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艺甬军|废墟上搭舞台看马彦祥的戏剧人生-新闻中心专题-中国宁波网

【专题】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我们的舞台不在租界的霓虹灯里，而在闸北的废墟上，在难民的棚户中。”

　　这是一封写于1937年9月15日、现保存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档案信函中的一句话，写信的正是时任上海救亡演剧队秘书长的马彦祥。1937年10月，田汉在《抗战戏剧》创刊号上引用此语作为发刊词，将其上升为整个戏剧界的行动纲领。

　　人物名片

　　马彦祥（1907—1988），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戏剧活动家、编剧、导演、戏剧理论家。早年加入复旦剧社、左翼戏剧家联盟。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抗战期间，马彦祥参与上海救亡演剧队组建并担任秘书长。

　　（一）

　　团结：抗日救亡团队涌现

　　1930年代，上海，这座屹立于远东的大都市，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它是中国的经济心脏，工业产值占据全国的40%，对外贸易额更是高达全国的60%。外滩的万国建筑见证了它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辉煌，黄浦江畔的码头上，商船往来如织，源源不断地吞吐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工厂里机器轰鸣，纺织、机械、化工等产业蓬勃发展，为中国的经济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然而，这片繁华之下，却隐藏着深深的伤痛。自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战火燃起，上海便陷入了无底的苦难深渊。闸北、虹口等区域首当其冲，成为战争的重灾区。12万间房屋在炮火中轰然倒塌，无数家庭流离失所，曾经温馨的家园瞬间化为乌有。

　　据《上海市档案馆藏“一？二八”事变档案汇编》记载，仅这一天的轰炸，就导致6080名平民死亡，2000人重伤，无数鲜活的生命消逝在战火之中，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曾经繁华的街道，变得满目疮痍，残垣断壁诉说着战争的残酷与无情。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上海抗战的中流砥柱。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团结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等社会各界人士，发起成立了众多抗日救亡团体。

　　其中，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于1937年7月28日成立，蔡元培、潘公展、厉麟似、胡愈之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均参与其中，马彦祥也是该协会的重要成员之一。该协会通过出版刊物、组织演讲、开展救亡活动等方式，广泛宣传抗日主张，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在共产党的引领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上海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策源地。工人阶级以罢工、示威等形式，表达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抗议，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展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决心。

　　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举行抗日宣传活动，呼吁民众团结起来，共赴国难。他们的声音，如同一把把火炬，点燃了民众心中的爱国火焰。

　　文化界人士则用笔墨和舞台，创作了大量抗日文艺作品，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他们的作品，如同一剂强心针，鼓舞着人们的士气，坚定了人们抗战到底的信念。这些抗日力量的聚合，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长城，抵御着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文化界救亡协会，战时服务团、救亡演剧队等各种抗日服务与鼓动力量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团体大多由热血青年和爱国人士组成，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前线、街头、工厂、学校，为抗日将士提供物资援助、救护伤员，用文艺表演的形式鼓舞民众的士气，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他们的行动，如同点点星火，在上海这座城市汇聚成了一股强大的抗日洪流。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马彦祥与他的同仁们，即将在上海的舞台上，书写一段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篇章。

　　（二）

　　出发：分赴各地的救亡演剧队

　　1937年8月20日，由夏衍、于伶、马彦祥等人共同发起组建了上海救亡演剧队，旨在通过戏剧宣传抗日救亡。马彦祥，这位热血的戏剧家，临危受命，出任上海救亡演剧队秘书长兼一队队长。

　　他深知，在这个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戏剧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把利刃，能够刺向敌人的心脏；是一面旗帜，能够凝聚起民众的力量。

　　上海救亡演剧队旗帜

　　在马彦祥等人的主导推动下，13支救亡演剧队如雨后春笋般陆续组建起来。这些演剧队堪称“文艺轻骑兵”，每队虽仅有15—20人，却个个都是精英。他们中有才华横溢的导演，能够用独特的视角诠释剧本，将角色塑造得栩栩如生；

　　有演技精湛的演员，能够用真挚的情感打动观众，让人们仿佛身临其境；有心灵手巧的舞美，能够用简单的道具营造出逼真的场景，为演出增添氛围。

　　他们带着简陋的行装和满腔的热血，踏上了抗日宣传的征程。一队赴华北、二队赴华东、四队赴华中。马彦祥所在的第一队成员有陈波儿、袁牧之、崔嵬、程默、邸力、丁里、方殷、贺绿汀、黄文、李丽莲、李农、刘白羽、马英全、聂绀弩、欧阳山尊、潘奇、塞克、王光鼎、王贵、王苹、王震之、王余杞等。

