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艺甬军|出版传奇张静庐:20元创杂志公司筑抗战"文化长城"-新闻中心专题-中国宁波网

　　“铅椠辛勤廿五季，文坛几见斗芳妍。是真名著千秋业，拣选刊行世始传。”

　　这是1943年，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主要领导人董必武为一名出版家题写的诗句，他正是从宁波镇海走出去的出版家张静庐。

　　人物名片

　　张静庐（1898—1969），浙江镇海县灵绪乡（今属宁波慈溪市龙山镇）人。著名出版家、编辑家。曾任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部主任，光华书局、上海联合书店、现代书局经理，上海杂志公司、联营书店总经理，国家出版总署计划处、私营企业处处长，古籍出版社编审，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组组长等职。

　　抗战时期，张静庐组织发行系列“抗战丛书”。

　　（一）

　　战火：出版之城的生死抉择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堪称中国出版业的璀璨明珠，被誉为“出版之城”。

　　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五大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和开明书局齐聚于此，它们的出版物册数占全国出版物总册数的60%以上。上海不仅拥有先进的印刷设备、健全的发行网络，还汇聚了大批出版、印刷和发行方面的优秀人才。

　　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陷入了战火的深渊。这场战争给上海的出版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当时，上海大多数编辑印刷机关均设在华界闸北、宝山、杨树浦一带，来不及迁往内地或转移租界的，多在战火中化为灰烬，损失惨重。

　　曾经是“中国三大工厂之一”的上海大连湾路的世界书局印刷厂，被日本商社华中印会社侵占使用，机器设备被破坏，生产陷入停滞。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五大书局也未能幸免，被宪兵队以“有害读物”为名扣押的图书总数多达1918万余册，大量珍贵的文化典籍和进步书刊被查禁、销毁。

　　随着东北、华北及东南各省的相继沦陷，侵华日军和敌伪势力对上海进行了严密封锁和统制。

　　上海先前构建的通达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的图书发行网络和全国性的图书市场土崩瓦解。邮购网络中断，书店纷纷关门，读者难以买到心仪的书籍。而此前支撑上海出版业繁荣的文化精英们，也纷纷撤离上海，转往内地。

　　他们的离去，使上海出版业失去了核心的创作力量和编辑团队，许多刊物被迫停刊，出版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停滞”成为这一时期上海出版业的代名词。

　　在日军的高压统治下，上海的出版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文化阵地出现了坚守与沦陷的分化。部分刊物为了迎合日军和汪伪政权，沦为了汉奸喉舌。

　　《古今》杂志以“不谈政治，专谈风月”为幌子，实则粉饰太平，宣扬“和平剿共”的反动思想，试图麻痹民众的抗日意志；《杂志》则积极为汪伪政权摇旗呐喊，刊登美化侵略的文章，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宣传工具。

　　然而，也有许多刊物坚守着抗日的立场，与侵略者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救亡呼声》《抗战》等红色刊物，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出版，它们以笔为枪，揭露日军的暴行，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

　　由于受到日军的严密监控和打压，这些刊物不得不转入地下，采用“无线战略”进行游击式传播。它们通过秘密印刷、分散发行的方式，将抗日的声音传递给广大民众。有的刊物甚至伪装成普通的书籍或生活用品，躲避日军的搜查，如将刊物藏在茶叶罐、饼干盒中，通过秘密渠道运往各地。

　　张静庐，这位从宁波镇海走出去的出版人，经历过上海出版行业的高光时刻。他先后任职于光华书局、现代书局，积累了丰富的出版经验。

　　在光华书局，他参与编辑了《洪水》等刊物，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在现代书局，他更是大胆创新，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书籍和杂志，展现出了卓越的出版才华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而在见证商务印书馆被炸等一系列文化侵略的残酷现实时，张静庐敏锐地意识到：“杂志是最锋利的舆论武器。”

　　面对出版业的困境和文化阵地的沦陷，他决心以自己的力量，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传播开辟一条道路。他开始思考如何将上海杂志公司的出版内容从纯文艺转向抗战文艺，用文字唤起民众的觉醒，鼓舞抗日的士气。

　　位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的上海杂志公司旧址

　　（二）

　　转型：上海杂志公司的抗战突围

　　1934年，张静庐怀揣着对出版事业的热爱和独特的商业眼光，以仅有的20元资金，在上海创办了上海杂志公司。

　　在那个群雄逐鹿的出版市场中，上海杂志公司凭借其创新的经营理念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迅速崭露头角。公司不仅代理发行国内各种杂志，还独立出版了几十种杂志，成为当时全国独一无二的专营杂志的书店。

