉醒。1936年10月,徐步独自主持的《生活知识》杂志被查封,但他并未因此而退缩。

  同年11月,他迅速将杂志改名《新知识》,继续出版,坚持为革命发声。他的这种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为后来在抗战时期的新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徐步独自主持的《生活知识》杂志被查封。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步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他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与光未然、冼星海等众多进步文化人士一起,为抗日宣传贡献力量。在第三厅中共特别支部中,徐步和同志们一起,组织抗敌宣传队,深入各战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徐步带领抗敌宣传第四队,辗转多地,不畏艰险,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主张,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他们的宣传活动形式多样,包括演讲、演出、散发传单等,深受群众欢迎,为扩大党的影响、推动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从《淮海报》社长职务上卸任的徐步继续在解放区为新政府建设贡献力量。他先后担任淮海区和胶东乳山工商局副局长、局长等职,为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出谋划策。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他积极组织生产,保障物资供应,稳定市场秩序,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徐步的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建设和管理。他先后在苏州、南京、西安等地任职,为当地的发展付出了辛勤努力。

  在苏州,他担任中共苏州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共苏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副书记等职,积极推动当地的宣传工作和党组织建设;

  1952年,徐步调任南京,担任南京市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副市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南京市市长等重要职务。

  在南京工作的十三年间,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全身心投入城市建设中。

  他亲自参与城市规划,主持建设南京长江大桥配套道路、南京火车站扩建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南京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1965年,徐步调任西安,担任西安市市长,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

  在西安任职期间,徐步同样为城市发展尽心尽力。他邀请南京、杭州的园林专家指导,组织专家论证会,对比槐树、法国梧桐等树种适应性,最终选定国槐为主树种的五大行道骨干树种,建成了独具特色的行道树绿化景观,为西安的城市绿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今日西安以国槐为市树,其中就有着徐步的一份功劳。

  (四)

  怀念:从未因离开而遗忘

  令人痛心的是,徐步在1967年不幸逝世。

  惠浴宇,曾任中共苏州、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江苏省委书记兼省长等职,是徐步在苏州担任市委副书记、南京市市长时期一起搭班子共事的“班长”。他先后于1980年、1985年写下《忆徐步同志》和《再忆徐步》,深情缅怀这位并肩作战的老战友。

  在《忆徐步同志》一文中,惠浴宇回忆道:“徐步同志为人坦率真诚,我们秉性相投,一见如故。在工作上,他脚踏实地,卓有成效,无论是在南京的城市建设中,还是在关注民生问题上,他都付出了巨大努力,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爱戴和尊敬。”

  惠浴宇详细描述了徐步在南京工作期间的点点滴滴,从参与城市规划到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从解决副食品供应问题到关心市民生活琐事,徐步的每一个举动都展现出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对人民的深切关怀。

  “华东水利学院、南京医学院、南京农学院等一批施工面积在两万平方米以上的重点项目,都在徐步的直接领导下,于当年一年内竣工交付使用,这样的建设速度在当时堪称奇迹。

  在《再忆徐步》一文中,惠浴宇再次表达了对徐步的深切怀念:“徐步同志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兢兢业业,无私奉献。”

  惠浴宇还提到了徐步在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展现了他质朴无华的品质。“他身为一市之长,却没有丝毫官架子,对上不卑,对下不亢,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革命者的本色。他喜欢和群众交往,倾听他们的心声,解决他们的问题。”

  “徐步同志当市长,的确是个市民之长,他不喜欢坐在衙门里听汇报,断官司,更讨厌说官话、打官腔。他常常教育干部‘市民的需要是客观存在的,是千家万户的事情,坐在办公室里是听不到的,只有到市民中去,才能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需要什么,我们为他们做事,一要积极,二要讲求实效,不能给他们画饼充饥’。”这些描述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了徐步的为人,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深厚情谊。

  近年来,在西安、南京等地依然有不少人怀念老市长徐步。诸如《西安人民林荫道上忆徐步》《从徐步到王永康,看西安如何成为中国林荫大道之都!》《低调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 北中国“林荫道之都”——西安》《他——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改变了西安的城市面貌!》《这位南方市长将生命献给西安,他当年是如何改变这座城的?》等文章不断涌现。

  《西安人民林荫道上忆徐步》中写道:“每当我们携亲邀友漫步在枝秀叶茂、花木葱茏的林荫大道上,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为之付出心血的徐步同志。他为西安的城市绿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林荫道不仅美化了城市环境,也成了人们心中对徐步同志的美好回忆。”文章中,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徐步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读者们也纷纷在评论区留言,表达对徐步的敬意和追思。

  “这些年来,每当我经过高楼大厦的建筑工地,每当我看到修桥筑路的工人队伍,每当我遇见植草种树的人群,就好像看见了徐步同志的身影,往事历历,记忆犹新……”

  一个已离开几十年的老社长、老战友、老市长,还能在岁月静好的当下不断被回忆、被怀念、被赞誉,这不仅是对徐步个人功绩的肯定,更是对他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徐步在抗战时期的“游击出报”精神,以及他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展现出的务实、奉献精神,都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

  注:甬派《烽火"艺甬军"—抗战中的甬籍文化名人》专题,特邀郁伟年担任主编。

  专栏嘉宾简介

  郁伟年,宁波市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

  沙力,宁波市政协常委、同泰嘉陵董事长、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院长。

  黄江伟,品牌策划专家、名人文化研究专家,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特聘研究员,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甬派客户端特邀嘉宾 沙力 黄江伟/文 郁伟年/主编

编辑: 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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