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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艺甬军|张寿镛与日商"生死竞价":25万元抢回8000余册国宝
2025-08-22 14:29:40 稿源: 甬派客户端  

【专题】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沪上风声日紧,典籍如秋叶飘零。昨闻吴兴刘氏欲售嘉业堂藏书,日人已派员议价。寿镛夜不能寐,抚卷长叹: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

  这是一封1940年1月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府上发出的密信。抗战时期,这种密信在一个名叫“文献保存同志会”的秘密组织成员间传递着,目的只有两个字——救书!

  人物名片

  张寿镛(1875—1945),号泳霓,别号约园,浙江省鄞县(今宁波市)人。明末著名抗清民族英雄张煌言后裔。曾任浙江、江苏、湖北、山东财政厅长,民国财政部次长、政务次长、沪海道尹、光华大学创校校长等职。

  抗战期间,张寿镛发起组建“文献保存同志会”。

  (一)

  浩劫:古籍流失的文明之殇

  1932年1月29日凌晨,日军4架飞机盘旋在上海闸北上空,投下的炸弹精准命中商务印书馆总馆。彼时,馆内的46万册藏书,包括3.5万余册善本古籍、2600余种地方志,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

  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张元济望着漫天纸灰,老泪纵横:“商务印书馆者,我中国文化之宝库也,今竟遭此大厄!”

  这只是日本侵华期间文化浩劫的冰山一角。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东到华南,日军所到之处,图书馆、藏书楼、私人书房皆未能幸免。

  据战后统计,中国损失图书超1000万册,其中宋元善本逾300种。南京、上海等地的省立图书馆,藏书损失大半。其实早在清末民初,中国私家藏书就因日本的觊觎,大量流失海外。1907年江南四大藏书楼之一的皕宋楼被日本静嘉堂文库一揽子买下,1929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收购浙江东海藏书楼共4万册图书,日本学者原田淑人在《支那古铜器研究》中直言:“支那文献乃东亚文明之母,不取则我辈永为蛮夷。”这一观点,道出了日本掠夺中国古籍的狼子野心。

  古籍善本,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承载着千年智慧,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从先秦诸子的思想,到唐宋诗词的韵律,从历史的兴衰更替,到科技的发明创造,皆在古籍中留下印记。每一页泛黄的纸张,每一个斑驳的字迹,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密码。如《韩非子》宋刻本,虽已失传,但明清影抄本保留了其思想精髓,让后人得以领略法家的治国理念。敦煌藏经洞的北魏写本《维摩诘经》,跨越1600年的岁月,传递着佛法的智慧。

  这些古籍,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是文化自信的源泉。

  晚清以来中国古籍东流的问题,虽在郑振铎等人的呼吁与努力下得到部分遏制,但是国力有限,国家可供调用的资金不足,而日寇、汉奸及美国的一些单位和个人却能一掷千金进行掠夺性抢购,企图将中国古籍据为己有。

  郑振铎“目击心伤,截留无力,惟有付之浩叹耳!每中夜起立,彷徨吁叹,哀此民族文化,竟归沦陷,且复流亡海外,无复归来之望”。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和近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之一的杜定友抗战时期也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疾呼:“国土沦陷可复,文脉断绝难续!”

  抢救古籍,刻不容缓。

  (二)

  暗战:同志会的秘密使命

  1940年2月,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一幢石库门内,气氛凝重而紧张。

  时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私立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考古学家和版本鉴定家张凤举围坐桌前,烛光映照着他们坚毅的面庞。

  “今日之事,关乎文脉存续,吾辈当舍生忘死,护我典籍!”郑振铎打破沉默,目光炯炯。众人纷纷点头,“文献保存同志会”就此秘密成立。

  文献保护同志会发起人(由左向右):郑振铎、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

  “文献保存同志会”一致推举德高望重的张元济先生主其事,后张元济因身体原因辞之,改由张寿镛负责古籍版本与价格审定,何炳松掌管搜购经费收付以及对重庆、香港联络;郑振铎则直接与书商和藏书家接洽,并对已购书籍编目、保存。

  这三人及后期来沪的版本专家、故宫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客居香港的叶恭绰,成为中央图书馆在沦陷区搜购古籍的主要人员。为避日伪耳目,“同志会”对外以暨大、涵芬楼名义购书。

  为确保行动隐秘高效,同志会制定了严格的《办事细则》。规定购书超过50元,需全体委员签字;宋元善本,须经专家鉴定。经费主要来自中英庚款董事会与教育部,累计达300余万元。

  张寿镛主动承担版本审定重任,每晚在昏暗的灯光下,对着古籍校勘批注。他对《宋元学案补遗》的批注,密密麻麻,达数万字。同事劝他休息,他却摇头:“此乃先贤心血,我岂敢懈怠?”

