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这是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专门为《论持久战》英文版写了名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序言中的一段话。
“上海的朋友”中就有参与《论持久战》翻译工作、在自己创办的杂志上连载《论持久战》、发行《论持久战》英文版单行本、深夜将《论持久战》英译本投放在国际友人家中信箱的出版家邵洵美。
人物名片
邵洵美（1906—1968），祖籍浙江余姚。原名邵云龙。新月派诗人、散文家、出版家、翻译家。先后创办“金屋书店”“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第一出版社”等图书、出版机构。
抗战期间，邵洵美出版了《论持久战》英文版单行本。
（一）
溯源：《论持久战》亟待国际传播
1937年，“七七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以闪电战迅速征服中国。
仅仅数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沦陷，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淞沪会战的失利，使中国军队主力被迫撤退，南京随后也陷入敌手，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震惊世界。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国内盛行着两种极端的论调。“亡国论”者认为中国武器装备远不如日本，再战必亡，主张妥协投降；
“速胜论”者则盲目乐观，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外国援助上，幻想依靠苏联出兵或英美干涉，就能迅速结束战争。
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深知必须挣脱这两种错误思想的束缚，为抗战指明正确方向。
1938年5月，他在延安凤凰山的窑洞中，开始了《论持久战》的创作。毛泽东在艰苦的环境中，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卓越的智慧，闭关八天九夜，完成了五万余字的《论持久战》初稿。
抗战时期出版的《论持久战》不同版本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深刻剖析了中日双方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
敌强我弱，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
敌退步我进步，日本的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
敌小我大，日本是个小国，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是个大国，能够支持长期战争；
敌寡助我多助，日本的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中国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
基于这些分析，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历经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他指出，战略相持阶段的时间将相当长，遇到的困难也将最多，但它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只有通过持久抗战，充分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才能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壮大自己的力量，最终赢得抗战的胜利。
《论持久战》的发表，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摸索的道路，为全国抗战提供了科学的战略指导。
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进行，武汉会战的打响，中国共产党越发意识到，打破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认知盲区迫在眉睫。
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十分有限，西方媒体大多被日本的宣传所误导，对中国的抗战形势存在误解。中国共产党急需向国际社会传达自己的抗战主张和战略思想，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毛泽东在1939年1月为英译本撰写的序言中就强调：“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这篇序言标志着《论持久战》从军事战略文本向国际政治宣言的转化。
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的正义性和持久性，才能赢得更多的国际援助和支持。他希望通过《论持久战》的英译本，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
这一序言为《论持久战》的英译传播奠定了基调，明确了传播的目的和方向。此后，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力量，推动《论持久战》的英译工作，开启了这部著作在国际上的传播之旅。
（二）
译介：文化战线的隐秘战役
《论持久战》的传播堪称战时文化奇观。
1938年7月，延安解放社首版单行本用土纸印刷，却在三个月内再版五次。国统区则出现了桂林文化供应社、重庆生活书店等版本，部分书籍采用暗语排版以规避审查，《新华日报》馆采用 “伪装术”发行：封面印着《战国策注解》《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等书名，内页实为毛泽东《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这种“障眼法”让这些书籍在严密查禁中仍流传至西南联大等知识重镇。
