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战正酣，杭州危在旦夕。文澜阁《四库全书》乃中华文脉之精华，若毁于战火，吾辈将愧对列祖列宗。训慈愿以命相搏，护此瑰宝周全。”

　　这是一份写于1937年11月12日、摆在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桌上一封信的内容。这封字里行间满是对国家命运和文化典籍忧虑信件的落款人，正是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

　　人物名片

　　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浙江慈溪县官桥（今属宁波余姚市）人。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中学历史教员、浙江图书馆馆长、《文澜学报》创办人、浙江大学教授、浙江大学龙泉分校筹建人等职。

　　抗战期间，陈训慈主持文澜阁《四库全书》抢运工作。

　　（一）

　　文脉：命运多舛的文澜《四库》

　　清乾隆年间，盛世修书，一场文化盛举在华夏大地展开。

　　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纪昀（纪晓岚）等360多位高官、学者投身编纂工作，3800多人参与抄写，历13年，这部《四库全书》涵盖经、史、子、集四部，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总字数近8亿的巨型丛书终于告成。

　　《四库全书》不仅是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一次系统总结，更是展现了当时中国在学术、文化领域的深厚底蕴，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为了妥善保存这部文化瑰宝，乾隆帝命人手抄了7部，分别藏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这七座藏书阁，宛如七颗明珠，守护着《四库全书》，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清朝国势的衰微，战火纷起，这些珍贵的藏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劫难。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战火迅速蔓延。镇江文宗阁和扬州文汇阁在这场战乱中首当其冲，惨遭焚毁，两部《四库全书》也随之化为灰烬。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惨遭劫掠，文源阁《四库全书》也未能幸免于难，葬身火海。

　　短短数年，七部《四库全书》便有三部毁于战火，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也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遭遇了灭顶之灾：太平军第二次攻入杭州，文澜阁被用作兵营，《四库全书》被随意丢弃，阁倒书散。文化的传承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幸运的是，杭州藏书家丁丙、丁申兄弟在逃难途中偶然发现，镇上小贩竟用《四库全书》的散页包裹食品。这一发现让他们痛心疾首，也激发了他们抢救古籍的决心。

　　丁氏兄弟不顾战乱危险，四处收集散落的书籍，经过半年努力，共抢救并购回文澜阁《四库全书》8689册，占全部文澜阁本的四分之一。

　　此后，丁氏兄弟又组织人员进行补抄，他们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等江南十数藏书名家处借书，招募100多人抄写，历时7年，补抄26000余册，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大体恢复了原有规模。

　　民国时期，浙江省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继续组织补抄，史称“乙卯补抄”；海宁张宗祥发起“癸亥补抄”，抄写人赴京参照文津阁《四库全书》进行补抄。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文澜阁《四库全书》不仅恢复了原貌，还在补抄过程中参照多种善本，对原书进行了校勘和补充，使其学术价值更胜一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战火迅速蔓延，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瞬间陷入战火之中。杭州，这座紧邻上海的城市，也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敏锐地意识到文澜阁《四库全书》正面临着巨大的威胁。一旦杭州沦陷，这些珍贵的古籍极有可能再次毁于战火，或者落入日军之手。

　　陈训慈深知，这些书籍不仅是图书馆的瑰宝，更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保护它们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后据有关史料研究的挖掘表明，日本对文澜阁《四库全书》觊觎已久。杭州沦陷后，日本的“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曾专门派人从上海到杭州寻找文澜阁本，想把这部珍贵的图书劫夺到日本去，但此时文澜阁《四库全书》已被安全转移了。

　　陈训慈（前排中间）就任浙江图书馆馆长在大学路馆舍前与全体职员合影（1932.3.25）

　　（二）

　　迁徙：跨越五省的文化苦旅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陈训慈就开始组织馆员赶制木箱，于1937年8月4日，将140箱（约3.6万册）《四库全书》与88箱善本秘密运往杭州附近富阳渔山石马村。

　　然而，局势的发展比陈训慈预想的还要迅速。11月，日军登陆金山卫，杭州危在旦夕。此时，陈训慈一面积极筹措运费，一面寻找更为安全的存放地点。陈训慈专程拜访恩师竺可桢校长，商议对策。