  在上海福州路的书肆,同志会成员化身普通顾客,与书商周旋。他们表面闲聊家常,实则敏锐捕捉古籍信息。一旦发现善本,便不露声色地议价收购。

  有一次,郑振铎在一家书摊发现一部宋刻《论语集注》,书商要价颇高。郑振铎不动声色,与书商攀谈许久,最终以合理价格收入囊中。回到据点,他兴奋地对张寿镛说:“此乃理学要籍,得之如获至宝!”

  1940年夏,一则消息如惊雷般传来:湖州嘉业堂藏书楼主人刘承干因家道中落,欲出售藏书。嘉业堂藏书丰富,其中明刊本8000余册,皆是珍品。日本书商闻风而动,出价60万元竞买。同志会得知后,心急如焚。

  张寿镛亲自出面,与刘承干恳谈:“先生,此乃民族瑰宝,万不可落入敌手。”最终,同志会以25万元购得这批明刊本,让日本书商的阴谋落空。

  当时,公开身份是中国文化协进会发起人、著名书画家及收藏家,其实也是“文献保存同志会”核心成员的叶恭绰(祖籍宁波余姚),主要负责香港地区的古籍抢救工作。他凭借深厚的人脉与学识,搜罗到341种珍本。

  郑振铎在此期间还运往香港大学图书馆的线装书3200多部,3万余册。然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这批130箱古籍遭日军劫掠。郑振铎得知后,痛心疾首:“数年心血,毁于一旦,吾辈之罪也!”

  自“文献保存同志会”1940年2月在上海秘密成立,至 1941年底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大规模抢救行动被迫中断,存续近两年时间。

  在这期间,“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收书,抢救、搜罗了不少重要文献,当时江南著名藏书家,包括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和赵氏旧山楼及翁氏与丁氏所藏、苏州滂喜斋、江宁邓氏群碧楼、吴兴张氏适园和刘氏嘉业堂、嘉兴沈氏海日楼、南浔张氏韫辉斋等,有散出的书都“一网打尽”。

  他们共抢救近五万册私藏珍本,其中善本达4000余种,宋元刊本300余种,数量几乎等同于当时北平图书馆入藏善本数十年的总和。

  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古籍追讨工作刻不容缓。曾是“文献保存同志会”发起人的张凤举作为教育部代表,肩负重任前往东京。

  他穿梭于东京的大街小巷,深入日本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查找被劫掠的中国古籍线索。在帝国图书馆,他发现了被日军掠夺的130箱古籍,其中不乏宋明善本。

  张凤举据理力争,与美军和日方展开艰难谈判。他出示翔实的证据,证明这些古籍乃中国国宝,要求日方归还。经过数月周旋,日军最终归还了这批古籍。它们被运回上海,后存入台北“中央图书馆”,成为中华文化传承的珍贵见证。

  (三)

  张寿镛:同志会的定海神针

  在“文献保存同志会”的五位发起人中,张寿镛曾担任财政次长、政务次长、沪海道尹等,同志会成立时的公开身份又是大学校长。因此在同志会的隐秘行动中,张寿镛宛如定海神针,是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亦承担着同志会穿针引线的作用。

  他与郑振铎每月都会在觉园寓所秘密会晤,商讨购书策略。同时保持着密集的通信往来。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前后不到两年时间,郑振铎为购书事宜致张寿镛的信竟达270封之多,其中最多的一个月写有21封信。

  觉园,这个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张寿镛在上海的寓所,因隐蔽性强成为同志会联络点。此时的觉园堆满了古籍,空气中弥漫着墨香。桌上的丹铅狼藉一片,记录着他们对古籍的珍视与执着。