就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决定对《论持久战》等毛泽东著作进行英译，扩大影响范围。
抗战时期《论持久战》出现了4种英译稿，除杨刚和许孟雄的译稿外，还有刊登在《译丛周刊》的英译稿及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英译稿。其中最早产生实际影响的是杨刚译本。
1938年秋，公开身份是《大公报》记者的中共地下党员杨刚受周恩来委派，着手《论持久战》的翻译工作。
为确保秘密翻译工作的顺利开展，杨刚住进了其美国好友、美国杂志《纽约客》驻中国记者项美丽在上海霞飞路666号的别墅（现淮海中路1754弄的17号楼）。而项美丽的另一个身份就是邵洵美的“美国妻子”。
邵洵美、项美丽作为《Candid Comment》（《公正评论》）共同的创办人，为《论持久战》英译本的降生提供了安全的译稿空间。那段时间，项美丽负责杨刚的饮食起居，让杨刚可以毫无牵挂地翻译《论持久战》。
据项美丽回忆：“杨刚在翻译中不时和洵美字斟句酌，我也曾过目过，不过只是提些语法上的修改意见。洵美则为之润色。”在翻译过程中，毕业于剑桥大学英国文学专业的邵洵美还创造性地采用“音译加注”法处理军事术语。例如将“游击战”译为 "Guerrilla Warfare (You Ji Zhan: mobile warfare)"，既保留中文韵味又便于理解，将“人民战争”译为“People’s War”并加注释，强调群众基础。这些译法被后续译本广泛借鉴，成为抗战术语翻译的标准范式。
《论持久战》英文版三个关键人物——杨刚（左）、邵洵美（中）、项美丽（右）
在邵洵美、项美丽的鼎力支持下，1938年10月，杨刚不负众望，夜以继日伏案工作，依靠出色的语言功底，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翻译工作。
《论持久战》一经译出，邵洵美就决定先将英译稿放到英文杂志《Candid Comment》上连载。从1938年11月1日第3期至1939年2月9日第6期，《论持久战》共分四次在该报上连载，题为《Prolonged War》，作者署名为Mao Tse Tung（毛泽东），译者署名为Shih Ming，即“失名”，是杨刚的笔名。
邵洵美专门写了编者按，对《论持久战》给予极高评价：“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它不仅仅预示战争在威胁着我们，而且这个预言乃至种种情节都惊人地得到了证实。中国每个有识之士都熟悉这本书，但还是在这个连载中它才首次以英文出现”。
《论持久战》在邵洵美、项美丽发行的《CandidComment》（《自由谭》英文版）上连载
沦陷区的英译本的传播在当时具有特殊意义。
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外侨通过《Candid Comment》首次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理论。随着《Candid Comment》上公开连载的《论持久战》英译文与《论持久战》英文版小册子，在各地不断辗转传播，对当时在上海乃至国外的海外人士尽快了解中国抗战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抗战方针起到了重要作用，收获了世界各国和平人士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
（三）
邵洵美：不拿枪的敌后战士
邵洵美在《论持久战》国际传播的贡献不仅是在为杨刚提供秘密翻译地点、参与英译本的润色翻译、在自己创办的杂志上连载该文章，还体现在他接受中国共产党委托，发行出版了《论持久战》英文版单行本，还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向国际友人投送《论持久战》。
当《论持久战》英译稿全文发表后，为了扩大影响力与覆盖面，党组织计划以单行本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发行。
地下党组织决定委托出版经验丰富和人脉资源广泛的邵洵美负责秘密印刷工作。邵洵美被毛泽东的智慧和远见深深折服，没有选择推脱，而是义无反顾地承担下来。他还专门把毛泽东为即将出版的单行本写了一篇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的千字序言译为英文，置于单行本前页。
当时，由于邵洵美的时代图书出版公司不能印刷英文，几番斟酌后，他选择了一家素有往来的印刷厂秘密印制此书。为安全起见，送稿、传递、校样、成书等多个步骤流程，都是邵洵美与好友兼助手的王永禄亲自操办。
前后历时两个月终于印出500册书。书的大小为32开本，封面白底红字印着书名《论持久战》以及著作者的名字。
《论持久战》英文版单行本印刷完成后，为掩人耳目，500册书印刷完，全部装在项美丽的自备车里，由邵洵美开车运到项美丽住所藏起来。
经过商量，他们决定将这批书从3个渠道散发出去：
一部分交由项美丽，托德国驻上海领事馆见习领事华尔夫帮忙散发。华尔夫是项美丽的追随者，非常信任与尊重项美丽，能够充分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推动这项工作，他通过外交渠道散发至欧洲10国使馆，影响国际舆论；
一部分由杨刚主动承担，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渠道散发，主要是经香港转道缅甸进入滇缅公路，由苏联使馆武官处空运至莫斯科，通过国际友人邮寄至纽约、伦敦等城市；
剩下一部分则由邵洵美完成。为了确保分发工作的万无一失，每当夜深人静之时，邵洵美就亲自驾驶着豪华轿车悄悄上路，行驶在外国人聚居的僻静区域。他和坐在后座的王永禄时刻警惕周围动静，等到四下无人时，邵洵美就迅速停车，王永禄则拿上早已准备好的书敏捷跳车，飞奔到外国人的住宅前，往信箱里一塞，不敢耽误一秒又立即返身回到车上。
因为邵洵美在其创办的杂志上连载《论持久战》，邵洵美在那段时间受到日本特务的“特别关照”。他的住所周围常有人监视盯梢、危机四伏，家人提心吊胆。
这样充满危险的情况，还是在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以及日本人尚不清楚邵洵美秘密印刷发行《论持久战》的事情之前。
为了以防万一，邵洵美还特地买了一支手枪随身。即使这样，邵洵美也从未退缩过。不久，日本人通知《自由谭》创办人项美丽，警告她需要改变一下办刊的方针，应该对日本“友善”。面对这种无理而又强硬要求，刊物的实际负责人邵美洵自然不同意，于是最终只能停刊。
邵洵美在抗战期间，在文化出版领域还做过很多积极的事情，创办《自由谭》《见闻》等刊物，发表大量反战文章与国际通讯，其中1939年连载斯诺《西行漫记》第11章《回到保安》引发轰动；
