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夷兄以坚韧之姿，守文艺之阵，其心拳拳，其志昭昭。”

　　新文学巨匠、著名出版家茅盾在《记楼适夷》中如实评价老友。

　　这位被茅盾誉为“文艺阵地上的哨兵”的文化战士，在抗战烽火中从茅盾手中接过《文艺阵地》主编重任，以笔为刃，在血与火的淬炼中书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光辉一页。

　　人物名片

　　楼适夷(1905—2001)，宁波余姚人，原名楼锡春。现代作家、翻译家。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战文艺》及《文艺阵地》编辑、代理主编，《新华日报》编委，出版总署编审局副处长，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等职。

　　抗战期间，楼适夷担任《文艺阵地》代理主编。

　　一

　　不屈：文化清洗下的文学突围

　　1932年1月29日，日军炮火轰毁上海商务印书馆，46万册藏书化为灰烬。这仅是文化清洗的开端。

　　据统计，全国范围内，90%的文艺刊物在日军的侵略下被迫停刊，曾经繁荣的文化景象瞬间衰败。据伪上海市警察局档案记载，1938年至1945年间，日军查禁中文刊物213种，逮捕编辑记者176人。

　　报人恽逸群在上海《导报》发表《异哉汪精卫之言》一文，是全国第一篇声讨汉奸汪精卫的檄文，日伪特务因此将他列入暗杀黑名单前列，奉命对他绑架暗杀。更有无数无名文人消失在“思想矫正院”，如作家王任叔在上海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曾因为发表正义言论及进步文艺演出，先后两次被捕。

　　楼适夷以亲身经历回忆起协助鲁迅先生在编辑、印刷《前哨》杂志时表示，“油墨与纸张都成了稀缺品，每期杂志付印前都要躲避特务的搜查。每一期刊物的诞生，都凝聚着编辑与作者们的心血和果敢，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在困境中坚守，只为给抗战中的民众留下一丝文化的希望。”

　　“我们要牺牲一己自由求民族之自由，牺牲一己生命求民族之生命，不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要鞠躬尽瘁至死不已!”1938年4月，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言，道破战时文学的使命。

　　在国统区，武汉成为期刊重镇，1938年1月创刊的《抗战文艺》集合了老舍、巴金等45位编委，创下“一月三刊”的战时纪录；长沙《观察日报》副刊开辟“战地通讯”专栏，记者范长江的《台儿庄巡礼》引发万人空巷的盛况；重庆街头的“流动书摊”藏着《七月》杂志；桂林的“文化茶馆”用《救亡日报》包裹点心；在沦陷区的上海“孤岛”，《万象》杂志以“谈狐说鬼”的方式暗喻家国痛史，编辑柯灵在发刊词中写：“我们只能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在根据地，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机关刊物《文艺突击》则呈现另一番气象，在昏暗的窑洞灯光下，《文艺突击》的油印本在战士手中传递。文协在《发起旨趣》中表示：“文艺者是人类心灵的技师，文艺正是激励人民发动大众最有力的武器……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

　　二

　　旗帜：《文艺阵地》的抗战疾呼

　　为了适应抗战时期文艺运动的需要，集中研究理论、讨论问题，推出能够作为战斗的刊物，拥护抗战到底、巩固统一战线的方针，茅盾在邹韬奋的建议下，决定创办《文艺阵地》。

　　作为《文学》杂志的“抗战版”，《文艺阵地》以团结进步文艺力量，推动抗战文艺运动。茅盾在武汉时期提出创办计划，最初名为《文艺岗哨》，后改为《文艺阵地》，并与生活书店订约。

　　1938年春，茅盾在广州文明路194号二楼召开筹备会，桌上摆着周恩来转交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介绍信。

　　“我们需要一个既能发表严肃创作，又能普及抗战思想的阵地。”茅盾的提议得到夏衍、楼适夷等人响应。4月16日，在茅盾的主持下，《文艺阵地》正式创刊，它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在黑暗的夜空闪耀。茅盾在发刊词中疾呼：“我们要在这阵地上立起‘抗战到底’的大旗！”这一呼声，如同一支火炬，点燃了文艺界抗战的热情。

　　此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也已成立，标志着全国文化统一战线形成，而《文艺阵地》作为其阵地之一，正是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推动抗战文艺的刊物。

　　创刊号一经推出，便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印量高达3万册，创下了战时文艺刊物发行的纪录。

　　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以其辛辣的讽刺，将战时官僚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成为刊物的开篇之作，也为《文艺阵地》奠定了犀利批判的风格基调。

　　《文艺阵地》以“广义现实主义”为理论旗帜，主张文学不仅要歌颂英雄的壮举，更要勇敢地揭露社会的黑暗与弊病。这一理念，在当时的文艺界独树一帜，吸引了众多进步作家的目光。他们纷纷投身于《文艺阵地》，用文字为武器，为抗战呐喊助威。

　　《文艺阵地》是抗战时期历时最久、普及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份全国性文艺刊物。

　　1939年3月，茅盾应新疆学院之邀，前往新疆讲学。考虑到《文艺阵地》在抗战宣传中的重要作用，茅盾需要一位可靠的继任者维持编务。

　　楼适夷此前已参与刊物编辑工作，且有左翼文化运动经验和地下斗争经历（曾在狱中翻译高尔基作品），成为理想人选。从第2卷第7期起，楼适夷开始代行编务，刊物仍保留茅盾的主编署名，形成“茅盾？适夷”联合署名的特殊编务形式。