　　然而，随着抗战的爆发，上海杂志公司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战火纷飞，社会动荡，民众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张静庐深刻认识到，出版业不能再仅仅局限于商业利益，而应肩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于是，他毅然决定将公司的出版方向从纯文艺转向抗战文艺，以文字为武器，为抗战事业贡献力量。

　　1938年，上海杂志公司推出具有深远影响的“抗战丛书”，这套丛书以“唤醒民众、服务抗战”为宗旨，涵盖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形成了“游击队小丛书”“大时代文库”“当代青年丛书”“抗战丛刊”“战地生活丛刊”“战地报告丛刊”“新军事学丛书” 等抗战丛书系列。

　　其中，《游击战术》系统阐述了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三个月内重印五次，销量突破2.4万册；

　　《救亡呼声》旬刊以“唤起农工大众齐赴抗敌阵线”为宗旨，刊登了郭沫若、夏衍、邹韬奋等名家的文章。这些文章言辞犀利，观点鲜明，深刻揭露了日军的暴行，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成为华南地区抗日的号角；

　　《战时经济学》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所著，徐宗士翻译，纵论战争之经济学问题，为中国的抗战经济提供了理论指导，该书被列为国民党军队指定读物，对指导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战地通讯集》则收录了范长江等众多战地记者的通讯报道，真实地记录了抗战前线的战斗场景和军民的生活状况，让读者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抗战的艰辛，以真实故事激发民众抗战热情。

　　张静庐出版一系列抗战丛书

　　在抗战时期，发行网络的畅通对于抗战文艺的传播至关重要。为了使“抗战丛书”能够更广泛地传播，张静庐采取了一系列创新的发行策略。他提出了“统一书号、统一装帧、统一发行”的方针，使得丛书在外观上整齐划一，便于识别和推广。

　　同时，他积极与各地的书店、书摊合作，建立了广泛的发行网络，确保丛书能够迅速到达读者手中。然而，日军的封锁和破坏使得图书发行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邮路中断，交通受阻，许多书店被迫关门，出版业的发行网络几乎陷入瘫痪。

　　面对这一困境，张静庐没有退缩。他积极寻找解决方案，努力重建发行网络。他组建了“流动书社”，以桂林、重庆为枢纽，打通了“桂林—贵阳—重庆”西南运输线，年均运输图书超10万册。这些流动书社就像一个个移动的文化堡垒，穿梭在大后方的城市和乡村，将抗战书籍送到了广大民众手中。

　　为了躲避日军的检查，张静庐亲自赴香港洽谈印刷业务，并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将刊物伪装成日用品运输。他将书籍藏在茶叶箱、木箱等普通货物中，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运往内地。这种冒险的运输方式虽然充满了风险，但成功地将许多珍贵的抗战书籍送到了读者手中。

　　在张静庐的努力下，上海杂志公司的发行网络逐渐恢复并扩大。至1940年，公司在全国设立了37个分支机构，形成了一条坚韧的“文化生命线”。这些分支机构分布在大后方的各个角落，从繁华的城市到偏远的乡村，都能看到上海杂志公司的身影。

　　它们不仅销售抗战书籍，还成为宣传抗战思想、凝聚民众力量的重要阵地。通过这条“文化生命线”，上海杂志公司将抗战的声音传递到了每一个角落，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

　　（三）

　　张静庐：从学徒到出版家的蜕变

　　张静庐出生于浙江镇海的一个屠户家庭，自幼家境贫寒，仅在邻居办的演进小学读了6年书。1912年，14岁的他来到上海，先后在同庆永烧酒行和洋纸号当学徒。尽管生活艰苦，但他对书籍充满了热爱，常常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写作。

　　由于看书、写稿过于投入，他甚至两度被辞退，成了“回汤豆腐干”。那时，他每天放工回家，都会到棋盘街的书店玻璃柜前看看书的封面，同事们因此给他起了“棋盘街上的巡阅使”的浑号。

　　1914年，张静庐尝试创办了小型报《小上海》，后又创办《小说林》和《滑稽林》两份杂志，但都因经验不足而失败。然而，这些经历为他日后的出版生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20年，张静庐在一次集会活动中结识了上海泰东图书局的老板赵南公，随后进入泰东图书局担任编辑和出版部主任，正式开启了他的出版事业。

　　在泰东图书局，他积极参与新文化作品的出版，如郭沫若的《女神》《茵梦湖》等，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后，张静庐又与人合资创办了光华书局、上海联合书店，还与洪雪帆合办现代书局。在这些书局中，他不断探索创新，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书籍和杂志。这也让他有了充分的信心创办了上海杂志公司，首创“杂志公司”模式，打破了传统书局的垄断，推动了期刊的市场化发展。