  郑振铎与张寿镛商议购书事宜的信函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

  张寿镛的学生柳存仁回忆:“校长书斋堆满古籍,丹铅狼藉,却坚持亲自为每部书撰写提要。”

  张寿镛对古籍版本的审定极为严苛,每一部购藏的古籍,他都要反复研读,从纸张、墨色、字体到藏书印鉴,不放过任何细节。他曾为一部明刊本《阳明先生文录》撰写的提要,长达数千字,对阳明心学的源流、版本的优劣分析得鞭辟入里。同事劝他不必如此劳神,他却严肃地说:“这些古籍是民族的瑰宝,我们的审定关乎其学术价值的传承,岂敢马虎?”

  在古籍鉴定、购书决策上,张寿镛更是目光如炬。

  1940年秋,书商带来邓邦述群碧楼藏书的消息,其中不乏宋元善本。邓邦述因家道中落,无奈出售藏书。日本书商早已盯上这批珍贵典籍,欲出价收购。张寿镛得知后,心急如焚,他亲自与邓邦述洽谈,承诺会妥善保存这些藏书。最终,同志会以高价购得群碧楼藏书,其中的宋刻《李太白集》《杜工部集》,均是李白、杜甫两人诗文集众多版本中内容收集最全、编纂最成型的版本。

  如今,学者们翻阅这些古籍时,无不惊叹张寿镛的远见卓识。

  在全力抢救江南典籍的同时,张寿镛始终心系宁波文化。宁波,这片孕育他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他深知,保乡邦文献,就是保中华文脉之基。

  从1931年起,张寿镛便投身于《四明丛书》的编纂工作,这一投入,便是十载春秋。

  有一次,校勘《丰清敏公遗书》时,张寿镛发现了珍贵的宋代水利文献,对研究宁波古代水利工程意义重大。

  他兴奋地对家人说:“此乃乡邦之幸,中华之幸!”其子张芝联记载:“父亲常说,保乡邦文献,乃保中华文脉之基 。”

  张寿镛主持编纂的《四明丛书》

  他广泛搜罗宁波乡贤著作,足迹遍布宁波的大街小巷、藏书楼和私人书房。为了找到一部失传已久的明代宁波方志,他多次走访藏书世家,查阅族谱,终于在一个偏远的乡村找到残本。他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捧回,仔细校勘。

  《四明丛书》收录乡贤著作160种,从汉代任奕的《任子》,到清代黄宗羲的《四明山志》,涵盖了哲学、历史、文学、地理等多个领域。

  张寿镛在《四明丛书》的编纂中,不仅保存了宁波的文化遗产,更传承了宁波的精神血脉。

  张寿镛逝世后,张寿镛家人将约园藏书3768种计45410册全部奉献给国家,获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褒奖状;其自编刊的遗作《四明丛书》共七集,连同全部雕版捐赠浙江图书馆,为文化传承贡献巨大。

  (四)

  致敬:一生功业留人间

  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地下党”。

  郑振铎的老朋友叶圣陶直到1981年才大致了解这段历史:“现在看了这部集子里的《求书日录》才知道他为抢救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简直拼上了性命。”抗战时期郑振铎在所有的日记、信函、工作报告中,常常提及“某方”,因为“在当时敌伪的爪牙密布之下,势不能不十分的小心秘密,慎重将事”。

  1940年5月14日,郑振铎第一次向重庆方面报告着手洽购嘉业堂藏书:“嘉业堂书最为重要,且须秘密进行,盖某方以甚注意也。”只有配合日方文献,清楚“某方”实即具体的敌伪机关之后,我们才能理解文献保存同志会为中央图书馆购入嘉业堂藏书,实乃铁蹄底下的一次壮举。

  文献保存同志会这一段可歌可泣的文化抗战史长期以来湮灭不闻,1979年苏精《抗战时期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开始钩沉大略,1982年陈福康在北京图书馆发现郑振铎致张寿镛的272封信,近20年海峡两岸各机构陆续公布往返公文信件、同志会的工作报告和图书馆档案,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古籍抢救与内运工作遂得以大致的梳理与研究。

  2012年10月,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在南图新馆举办“海峡两岸玄览堂珍籍合璧展”。分隔两岸六十载的玄览古籍首次实现合璧,一时轰动海内、传为佳话。