　　1937年8月22日，一队从上海出发，当天晚上到了南京，9月下旬到达开封，10月中旬抵洛阳，10月底到西安，12月下旬到了临汾。

　　1938年1月，一队离开临汾，继续北上，来到洪洞县境内的马牧。1938年初，演剧一队抵达延安。著名的《游击队歌》就是在一队在慰问驻地临汾八路军期间创作的。

　　《放下你的鞭子》《八百壮士》等剧目成为他们的“秘密武器”。这些剧目以其真实的情节、强烈的感染力，深深地触动了观众的心灵。

　　《放下你的鞭子》讲述了父女俩在日寇铁蹄下流离失所，被迫卖艺为生的悲惨遭遇。当剧中的女孩因饥饿而晕倒，父亲举起鞭子欲打时，观众的心被紧紧地揪了起来。随后，剧中人物对日本侵略者的血泪控诉，如同一把把利剑，刺向观众的内心，激发起他们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

　　《八百壮士》则展现了中国军队在四行仓库奋勇抵抗日军的英勇事迹。演员们用激昂的表演，再现了战士们的坚定信念和无畏精神，让观众为之热血沸腾，感受到了中国人民不屈的脊梁。

　　这些演剧队的足迹遍布华东、华中战区。他们从上海出发，沿着铁路、公路，一路前行。所到之处，皆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在南京，他们在街头、广场搭建起简陋的舞台，为那些在战火中失去家园的人们带来了一丝温暖和希望。在武汉，他们走进工厂、学校，为工人们、学生们讲述抗战的故事，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据《抗战戏剧史料》记载，仅1937年秋冬，各演剧队就在南京、武汉等地演出400余场，观众逾50万人次。每一场演出，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每一次掌声，都是对侵略者的一次呐喊。这些演剧队，用他们的艺术，为抗战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分赴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演出的战时演剧队

　　马彦祥不仅是演剧队的组织者，更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创作者。

　　在1937—1940年间，他笔耕不辍，创作了《国贼汪精卫》《保卫卢沟桥》等12部话剧。《国贼汪精卫》以犀利的笔触，揭露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丑恶行径。剧中，汪精卫的贪婪、懦弱、卖国求荣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观众在观看演出时，对汪精卫的痛恨之情溢于言表，纷纷表示要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绝不当亡国奴；《保卫卢沟桥》则是一部集体创作的作品，这部剧以卢沟桥事变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军民奋起抵抗的英勇场景。它的上演，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让人们更加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他们的故事，让观众深刻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无情，也更加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

　　除了创作话剧，马彦祥还肩负起了主编《抗战戏剧》月刊的重任。这本刊物为抗战时期的戏剧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它发表了田汉、洪深等众多剧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风格各异，但都围绕着抗战这一主题，展现了剧作家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痛恨。刊物的发行量最高达3万份，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它不仅在国内广泛传播，还流传到了海外，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精神风貌。

　　《抗战戏剧》月刊上，还刊登了许多关于戏剧理论、演出实践的文章。这些文章为戏剧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推动了抗战戏剧的发展和创新。

　　马彦祥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抗战戏剧的意义和作用，呼吁戏剧工作者要深入生活，创作出更多贴近民众、鼓舞士气的作品。他的观点，得到了广大戏剧工作者的认同和响应，为抗战戏剧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

　　马彦祥：戏剧需要更广阔的舞台

　　马彦祥出生于浙江鄞县的书香门第，其父马衡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故宫博物院院长，伯父马裕藻、叔父马鉴等人均为北大教授，素有“北大五马”之称。母亲叶薇卿系宁波帮代表人物、“五金大王”叶澄衷之女，出身名门，思想开明，常在家中组织京昆雅集。

　　据《鄞县马氏宗谱》记载，幼年马彦祥常随母亲出入上海天蟾舞台，对京剧《挑滑车》《霸王别姬》等剧目耳濡目染，12岁即在澄衷蒙学堂登台饰演《空城计》中的诸葛亮。1923年，16岁的马彦祥因痴迷京剧遭父亲反对，竟翻墙逃学去听戏，终被母亲带回上海。母亲并未责罚他，反而资助他组织学生剧社，这成为其戏剧生涯的起点。

　　1926年考入复旦大学后，马彦祥加入洪深创办的复旦剧社。洪深要求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戏剧”，排演《赵阎王》时，马彦祥被指定饰演士兵，洪深教导他：“演员要像挤柠檬汁，榨出最后一滴情感。”

　　1928年，马彦祥在洪深执导的《西哈诺》中饰演主角，《西哈诺》连演12场，吸引上海文艺界关注。

　　1927—1931年间，马彦祥主演或导演了《女店主》《寄生草》等多部话剧，奠定了其在戏剧界的地位。

　　马彦祥1929年参加上海剧艺社，1930年在广州主编《戏剧》双月刊，1932年在天津主编《戏剧电影周刊》，1934年后与田汉等筹组中国舞台协会，与曹禺等创办半职业剧团中国戏剧学会。

　　1934年后任齐鲁大学副教授、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师，参加组织中国戏剧协会。

　　左起：田汉、马彦祥、俞珊、欧阳予倩、洪深、唐槐秋合影

　　1937年抗战爆发后，马彦祥任上海救亡演剧队秘书长兼一队队长，组织13支队伍分赴华东、华中战区；任上海救亡演剧一队队长。继至桂林，主编《抗战戏剧》半月刊，导演《夜光杯》《黑地狱》等剧。