　　抗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张静庐的出版方向。

　　他在1938年出版的自传《在出版界二十年》中直接亮明态度——“我是个出版商，二十年来生活在这个圈子里，姑不论对于文化工作做到如何成绩，对于社会影响达到怎样程度，但是，我是个出版商而不是书商，希望认识我和不认识我的朋友们对于我有这最低限度的了解！这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分界线。虽然出版商也要为生活，为维持事业的必要开支而顾到钱……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动机完全两样。”

　　张静庐的这段话更像是一种宣言，深刻地表达了他以笔为刃、投身抗战的决心。在他看来，出版业不能再局限于商业利益，而应肩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他在此时提出出版“国防性典籍”与“通俗读物”的双重使命，认为出版家应与作家共同承担抗战宣传的责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张静庐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支持下，迅速组织成立了“战时编辑委员会”，邀请巴金、老舍、茅盾等知名作家为丛书撰稿。这些作家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考，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战现实、鼓舞民众士气的作品。

　　张静庐还将鲁迅的《呐喊》《彷徨》等作品改编为战地读本，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广大民众传播。这些战地读本在大后方广泛流传，发行量突破10万册，成为民众了解抗战、激发爱国热情的重要读物。

　　除了在出版领域积极作为，张静庐还以多种方式参与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创办了“文化救亡夜校”，为有志青年提供免费的培训，培养学员300余人，其中50余人成为战地记者。

　　这些青年在抗战前线和后方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下了抗战的艰辛和胜利的喜悦，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抗战信心。

　　1940年，张静庐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发起的“一元献机”运动，号召读者捐款支援空军建设。他通过上海杂志公司的平台，广泛宣传这一运动，呼吁民众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他的带动下，许多读者纷纷捐款，为中国空军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董必武为张静庐从事出版事业二十五周年题诗

　　张静庐还利用自己的书店，掩护了许多文化人士和地下党员的活动。夏衍、潘汉年等文化界的重要人物都曾在他的书店中躲避危险，商讨抗日大计。

　　他的书店成为地下党员的秘密联络点，为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在书店的二楼，有一个被称为“特别间”的房间，这里常常聚集着进步人士，他们在这里交流思想、传递情报，为抗战的胜利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四）

　　传世：是真名著千秋业

　　张静庐在出版领域的贡献，其实用出版物的视角做评估、做评价更有意义，也能说明在斯人已逝的时间里，他的出版物和出版物衍生的影响，包括出版观和出版观统领的精神，是否还能在历史文化的某一记录中定格，是否还会在现实和未来的某一时空中形成呼应。

　　中国出版工作者写自传的向来少有其人。而就在1938年7月，张静庐刚及不惑之年，而已然是出版界寄身20年的老兵，他付印出版了自己的传记《在出版界二十年》，记录他从新文化运动到抗战初期20年的出版行状，虽然是个人叙事，却映射着一个时代的出版轨迹和历史风貌。这本小册子竟然持续保持着它旺盛的生命力，1938年首印出版后，1984年上海书店曾将其影印出版，2005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又将其重印刊行。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是张静庐先生历时二十余年编纂的出版史研究巨著，由中华书局于1957年首次出版。全书分为甲、乙、丙、丁四编，与《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及《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共同构成八卷本体系。这套史料集系统收录了1840年至1949年间的出版文献，涵盖明确“翻译出版、教科书、印刷技术、版权制度、期刊发展、书店经营、红色出版、抗战出版、地方出版、出版机构”等十大领域，包含408篇原始文献、262幅书影及大量统计数据。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系统整理近现代出版史的学术著作，其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的学科范式，被学界称为“出版史研究的黄金数据库”“出版史研究的学术坐标系”。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评价其“开先河之作，后辈学者不可绕过的基石”。

　　自1957年首版后至1980年代，上海书店出版社多次重印，2021年推出精装典藏版，至今仍是高校出版专业必读书目。全书初版印数达1.2万套，至2023年累计重印7次，发行超过5万套。

　　2022年《中国出版家？张静庐卷》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推出，系统梳理其出版功绩。该项目是由时任国家新闻出版署柳斌杰署长担任主编的“中国出版家丛书”中的一册，由人民出版社承担组稿和出版任务，经过人民出版社10余年的努力，目前已出版传记35种、介绍包括张元济、邹韬奋等中国出版家36位，张静庐名列其中，可以说是从出版家角度予以张静庐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