  2018年,国家图书馆“郑振铎诞辰120周年展”上,“文献保存同志会”680种购书单据首次公开。泛黄的纸张上,墨痕斑驳,记录着同志会的隐秘征程,详细记录了同志会古籍搜集的过程,清晰反映出其在特殊时期对中华古籍的保护力度与决心。

  “他们抢救的不仅是书,更是民族文化的尊严。”这些单据、报告,成为郑振铎、张寿镛等同志会护书壮举的铁证,让那段尘封的历史重见天日。

  与此同时,围绕张寿镛人生轨迹、学术贡献、教育思想、区域文化等领域的传记、专著、研究成果也陆续出版发行、结集发表。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张寿镛先生传》;

  一批《张寿镛文献辑刊》《张寿镛藏书思想研究》《文献保存同志会与张寿镛》《张寿镛学术思想论集》等学术研究成果陆续推出,研究张寿镛教育贡献的《张寿镛校长与光华大学》《张寿镛教育思想研究》也已出版发行;

  《四明丛书校勘研究》《张寿镛与浙东学术》《张寿镛与宁波文化》等研究成果也深度挖掘了张寿镛对宁波区域文化的贡献。

  在张寿镛的家乡宁波,2016年,天一阁博物馆举办“张寿镛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涵盖 《四明功业——张寿镛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展》《天一阁藏〈四明丛书〉珍稀文献图录》出版、座谈会等环节。

  展览分为 “书生报国七十年”“一生功业留人间” 两部分,展示了张寿镛的家世、生平、思想、著述,以及创办光华大学与编纂《四明丛书》的功绩。

  在多次纪念活动中,张寿镛的后代也积极参与到与宁波的文化交流中,分享家族故事与张寿镛的生平事迹,让人们对张寿镛有了更鲜活的认识。

  如今,现藏国家图书馆特藏部的文献保存同志会以25万元购得嘉业堂明刊本1200余种及钞校本30余种协议文本中,还留有张寿镛作为购书方代表的签字及在关键条款处加圈的批注;还存有张寿镛在文献保存同志会收购的明刊本《玉海》(清嘉庆补刻本),卷首有其题写跋语,并钤印“约园藏书”。

  现存于上海图书馆《文献保存同志会章程》中,还记载着张寿镛提出的以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和涵芬楼名义购书策略及经费管理建议,以及庄重签下的毛笔楷书 “张寿镛” 三字;在其馆“郑振铎文献特藏”中,存有郑振铎向张寿镛发送的37封密函,讨论古籍收购细节。

  现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保存了张寿镛作为文献保存同志会核心成员,参与起草、签名致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的九次工作报告的原件;还有同志会抢救《永乐大典》书页上,仍留着张寿镛当年的朱笔批注。

  现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寿镛《癸未检书记》笔记中,记录了大量与文献保存同志会成员讨论古籍保护的细节,并附有手写议事提纲。

  现藏于光华大学档案馆文献保存同志会借用该校名义购书的公函,其中张寿镛以校长身份签署 “同意暂用校名,张寿镛”。

  现藏于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原藏于伏跗室)张寿镛编纂《四明丛书》时的19部稿抄本,多册书眉处有其批注……

  这些碎片化的历史信息勾勒出一幅以张寿镛为代表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同仁们,在战事正酣的1940年,身陷“孤岛”,正为抢救兵燹之中的中华文献典籍而废寝忘食,殚精竭虑的图景。“余尝谓保书如保国,须以命相搏。自入同志会,未尝一日安枕。今虽典籍远徙,然文脉存续,死亦无憾。”这些浸透血泪的文字,终将化作文明的星辰,永远闪耀在历史的苍穹。

  注:甬派《烽火"艺甬军"—抗战中的甬籍文化名人》专题,特邀郁伟年担任主编。

  专栏嘉宾简介

  郁伟年,宁波市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

  沙力,宁波市政协常委、同泰嘉陵董事长、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院长。

  黄江伟,品牌策划专家、名人文化研究专家,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特聘研究员,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甬派客户端特邀嘉宾 沙力 黄江伟/文 郁伟年/主编

编辑: 应波纠错:17196465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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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艺甬军|张寿镛与日商"生死竞价":25万元抢回8000余册国宝

稿源: 甬派客户端 2025-08-22 14:29:40

  “沪上风声日紧,典籍如秋叶飘零。昨闻吴兴刘氏欲售嘉业堂藏书,日人已派员议价。寿镛夜不能寐,抚卷长叹: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

  这是一封1940年1月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府上发出的密信。抗战时期,这种密信在一个名叫“文献保存同志会”的秘密组织成员间传递着,目的只有两个字——救书!