　　两人深知此事的紧迫性，共同向教育部力争，请求支持。

　　11月13日和20日，陈训慈数次前往省教育厅求助，却只领到三百元，无奈之下，他只好四处举债，以筹集运书款。陈训慈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时局日益紧张，《四库全书》安危，如悬一线，每念及此，夜不能寐”。

　　在竺可桢的协调下，浙江大学提供了卡车，帮助陈训慈将《四库全书》分批运往建德。

　　12月3日，《四库全书》和善本自富阳启程，向南运抵桐庐，随后又继续向南到达建德县，最后运抵浙、闽、赣三省交界处的浙江省龙泉县。在运输途中，车队还遭遇了敌机的轰炸。炸弹在周围爆炸，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整个车队陷入了混乱。

　　司机们惊慌失措，拼命地躲避着炸弹，然而，还是有一些车辆不幸被击中。部分书箱落水，珍贵的古籍面临着被水浸泡的危险。护书人员不顾自身安危，纷纷跳入水中，抢救书箱。

　　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图。来源：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公众号

　　1938年3月27日，在陈训慈的精心安排下，包括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内的浙图典籍由龙泉起运，踏上了前往贵州的漫长征程。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4月30日深夜，《四库全书》终于运抵贵阳。

　　初到贵阳，《四库全书》暂存于科学路贵州省立图书馆内，后又转运至威清门外的张家祠堂。不到一年，1939年2月4日，日机空袭贵阳，轮番轰炸贵阳最繁华的大十字商业区及周边地段。存放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张家祠堂与大十字商业区的直线距离只有两公里，《四库全书》安全再次受到严重威胁。

　　在这危急关头，陈训慈与竺可桢紧急商议，决定为《四库全书》寻找一个更为安全的藏所。经过多方考察，他们选定了城北郊外一个天然形成的溶洞——地母洞。

　　为了确保《四库全书》的安全，工作人员对洞内进行了精心的布置。

　　他们在洞内筑起木台，以石块铺叠为柱脚，木板下放置石灰，以起到防潮的作用。另于台上近洞顶处，建斜形瓦棚一座，用遮滴水。洞侧凿有水沟，俾洞顶滴水，沿瓦流下，顺而注于洞底，汇入山穴。

　　为方便看守《四库全书》的职员、工役和警卫住宿，还在洞口附近建了3间草房。在漫长的岁月里，护书人员默默坚守在地母洞，悉心照料着《四库全书》。

　　他们克服了洞内潮湿、阴暗的环境，忍受着寂寞与孤独，只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他们的努力下，文澜阁《四库全书》在贵阳被安全秘藏6年零8个月时间，其中在地母洞存放时间长达5年零8个月，未损一册。

　　贵阳地母洞藏书库旧影（1942.5.10）

　　1944年11月，日军进攻贵州独山，贵阳告急。国民政府下令将文澜阁《四库全书》紧急迁往重庆，12月8日从贵阳出发，经公路运输抵达重庆青木关，由中央图书馆暂存。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15日，文澜阁《四库全书》由教育部科长徐伯璞、浙图馆员夏定域等8人及12名警察护送，取道川南、贵州、湖南、江西，历时50余天，于7月5日安全抵达杭州，重归文澜阁。

　　（三）

　　功绩：前丁后陈 永垂不朽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文化大迁徙中，陈训慈无疑是最核心的人物。他不仅是这场行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更是一位无畏的勇士，在困境中坚守，为保护《四库全书》倾尽全力。

　　在筹备抢运时，面对主管部门的推脱与经费的严重短缺，陈训慈没有丝毫退缩。他四处奔走，向亲朋好友借钱，甚至不惜典质衣物。

　　据《陈训慈日记》记载，1937年11月，他“典质衣物，得款三百元，暂济燃眉”。

　　除了筹措经费，陈训慈还积极协调各方力量，确保《四库全书》的安全转移与存放。据记载，他曾在重庆当面向蒋介石汇报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存贵阳地母洞和浙江图书馆馆藏文献南迁的详情。

　　他还利用各种机会，向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宣传保护《四库全书》的重要性，争取他们的支持。在他的努力下，重庆国民政府对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安危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陈训慈《运书日记》、日记手稿。