　　1942年到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与洪深、焦菊隐等共同培养戏剧人才。他编写的《戏剧概论》讲义、《最佳抗战剧选》，成为当时戏剧教育的重要教材和戏剧演出的剧本来源。1943年到重庆任中央青年剧社社长，演出《南冠草》《少年游》等剧。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北平主编《新民报》副刊《天桥》，任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北平分会秘书长。

　　马彦祥抗战期间出版的著作

　　1948年，马彦祥赴华北解放区，出席第一届华北人民代表大会，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年后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副局长、艺术局副局长、艺术研究院顾问、文化部顾问，中国文联第一至四届委员。后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和第三届副主席等职。

　　他在担任行政职务之余，着力从事戏曲理论研究，著有《马彦祥文集·戏曲论文卷》。先后改编、导演了京剧《柳荫记》《三座山》《武则天》《逼上梁山》和话剧《夺印》等。1980年至1983年间，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的编辑工作，主编“戏曲声腔剧种"分支条目。

　　其子马思猛所写《攒起历史的碎片》的前言中这样描述其父：“父亲的精力充沛使我这个后人自叹不如，而父亲一生又是如此丰富多彩。从14岁开始向小报投稿，先报人、后主编，然后演过话剧，做过编剧和导演，进过票房拜师学艺票京剧，翻译过剧本和小说，任过剧社社长，当过剧场经理，直至最后做了“戏官儿”。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戏剧事业，就连他所有的爱情也均来自戏剧舞台。”

　　（四）

　　典范：实践与理论并重的精神

　　1988年1月8日马彦祥逝世后，戏剧界与学术界通过多场纪念活动系统梳理其历史贡献。

　　1988年2月8日，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中国艺术研究院在北京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召开“纪念马彦祥同志座谈会”，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庚指出：“马彦祥同志的戏剧实践始终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他在抗战时期提出的‘戏剧下乡’理念，不仅拓展了话剧的传播空间，更培育了焦菊隐、吴祖光等戏剧人才，为新中国戏剧事业奠定了群众基础。”

　　戏剧教育家孙家琇在研讨会上特别指出：“马彦祥在复旦剧社时期提出的‘戏剧大众化’主张，早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理念，其主演的《西哈诺》将欧洲古典戏剧与中国现实结合，这种跨文化实践为中国话剧的民族化提供了重要参照。”

　　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余从在《怀念马老学习马老一在纪念马彦祥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深情回忆“在他弥留之际，马老仍然念念不忘戏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戏曲改革工作的重任，是1948年8月于西柏坡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委托给他的。他忠于职守，公而忘私，为之奋斗了三十九年，作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然而他从未想到自己，在病魔缠身生命垂危的时刻，他所记挂的，所思考的，殷切期望我们的仍然是这件事。”

　　1995年起，文化艺术出版社陆续整理出版的《马彦祥文集》，这套文集完整呈现了马彦祥 “戏剧救国—戏曲革新—学术奠基”的三重人生轨迹，尤其是抗战时期撰写的《抗战戏剧》月刊文章，既是历史文献，也是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重要源头。

　　《马彦祥文集》共分四卷：第一卷《戏曲理论卷》收录《戏剧概论》《现代戏剧讲座》等早期理论著作，系统阐述 “戏剧是武器”的战斗美学，以及话剧与戏曲融合的可能性；

　　第二卷《戏曲研究卷》以《二簧考原》《地方剧演技溯源》为核心，考证京剧声腔演变，提出“戏曲程式是动态美学体系”的重要论断；

　　第三卷《话剧实践卷》收入《国贼汪精卫》《北京人》等剧本及导演手记，记录其从抗战救亡到新中国戏曲改革的创作轨迹。

　　2022年起，宁波有关部门启动了“传奇五马”文化馆的筹建工作，选址在“北大五马”祖居地邱隘镇盛垫桥的“邱家大屋”，该馆已于2025年6月18日正式开馆，馆内主要是展示马彦祥父亲马衡及其他四位兄弟在各自领域的卓越成就，但在“马氏家族”版块中，也专门辟出版面，介绍马彦祥这位对中国戏剧有着突出贡献的家乡人。

　　1938年1月，马彦祥为《抗战戏剧》半月刊撰写了社论《我们的意见》，文章进一步强调抗战演剧应该推向“全国的各乡村”，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加强农民对抗敌的认识，充实农民的抗敌决心。

　　1938年7月发表的《一年来戏剧作战的检讨》一文，仍然关注抗战戏剧在农村的进展，认为抗战戏剧存在的不足是未能“充分地理解农民的特性”；未能“实际地来解除他们生活上所受到的种种压迫与痛苦”；未能“尽量地运用农民原有的机构”，“改善它，补救它，使它适合战时的需要”。

　　从淞沪硝烟到重庆雾都，他始终以戏剧为武器，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连。这种精神在当代依然闪耀：

　　当我们在剧场观看《茶馆》《白鹿原》时，当年轻戏剧人在乡村搭建临时舞台时，都能感受到这位先驱者留下的艺术火种。马彦祥与上海救亡演剧队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历史记忆，更是一种文化基因，激励着后人在时代浪潮中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