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解放日报》是党中央创办的第一份大型日刊机关报。余光生先后担任解放日报社的副总编辑、总编辑，1946年3月起任解放日报社与新华社代理社长，是延安时期两社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新闻界认为博古是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余光生可以说是毛泽东和博古在延安时期新闻事业上最得力、最长久的助手。”

　　这是曾任中宣部文艺局负责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黎辛在2009年《新闻战线》撰写《纪念延安时期新闻事业的杰出领导人余光生》一文中追忆其在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时期的老领导余光生。

　　人物名片

　　余光生（1907—1978）,曾用名余宰扬、余辛白。浙江省镇海县人。延安时期新闻事业领导人之一。曾任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国际版主编，新华社、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东北铁路总局局长，铁道部副部长兼运输总局局长等职。

　　抗战时期，余光生参与创办《解放日报》并担任国际版主编。

　　（一）

　　创刊：延安清凉山的声音

　　1937年，苦难的中国开始深陷于抗日烽火之中，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华夏大地，百姓在水深火热中痛苦挣扎。1月，中共中央毅然迁至延安，这座位于黄土高原深处的小城，宛如一座希望的灯塔，迅速成为革命舆论的心脏。

　　在那个艰难困苦的时期，物资极度匮乏，环境异常恶劣，但中共中央深知宣传工作对于凝聚抗日力量、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性，始终大力推动新闻事业的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共出版报刊86种（截至1945年统计），这些报刊犹如点点繁星，在敌后根据地形成了璀璨的舆论星河。其中，《新中华报》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成为宣传党的政策、报道抗战动态的重要窗口。

　　此外，《共产党人》着重探讨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为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支撑；《八路军军政杂志》聚焦军事战略、战斗经验等内容，助力提升八路军的作战能力；《中国青年》致力于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引导他们投身革命事业；《中国妇女》则关注妇女解放，鼓励广大妇女积极参与抗战。

　　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为中央书记处起草通知，郑重宣告《解放日报》即将创刊：“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本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

　　这一通知如同一声激昂的号角，预示着《解放日报》将在抗战宣传中肩负起重大使命。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清凉山的窑洞里正式创刊，毛泽东亲自题写报头并撰写发刊词，他强调报纸要“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这一宗旨犹如一盏明灯，为《解放日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解放日报创刊号（1941年5月16日）

　　《解放日报》初创时，国际新闻占据着头版的显著位置，吸引着读者的目光。

　　1942年改版前，一版日均刊发国际电讯达1.2万字，这些电讯犹如一扇扇窗户，让根据地的军民能够了解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新动态。其中，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等报道占有很大的比例。

　　莫斯科保卫战的报道，详细描述了苏联军民在冰天雪地中顽强抵抗德军进攻的英勇场景，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坚固的防线，让德军的闪电战首次遭受重创。这些报道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让大家看到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希望。

　　这种编排并非偶然，而是中共中央基于当时国际形势的深思熟虑。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战火迅速蔓延，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法西斯势力的扩张给全球带来了巨大威胁，中国的抗日战争也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相连，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共亟须构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法西斯的侵略。

　　余光生主持的国际版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国际版不仅及时译介《真理报》等国际知名报刊的社论，让中国读者能够了解到国际社会对反法西斯战争的看法和立场，还首创“敌情分析”专栏。

　　在这个专栏中，每周都会解析德军作战地图，分析德军的战略意图、兵力部署和作战动向。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深入分析，为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军民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参考，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国际形势，制定相应的战略决策。

　　国际版还通过报道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援助，如美国、英国等国家对中国的物资援助和道义支持，让中国军民感受到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力量，进一步坚定了他们抗战到底的决心。

　　（二）

　　目标：让世界听到延安声音

　　1930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校园里，一位年轻的中国学子在这里完成了铁路运输和公路建筑专业的硕士学业，他就是余光生。

　　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余光生踏入了底特律铁路公司，成为一名职员。彼时，美国正深陷于经济大萧条的泥沼之中，社会动荡不安，贫富悬殊。底特律，这座以汽车工业闻名的城市，也未能幸免。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街头巷尾弥漫着绝望的气息。

　　余光生亲眼目睹了铁路工人为了争取基本的生存权益而举行罢工，却遭到了残酷镇压。在这个看似繁华的国度里，他看到了资本的贪婪和冷酷，看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无奈。这些经历，像一把把钥匙，打开了他思想的大门，引领他走向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如同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全世界。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让中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远在美国的余光生，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悲痛，他深知，自己不能再置身事外，必须为祖国的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于是，他毅然加入了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担任纽约机关报《先锋报》的编辑。1932年，余光生庄严地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从此，他的人生与共产主义事业紧密相连。他先后担任《先锋报》编辑，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执委、书记，《救国时报》编辑，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等职务。

　　在这些岗位上，他积极参与组织各种抗日宣传活动，用中英文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战，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他的努力和付出，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他日后在延安的新闻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40年春，余光生经香港、重庆辗转抵达延安。初到延安的余光生因精通英语、熟悉国际事务，且有在美共机关报《先锋报》《救国时报》的办报经历，被分配至中共中央宣传部，从事国际宣传工作，并参与延安出版物的编译。