运用特殊印刷技术秘密出版《论新阶段》等中共文献，1942年通过上海犹太难民社群转运译稿至重庆；
积极组织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资助丁玲、艾青等作家的抗日创作，其霞飞路寓所成为文化界秘密集会地；
“首创文化游击战术”，将宣传册伪装成商品说明书，通过洋行渠道输送至沦陷区，这些行动构建起立体文化抗战网络。
上海解放后，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夏衍专程登门造访邵洵美，代表党组织对他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下为完成《论持久战》的翻译和印发工作作出的贡献表示真诚感谢。
（四）
仰望：被历史铭记的文化星辰
邵洵美出身豪门，他的祖父邵友濂是晚清重臣，官至一品，曾任湖南巡抚、台湾巡抚，而邵洵美的外祖父盛宣怀是洋务运动的中坚人物，是中国近代有名的实业家。同时邵洵美又娶了自己的表姐、盛宣怀的孙女、民国才女盛佩玉。文坛领袖鲁迅曾与邵洵美有过“嘴仗”，曾经撰文讽刺邵洵美是“靠阔太太吃饭”的文人典型，在很长时间影响了世人对邵洵美的认知。
邵洵美的重新认识与评价是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与学术研究深化的典型案例，一方面源于史料发掘与档案解密，1985年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首次披露邵洵美参与《论持久战》翻译的史实，打破长期禁忌；
2005年，邵洵美女儿邵绡红在整理其父书信日记的基础上，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爸爸邵洵美》，首次展现其文化抗战细节；2022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史料与阐释 邵洵美·黄逸梵·郁达夫》，收录散佚多年的译稿与政论文章。
另一方面是在学术研究范式上的突破，邵洵美的文学价值被重估；邵洵美在中国翻译史的地位被重新定位；邵洵美在隐蔽战线的贡献被挖掘研究。从目前的视角看，当年的鲁迅只看见了邵洵美的皮囊，的确未能看清其同样高洁的灵魂。
201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由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指导，中央电视台、军事科学院联合摄制的8集大型纪录片《东方主战场》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科教频道等9个频道播出。
在第三集《浴血坚持》中，特别提到邵洵美作为新月派诗人，主动将毛泽东《论持久战》片段在英文杂志《Candid Comment》连载，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抗战理念。这组镜头的出现，是从中国抗战史的角度，高度评价了邵洵美在文化抗战中的特殊贡献。
2017年《中国出版家？邵洵美卷》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推出，系统梳理其出版功绩。该项目是由时任国家新闻出版署柳斌杰署长担任主编的“中国出版家丛书”中的一册，由人民出版社承担组稿和出版任务，经过人民出版社10余年的努力，目前已出版传记35种、介绍包括张元济、邹韬奋等中国出版家36位，邵洵美名列其中，可以说是从出版家角度予以邵洵美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
《中国出版家？邵洵美卷》封面
2019年12月，经多方的不懈努力，由邵洵美、项美丽创办的曾经散落在海内外、样刊版本不全的中文版《自由谭》（共7期）和英文版《Candid Comment》（共8期）得以集齐，并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汇编为两册，按照12开，原大影印出版，也使得《论持久战》首发的英译版能以原始的面貌再度呈现在公众视野中。
2024年12月10日，一场由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上海书店出版社共同举办的《邵洵美全集》出版座谈会在上海举行，针对迄今为止搜罗最全、篇幅最大的邵洵美作品汇编、共十一册的《邵洵美全集》正式出版，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探讨了邵洵美作品对于海派文化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城市文化研究，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多个方面的意义。
一声喊杀齐反攻，
锄头铁铲全发动：
这一次大军忽从田里起，
又像暴雨，又像狂风。
几十年侮辱今天翻本，
几十年羞耻今天洗净：
从前骂我的今天我剥他的皮，
从前打我的今天我抽他的筋。
这是曾经新月派诗人的邵洵美在1938年创作的《游击歌》中的一段，可以看出相较于之前的诗风为之一变。其中，最大的变化是这些作品都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描写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语言采用朗朗上口的口语。有文学评论家追根溯源，“从邵洵美的《游击歌》等诗中，我们依稀看出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影响。”
注：甬派《烽火"艺甬军"—抗战中的甬籍文化名人》专题，特邀郁伟年担任主编。
专栏嘉宾简介
郁伟年，宁波市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
沙力，宁波市政协常委、同泰嘉陵董事长、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院长。
黄江伟，品牌策划专家、名人文化研究专家，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特聘研究员，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甬派客户端特邀嘉宾 沙力 黄江伟/文 郁伟年/主编
编辑： 应波纠错：17196465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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