  人物名片

  张寿镛(1875—1945),号泳霓,别号约园,浙江省鄞县(今宁波市)人。明末著名抗清民族英雄张煌言后裔。曾任浙江、江苏、湖北、山东财政厅长,民国财政部次长、政务次长、沪海道尹、光华大学创校校长等职。

  抗战期间,张寿镛发起组建“文献保存同志会”。

  (一)

  浩劫:古籍流失的文明之殇

  1932年1月29日凌晨,日军4架飞机盘旋在上海闸北上空,投下的炸弹精准命中商务印书馆总馆。彼时,馆内的46万册藏书,包括3.5万余册善本古籍、2600余种地方志,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

  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张元济望着漫天纸灰,老泪纵横:“商务印书馆者,我中国文化之宝库也,今竟遭此大厄!”

  这只是日本侵华期间文化浩劫的冰山一角。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东到华南,日军所到之处,图书馆、藏书楼、私人书房皆未能幸免。

  据战后统计,中国损失图书超1000万册,其中宋元善本逾300种。南京、上海等地的省立图书馆,藏书损失大半。其实早在清末民初,中国私家藏书就因日本的觊觎,大量流失海外。1907年江南四大藏书楼之一的皕宋楼被日本静嘉堂文库一揽子买下,1929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收购浙江东海藏书楼共4万册图书,日本学者原田淑人在《支那古铜器研究》中直言:“支那文献乃东亚文明之母,不取则我辈永为蛮夷。”这一观点,道出了日本掠夺中国古籍的狼子野心。

  古籍善本,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承载着千年智慧,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从先秦诸子的思想,到唐宋诗词的韵律,从历史的兴衰更替,到科技的发明创造,皆在古籍中留下印记。每一页泛黄的纸张,每一个斑驳的字迹,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密码。如《韩非子》宋刻本,虽已失传,但明清影抄本保留了其思想精髓,让后人得以领略法家的治国理念。敦煌藏经洞的北魏写本《维摩诘经》,跨越1600年的岁月,传递着佛法的智慧。

  这些古籍,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是文化自信的源泉。

  晚清以来中国古籍东流的问题,虽在郑振铎等人的呼吁与努力下得到部分遏制,但是国力有限,国家可供调用的资金不足,而日寇、汉奸及美国的一些单位和个人却能一掷千金进行掠夺性抢购,企图将中国古籍据为己有。

  郑振铎“目击心伤,截留无力,惟有付之浩叹耳!每中夜起立,彷徨吁叹,哀此民族文化,竟归沦陷,且复流亡海外,无复归来之望”。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和近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之一的杜定友抗战时期也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疾呼:“国土沦陷可复,文脉断绝难续!”

  抢救古籍,刻不容缓。

  (二)

  暗战:同志会的秘密使命

  1940年2月,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一幢石库门内,气氛凝重而紧张。

  时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郑振铎、私立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考古学家和版本鉴定家张凤举围坐桌前,烛光映照着他们坚毅的面庞。

  “今日之事,关乎文脉存续,吾辈当舍生忘死,护我典籍!”郑振铎打破沉默,目光炯炯。众人纷纷点头,“文献保存同志会”就此秘密成立。

  文献保护同志会发起人(由左向右):郑振铎、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

  “文献保存同志会”一致推举德高望重的张元济先生主其事,后张元济因身体原因辞之,改由张寿镛负责古籍版本与价格审定,何炳松掌管搜购经费收付以及对重庆、香港联络;郑振铎则直接与书商和藏书家接洽,并对已购书籍编目、保存。

  这三人及后期来沪的版本专家、故宫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客居香港的叶恭绰,成为中央图书馆在沦陷区搜购古籍的主要人员。为避日伪耳目,“同志会”对外以暨大、涵芬楼名义购书。

  为确保行动隐秘高效,同志会制定了严格的《办事细则》。规定购书超过50元,需全体委员签字;宋元善本,须经专家鉴定。经费主要来自中英庚款董事会与教育部,累计达300余万元。

  张寿镛主动承担版本审定重任,每晚在昏暗的灯光下,对着古籍校勘批注。他对《宋元学案补遗》的批注,密密麻麻,达数万字。同事劝他休息,他却摇头:“此乃先贤心血,我岂敢懈怠?”