　　1941年春天，中央决定合并《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创办大型日报《解放日报》，亟须组建国际化的编辑团队。

　　据《解放日报》改版史料记载，社长博古在筹备阶段提出，国际版需“懂外文、明大势、具党性”的干部担纲。作为《解放日报》筹备负责人，博古在1941年4月的中央党报委员会会议上正式提议调余光生同志任副总编辑，兼国际版主编。博古的提议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1941年5月5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发布任命通知，任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为《解放日报》社社长，杨松为总编辑，余光生为副总编辑，分管国际新闻与海外宣传。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任命打破了“初到延安干部需经培训再任职”的常规，体现了中央对余光生的特殊信任。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中宣部干部会议上解释：“光生同志虽未在国内苏区工作，但他在海外的斗争，本质上是中国革命的延伸。”

　　至此，余光生正式参与《解放日报》创刊并着手国际版筹建工作。

　　他积极搭建编译体系：组建由6名英语骨干，包括陈龙（曾留学日本）、方实（毕业于燕京大学）、杨刚（新华社英文编辑）等构成的编译组，建立“外电筛选—政治把关—本土化改写”流程。

　　在创刊筹备会上，余光生提出“三原则”服务抗战大局、揭露法西斯罪行、传播中共主张。

　　他还推动突破技术封锁，针对国民党对延安的邮电封锁，推动建立“短波广播监听网”，在清凉山山顶设置3部美国产RCA收音机，配备专业译电员，每日凌晨监听BBC、莫斯科广播，经编译后供国际版使用；

　　他还开设了“太平洋战争日志”专栏、“国际形势周报”，让读者能够从宏观的角度把握国际形势的变化；

　　他提出“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的口号，组织编译包括《论持久战》在内的中共重要讲话、决策的英译本，通过秘密渠道送往海外，向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理念，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延安《解放日报》社大门旧址

　　这些开创先河的举措，使《解放日报》国际版成为“窑洞中的世界之窗”，让延安与世界紧密相连。

　　《解放日报》不仅为根据地军民提供了丰富的国际信息，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声誉和支持。

　　余光生在《解放日报》工作期间，始终秉持着“国际视野与本土关切”相结合的新闻理念。他深知，新闻不仅要报道国际大事，还要关注本土民生，为人民服务。

　　在他的领导下，国际版的报道既有对国际形势的深入分析，也有对根据地军民生活的生动展现。他组织记者深入基层，采访普通百姓，报道他们在抗战中的英勇事迹和生活状况。这些报道，让国际版更加贴近人民群众，也增强了报纸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在他的努力下，《解放日报》国际版建立了严格的采编流程和质量控制体系，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新闻人才。这些人才，后来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骨干力量，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余光生担任新华社代社长期间，正是蒋介石挑起内战、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的时候，毛泽东根据政治斗争的变化和需要，及时指导新华社的宣传报道工作，将原刊于《参考消息》的部分稿件转发公开。

　　1946年6月30日，毛泽东专门写信给余光生，指示：“从现时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因蒋口头说停战，实际在作战，我应发表新闻予以揭穿。本日《参考消息》，‘顽军侵占青州龙山两车站’‘文水阎军占我孝义镇’等项消息请补发后播，并登报。”

　　毛主席这些工作指示与指导，为余光生后来的工作开展开拓了思路与方法。

　　1946年6月30日，毛泽东致信新华社代社长余光生。

　　（三）

　　使命：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946年冬，东北战场硝烟弥漫，“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在这场决定东北战局走向的关键战役中，人员和物资的大规模铁路运输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为了加强东北铁路运输的业务领导，中共中央将目光投向了余光生。考虑到他在美国读研究生时所学的铁路运输专业，于1946年12月，中央派余光生前往东北担任东北铁路总局第二局长，分管运输调度，协助吕正操局长工作。

　　面对复杂严峻的战争形势和千头万绪的铁路运输工作，余光生迅速投入紧张的工作中。

　　他深入铁路一线，仔细了解运输流程，发现了当时铁路运输效率低下的问题症结所在。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研究，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分段运输法”。“分段运输法” 的核心是将铁路运输线路划分为若干个小段，每个小段配备专门的运输团队和设备，负责该段的物资运输和车辆调度。这样一来，大大提高了运输的灵活性和效率，避免了长距离运输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战火迅速蔓延到中国边境。作为中长铁路中方代表，余光生再次肩负起重要使命。

　　他组织力量日夜抢修安东铁路大桥，这座大桥是志愿军后勤补给的生命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抢修过程中，他们面临着敌人的空袭、恶劣的天气和艰苦的施工条件等重重困难。然而，余光生毫不退缩，他身先士卒，带领工人们在枪林弹雨中奋战，保障了志愿军后勤物资的顺利运输。

　　1956年，新中国的铁路事业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关键时期，对铁路科技的需求日益迫切。