　　在运输过程中，陈训慈始终亲自参与，事无巨细，都要一一过问。

　　他与护书人员一起，日夜兼程，克服了重重困难。每到一处，他都会仔细检查书箱的存放情况，确保书籍不受损坏。他还积极与当地政府和民众沟通，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1940年10月，陈训慈应兄长陈布雷的邀请，前往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处秘书。在赴任途中，他特地赶到贵阳的地母洞，查看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存放情况。看到《四库全书》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依然保存完好，他感到无比欣慰。

　　在文澜阁《四库全书》东归时，国民政府曾拟将文澜阁《四库全书》留在重庆，陈训慈联合张宗祥等浙籍学者据理力争，强调“浙人补抄之功”，终使文澜阁《四库全书》于1946年7月重返杭州文澜阁。

　　同时，他又以极其开放的文献价值共享的理念，推动贵州地方学者利用文澜阁《四库全书》史料编纂《贵州史料第一集》，为地方文献研究提供支持。学界对陈训慈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前丁（丙）后陈（训慈），永垂不朽”。

　　陈训慈的贡献不仅在于古籍的物理保全，他在担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期间，先后创办《文澜学报》《浙江图书馆馆刊》《图书展望》《读书周报》等刊物。

　　其中，《文澜学报》以“研究中国学术，阐扬浙江文献”为宗旨，是浙江第一家省级学术刊物，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为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搭建了重要平台；1939年，他还曾受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委托，在艰苦条件下筹建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并主持工作，为战时培养了大量人才，推动了当地教育事业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陈训慈又历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任委员兼图书资料室主任等职，致力于图书征集、整理和搜集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历史与革命文物史料，为文物保护和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四）

　　传承：不负先哲遗泽

　　岁月悠悠，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传奇经历，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人们遗忘。相反，它成为学术界深入研究的焦点，吸引着无数专家学者去探寻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2004年5月，杭州出版社与浙江图书馆签署了共同合作整理出版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协议。

　　经过数码翻拍，文澜阁《四库全书》全部被拍成了数字照片，制成了美观而存真的影印件。

　　2006年2月22日，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经部开机印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对这部文化巨著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批示：“《四库全书》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将其影印出版，这是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对于我省开展的文化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同志的批示，不仅肯定了整理出版《文澜阁四库全书》的重要性，也为后续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

　　2015年7月，历时十年，累计投资4300余万元，存放于16只大书柜内、共1559册，累计约5吨重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出版工作，最终集合了政府部门、出版界和民间的力量得以完成。

　　为了铭记这段历史，传承护书精神，各地纷纷建立起了相关的纪念空间。

　　在杭州，孤山文澜阁旧址设立了“浴火文澜” 展陈馆，通过珍贵的历史照片、实物和多媒体展示，生动地再现了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的艰辛历程。在贵阳，位于贵阳市鹿冲关森林公园的地母洞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成为人们缅怀历史、传承精神的重要场所。

　　在纪念活动方面，各地也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以表达对陈训慈和护书人的敬意。

　　200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收录了众多学者对陈训慈学术成就和护书功绩的研究文章。陈训慈《运书日记》《经世一书生——陈训慈传》等书籍的出版发行，也让更多人可以从传记、日记、学术论著、档案等多维度了解陈训慈的生平与贡献，尤其是陈训慈和文澜阁《四库全书》抢运的故事，从而更好激发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 。

　　“当此国难，吾辈守书人唯有以命相搏，方不负先哲遗泽。”

　　再读到陈训慈《运书日记》中的这些文字，一部用生命书写的文化史诗又会浮现在人们眼前。从战火纷飞的杭州到隐秘的贵州山洞，从举债迁书的困顿到战后回迁的艰辛，如今都静静地陈列在浙江图书馆开开合合的文澜阁《四库全书》里。

　　注：甬派《烽火"艺甬军"—抗战中的甬籍文化名人》专题，特邀郁伟年担任主编。

　　专栏嘉宾简介

　　郁伟年，宁波市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

　　沙力，宁波市政协常委、同泰嘉陵董事长、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院长。

　　黄江伟，品牌策划专家、名人文化研究专家，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特聘研究员，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甬派客户端特邀嘉宾 沙力 黄江伟/文 郁伟年/主编

编辑： 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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