  在上海福州路的书肆,同志会成员化身普通顾客,与书商周旋。他们表面闲聊家常,实则敏锐捕捉古籍信息。一旦发现善本,便不露声色地议价收购。

  有一次,郑振铎在一家书摊发现一部宋刻《论语集注》,书商要价颇高。郑振铎不动声色,与书商攀谈许久,最终以合理价格收入囊中。回到据点,他兴奋地对张寿镛说:“此乃理学要籍,得之如获至宝!”

  1940年夏,一则消息如惊雷般传来:湖州嘉业堂藏书楼主人刘承干因家道中落,欲出售藏书。嘉业堂藏书丰富,其中明刊本8000余册,皆是珍品。日本书商闻风而动,出价60万元竞买。同志会得知后,心急如焚。

  张寿镛亲自出面,与刘承干恳谈:“先生,此乃民族瑰宝,万不可落入敌手。”最终,同志会以25万元购得这批明刊本,让日本书商的阴谋落空。

  当时,公开身份是中国文化协进会发起人、著名书画家及收藏家,其实也是“文献保存同志会”核心成员的叶恭绰(祖籍宁波余姚),主要负责香港地区的古籍抢救工作。他凭借深厚的人脉与学识,搜罗到341种珍本。

  郑振铎在此期间还运往香港大学图书馆的线装书3200多部,3万余册。然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这批130箱古籍遭日军劫掠。郑振铎得知后,痛心疾首:“数年心血,毁于一旦,吾辈之罪也!”

  自“文献保存同志会”1940年2月在上海秘密成立,至 1941年底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大规模抢救行动被迫中断,存续近两年时间。

  在这期间,“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收书,抢救、搜罗了不少重要文献,当时江南著名藏书家,包括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和赵氏旧山楼及翁氏与丁氏所藏、苏州滂喜斋、江宁邓氏群碧楼、吴兴张氏适园和刘氏嘉业堂、嘉兴沈氏海日楼、南浔张氏韫辉斋等,有散出的书都“一网打尽”。

  他们共抢救近五万册私藏珍本,其中善本达4000余种,宋元刊本300余种,数量几乎等同于当时北平图书馆入藏善本数十年的总和。

  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古籍追讨工作刻不容缓。曾是“文献保存同志会”发起人的张凤举作为教育部代表,肩负重任前往东京。

  他穿梭于东京的大街小巷,深入日本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查找被劫掠的中国古籍线索。在帝国图书馆,他发现了被日军掠夺的130箱古籍,其中不乏宋明善本。

  张凤举据理力争,与美军和日方展开艰难谈判。他出示翔实的证据,证明这些古籍乃中国国宝,要求日方归还。经过数月周旋,日军最终归还了这批古籍。它们被运回上海,后存入台北“中央图书馆”,成为中华文化传承的珍贵见证。

  (三)

  张寿镛:同志会的定海神针

  在“文献保存同志会”的五位发起人中,张寿镛曾担任财政次长、政务次长、沪海道尹等,同志会成立时的公开身份又是大学校长。因此在同志会的隐秘行动中,张寿镛宛如定海神针,是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亦承担着同志会穿针引线的作用。

  他与郑振铎每月都会在觉园寓所秘密会晤,商讨购书策略。同时保持着密集的通信往来。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前后不到两年时间,郑振铎为购书事宜致张寿镛的信竟达270封之多,其中最多的一个月写有21封信。

  觉园,这个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张寿镛在上海的寓所,因隐蔽性强成为同志会联络点。此时的觉园堆满了古籍,空气中弥漫着墨香。桌上的丹铅狼藉一片,记录着他们对古籍的珍视与执着。