　　余光生调任铁道部副部长后，他亲自挂帅，带领科研团队，查阅大量的国内外资料，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和模拟，1957年完成实验，1958年在京广线试点，终于成功研发出“自动闭塞系统”。该系统的应用使铁路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实现了列车运行的自动化控制，有效减少了人为因素对运输安全的影响。

　　列车在行驶过程中，可以根据前方轨道的占用情况自动调整速度和行驶间隔，大大提高了运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一系统的推广应用，推动中国铁路从蒸汽时代迈向电气时代，为中国铁路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余光生担任铁道部副部长后，他组织翻译苏联《铁路运输组织原理》（共3卷），并计划结合中国实践撰写专著，但因“文革”爆发未能完成。1970年代初，余光生因脑溢血导致半身瘫痪，住院期间仍关心铁路科技发展。

　　他常通过口述方式，向探望的铁道部干部提出建议，内容涉及“电气化铁路调度系统优化”“重载列车编组技术”等课题。这些建议被整理成《关于铁路运输效率提升的几点思考》。

　　他对于中国铁路有着很高的期望，他在1976年病重期间曾对子女说：“我没什么遗憾，就是铁路现代化还没实现。”

　　（四）

　　难忘：担任毛主席的英文老师

　　在余光生一生的众多头衔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头衔——毛泽东的英文老师。与领袖间的这段因革命工作和共同理想追求结下的缘分，也成了余光生革命生涯中的一段珍贵回忆。

　　1941年，余光生因精通英语且有海外办报经验，被调入《解放日报》担任副总编辑。毛泽东得知余光生的英语背景后，主动提出 “请光生同志当我的英语老师”。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载，1942年1月，毛泽东在杨家岭住处首次正式向余光生请教英语，重点学习与国际形势相关的词汇，如“反法西斯统一战线”（Anti-Fascist United Front）、“持久战”（Protracted War）等。

　　余光生采用“政治术语优先”的教学策略，结合《解放日报》国际版的实时报道设计课程。例如，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期间，他以国际版刊发《美军战术分析》为教材，向毛泽东讲解“航母战斗群”（Aircraft Carrier Battle Group）、“战略纵深”（Strategic Depth）等军事术语。这种将英语学习与革命实践结合的方式，深受毛泽东认可。

　　据林克（毛泽东后期英文秘书）回忆，1954年他接任时，发现毛泽东仍保留着余光生编写的《政治英语词汇手册》，上面布满了蝇头批注。

　　据记载，每周一、三、五清晨，余光生会前往毛泽东的窑洞授课，每次时长约1小时，持续了3年半，至重庆谈判前暂停。授课内容分三部分：一是精读《解放日报》国际版社论的英译本（如《论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二是翻译毛泽东著作中的关键概念（如“实事求是”译为“Seek Truth from Facts”），三是练习日常对话以提升听说能力。

　　毛泽东学习极为刻苦，常将生词写在纸条上贴于窑洞墙壁，如“帝国主义”（Imperialism）、“人民战争”（People's War）等，利用休息时间记忆。

　　1944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因为毛泽东英语水平的提升，翻译过程中就出现了经典互动：余光生最初将“纸老虎”译为“稻草人”（Scarecrow），但毛泽东指出“我要的是纸糊的老虎，是 Paper-Tiger”。这一细节反映了毛泽东对英语表达的精准追求，也体现了余光生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桥梁作用。

　　事后，余光生在报社内部会议上强调：“主席创造的‘Paper-Tiger’不仅是翻译，更是中国革命话语的国际输出。”该词经《解放日报》国际版传播后，迅速进入英语世界，成为描述反动派外强中干本质的经典术语。

　　西方国家官员对毛泽东的“Papertiger”一词，印象都非常深刻。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会谈时，基辛格问毛泽东：“主席现在还学英文吗？听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单词。”

　　毛泽东说：“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tiger。”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宾主大笑。

　　1962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接见一个全国性工作会议的会议代表并与大家合影。那次余光生正好由于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耽搁而到晚了，看到与会代表已排好了照相的队伍，余光生便站在远处不好意思再入列了，没想到毛主席一下子便发现了他。

　　毛主席热情地向他招手，示意他过去照相，并诙谐地对大家说：“我的老师来了！我的老师来了！”顿时会场气氛变得非常轻松，代表们也纷纷跟余光生开起玩笑来：“光生同志你可不简单啊，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你却成了毛主席的老师啦！”这个片段，让余光生非常难忘，在晚年也和家人多次提及此事。

　　延安新闻纪念馆

　　1978年6月29日，余光生因病在北京逝世，邓小平、聂荣臻、徐向前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送来花圈，陈云、王震、胡耀邦等出席追悼会。如今，其生平事迹陈列在延安新闻纪念馆。

　　注：甬派《烽火"艺甬军"—抗战中的甬籍文化名人》专题，特邀郁伟年担任主编。

　　专栏嘉宾简介

　　郁伟年，宁波市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

　　沙力，宁波市政协常委、同泰嘉陵董事长、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院长。

　　黄江伟，品牌策划专家、名人文化研究专家，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特聘研究员，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甬派客户端特邀嘉宾 沙力 黄江伟/文 郁伟年/主编

编辑： 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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