  郑振铎与张寿镛商议购书事宜的信函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

  张寿镛的学生柳存仁回忆:“校长书斋堆满古籍,丹铅狼藉,却坚持亲自为每部书撰写提要。”

  张寿镛对古籍版本的审定极为严苛,每一部购藏的古籍,他都要反复研读,从纸张、墨色、字体到藏书印鉴,不放过任何细节。他曾为一部明刊本《阳明先生文录》撰写的提要,长达数千字,对阳明心学的源流、版本的优劣分析得鞭辟入里。同事劝他不必如此劳神,他却严肃地说:“这些古籍是民族的瑰宝,我们的审定关乎其学术价值的传承,岂敢马虎?”

  在古籍鉴定、购书决策上,张寿镛更是目光如炬。

  1940年秋,书商带来邓邦述群碧楼藏书的消息,其中不乏宋元善本。邓邦述因家道中落,无奈出售藏书。日本书商早已盯上这批珍贵典籍,欲出价收购。张寿镛得知后,心急如焚,他亲自与邓邦述洽谈,承诺会妥善保存这些藏书。最终,同志会以高价购得群碧楼藏书,其中的宋刻《李太白集》《杜工部集》,均是李白、杜甫两人诗文集众多版本中内容收集最全、编纂最成型的版本。

  如今,学者们翻阅这些古籍时,无不惊叹张寿镛的远见卓识。

  在全力抢救江南典籍的同时,张寿镛始终心系宁波文化。宁波,这片孕育他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他深知,保乡邦文献,就是保中华文脉之基。

  从1931年起,张寿镛便投身于《四明丛书》的编纂工作,这一投入,便是十载春秋。

  有一次,校勘《丰清敏公遗书》时,张寿镛发现了珍贵的宋代水利文献,对研究宁波古代水利工程意义重大。

  他兴奋地对家人说:“此乃乡邦之幸,中华之幸!”其子张芝联记载:“父亲常说,保乡邦文献,乃保中华文脉之基 。”

  张寿镛主持编纂的《四明丛书》

  他广泛搜罗宁波乡贤著作,足迹遍布宁波的大街小巷、藏书楼和私人书房。为了找到一部失传已久的明代宁波方志,他多次走访藏书世家,查阅族谱,终于在一个偏远的乡村找到残本。他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捧回,仔细校勘。

  《四明丛书》收录乡贤著作160种,从汉代任奕的《任子》,到清代黄宗羲的《四明山志》,涵盖了哲学、历史、文学、地理等多个领域。

  张寿镛在《四明丛书》的编纂中,不仅保存了宁波的文化遗产,更传承了宁波的精神血脉。

  张寿镛逝世后,张寿镛家人将约园藏书3768种计45410册全部奉献给国家,获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褒奖状;其自编刊的遗作《四明丛书》共七集,连同全部雕版捐赠浙江图书馆,为文化传承贡献巨大。

  (四)

  致敬:一生功业留人间

  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地下党”。

  郑振铎的老朋友叶圣陶直到1981年才大致了解这段历史:“现在看了这部集子里的《求书日录》才知道他为抢救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简直拼上了性命。”抗战时期郑振铎在所有的日记、信函、工作报告中,常常提及“某方”,因为“在当时敌伪的爪牙密布之下,势不能不十分的小心秘密,慎重将事”。

  1940年5月14日,郑振铎第一次向重庆方面报告着手洽购嘉业堂藏书:“嘉业堂书最为重要,且须秘密进行,盖某方以甚注意也。”只有配合日方文献,清楚“某方”实即具体的敌伪机关之后,我们才能理解文献保存同志会为中央图书馆购入嘉业堂藏书,实乃铁蹄底下的一次壮举。

  文献保存同志会这一段可歌可泣的文化抗战史长期以来湮灭不闻,1979年苏精《抗战时期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开始钩沉大略,1982年陈福康在北京图书馆发现郑振铎致张寿镛的272封信,近20年海峡两岸各机构陆续公布往返公文信件、同志会的工作报告和图书馆档案,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古籍抢救与内运工作遂得以大致的梳理与研究。

  2012年10月,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在南图新馆举办“海峡两岸玄览堂珍籍合璧展”。分隔两岸六十载的玄览古籍首次实现合璧,一时轰动海内、传为佳话。

  2018年,国家图书馆“郑振铎诞辰120周年展”上,“文献保存同志会”680种购书单据首次公开。泛黄的纸张上,墨痕斑驳,记录着同志会的隐秘征程,详细记录了同志会古籍搜集的过程,清晰反映出其在特殊时期对中华古籍的保护力度与决心。

  “他们抢救的不仅是书,更是民族文化的尊严。”这些单据、报告,成为郑振铎、张寿镛等同志会护书壮举的铁证,让那段尘封的历史重见天日。

  与此同时,围绕张寿镛人生轨迹、学术贡献、教育思想、区域文化等领域的传记、专著、研究成果也陆续出版发行、结集发表。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张寿镛先生传》;

  一批《张寿镛文献辑刊》《张寿镛藏书思想研究》《文献保存同志会与张寿镛》《张寿镛学术思想论集》等学术研究成果陆续推出,研究张寿镛教育贡献的《张寿镛校长与光华大学》《张寿镛教育思想研究》也已出版发行;

  《四明丛书校勘研究》《张寿镛与浙东学术》《张寿镛与宁波文化》等研究成果也深度挖掘了张寿镛对宁波区域文化的贡献。

  在张寿镛的家乡宁波,2016年,天一阁博物馆举办“张寿镛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涵盖 《四明功业——张寿镛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展》《天一阁藏〈四明丛书〉珍稀文献图录》出版、座谈会等环节。

  展览分为 “书生报国七十年”“一生功业留人间” 两部分,展示了张寿镛的家世、生平、思想、著述,以及创办光华大学与编纂《四明丛书》的功绩。

  在多次纪念活动中,张寿镛的后代也积极参与到与宁波的文化交流中,分享家族故事与张寿镛的生平事迹,让人们对张寿镛有了更鲜活的认识。

  如今,现藏国家图书馆特藏部的文献保存同志会以25万元购得嘉业堂明刊本1200余种及钞校本30余种协议文本中,还留有张寿镛作为购书方代表的签字及在关键条款处加圈的批注;还存有张寿镛在文献保存同志会收购的明刊本《玉海》(清嘉庆补刻本),卷首有其题写跋语,并钤印“约园藏书”。

  现存于上海图书馆《文献保存同志会章程》中,还记载着张寿镛提出的以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和涵芬楼名义购书策略及经费管理建议,以及庄重签下的毛笔楷书 “张寿镛” 三字;在其馆“郑振铎文献特藏”中,存有郑振铎向张寿镛发送的37封密函,讨论古籍收购细节。

  现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保存了张寿镛作为文献保存同志会核心成员,参与起草、签名致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的九次工作报告的原件;还有同志会抢救《永乐大典》书页上,仍留着张寿镛当年的朱笔批注。

  现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寿镛《癸未检书记》笔记中,记录了大量与文献保存同志会成员讨论古籍保护的细节,并附有手写议事提纲。

  现藏于光华大学档案馆文献保存同志会借用该校名义购书的公函,其中张寿镛以校长身份签署 “同意暂用校名,张寿镛”。

  现藏于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原藏于伏跗室)张寿镛编纂《四明丛书》时的19部稿抄本,多册书眉处有其批注……

  这些碎片化的历史信息勾勒出一幅以张寿镛为代表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同仁们,在战事正酣的1940年,身陷“孤岛”,正为抢救兵燹之中的中华文献典籍而废寝忘食,殚精竭虑的图景。“余尝谓保书如保国,须以命相搏。自入同志会,未尝一日安枕。今虽典籍远徙,然文脉存续,死亦无憾。”这些浸透血泪的文字,终将化作文明的星辰,永远闪耀在历史的苍穹。

  注:甬派《烽火"艺甬军"—抗战中的甬籍文化名人》专题,特邀郁伟年担任主编。

  专栏嘉宾简介

  郁伟年,宁波市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

  沙力,宁波市政协常委、同泰嘉陵董事长、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院长。

  黄江伟,品牌策划专家、名人文化研究专家,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特聘研究员,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甬派客户端特邀嘉宾 沙力 黄江伟/文 郁伟年/主编

编辑: 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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