　　此时，广州已沦陷，编辑部迁至香港，后又辗转至上海租界，在艰难的环境中继续出版。为躲避日伪审查，楼适夷将编辑工作转入上海半地下状态，通过秘密渠道组稿、校对，甚至使用化名“封斗”发表译文。至第3卷第5期，以《文阵丛刊》等伪装封面继续发行，直至1940年4月改为月刊。

　　楼适夷在《记〈文阵〉二年》中回忆道：“每期稿件需用密码传递，印刷工人在阁楼里通宵赶工。”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文艺阵地》依然坚持发表进步作品，成为沦陷区人民心中的希望之光。

　　它不仅为作家们提供了一个发声的平台，也为抗战的宣传和动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1月起，《文艺阵地》以“茅盾 适夷主编”之名联合署名。

　　1941年，在多方努力下，《文艺阵地》在重庆复刊，迎来了新的生机。此时的刊物，组建了以群、艾青等编委的新团队，楼适夷继续担任主编，推行“双轨制”：既发表《霜叶红似二月花》等长篇巨著，展现抗战时期的社会风貌；又开辟“通俗文艺”专栏，将《李有才板话》等作品改编为评书连载，让文化深入民间。

　　在重庆，《文艺阵地》成为抗战文化的重要阵地，吸引了众多作家的参与。他们以笔为枪，在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抗战的现实。自1938年创刊至1944年停刊，《文艺阵地》共出版63期，共刊发抗战题材作品1200余篇，培养了姚雪垠、杜埃等40余名新人，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抗战的烽火中，《文艺阵地》犹如一面不倒的旗帜，在迁徙中坚守，在战斗中成长。它见证了抗战的艰辛，也记录了文艺界的抗争与奋斗，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三

　　楼适夷：以坚韧之姿，守文艺之阵

　　在《文艺阵地》的编辑工作中，楼适夷展现出了非凡的伯乐精神。他善于从大量的来稿中发现优秀作品，为抗战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1938年，姚雪垠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寄到了《文艺阵地》编辑部。楼适夷在审阅稿件时，被这部作品深深吸引。他亲自撰写编者按，称赞道：“这是泥土里长出的抗战文学。”这篇小说以生动的笔触塑造了一位质朴憨厚的农民游击队员形象，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广泛关注。《差半车麦秸》不仅在国内受到好评，还被译为俄文、英文，传播到了国际上，成为战时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代表作之一。

　　在上海孤岛时期，楼适夷充分发挥了文化统战的智慧。他积极团结郑振铎、夏衍、柯灵等文化界人士，共同为抗战文艺事业努力。1940年，《文艺阵地》推出“苏联文学特辑”，介绍了高尔基、肖洛霍夫等苏联作家的作品，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窗口。

　　据《抗战文艺史料》记载，这一时期《文艺阵地》60%的稿件来自非左翼作家，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抗战文艺阵营。

　　楼适夷还十分重视读者的反馈，通过刊物与读者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建立了“读者来信”制度。

　　据统计，仅1940年，《文艺阵地》就收到读者投稿1.2万件，楼适夷亲自阅读这些来信和稿件，从中发现了许多优秀的作者和作品。他的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不仅为刊物提供了丰富的稿源，也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同时解答他们在文学创作和阅读中遇到的问题。这种互动不仅增强了读者对刊物的认同感，也促进了抗战文艺的传播和发展。

　　除了主编《文艺阵地》，楼适夷还在抗战中扮演了多个角色。他兼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积极参与协会的各项活动，为团结文艺界人士共同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 年，他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深入皖南新四军驻地，亲身感受抗战的烽火。在那里，他撰写了《在卍字旗下》等报告文学，以真实的笔触揭露了日军“以战养战”的阴谋。这些作品后结集为《人性的恢复》，成为研究抗战历史的重要文献 。

　　在编辑工作之余，楼适夷还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他的诗歌《战歌》以激昂的旋律，表达了对侵略者的痛恨和对胜利的信念；散文《夜渡》则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抗战时期人民的苦难与坚韧。这些作品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为抗战宣传作出了贡献。

　　代理《文艺阵地》主编的三年烽火岁月，成为楼适夷编辑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正如他在《编辑生涯断想》中所写：“在炮火中校对稿件的经历，让我真正理解了‘文艺为人民’的分量。”

　　这种认知促使他在战后始终坚守“人民文艺”的阵地，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后，他历任出版总署编审局副处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58年起主持作家出版社工作，亲手推动《红楼梦》新校本、“当代小说文库”等重要出版工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期间，他提出“出版要走群众路线”的理念，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通俗文学纳入重点选题，使严肃文学与大众阅读形成良性互动。

　　四

　　重奏：丰富的文学世界

　　楼适夷的文学世界呈现三重奏般的丰富性：

　　作为作家，他的短篇小说集《盐场》被誉为“早期左翼文学的里程碑”，夏衍曾评价其“用刺刀般的笔触剖开时代的脓疮”；

　　作为翻译家，他在苏州监狱中译成的《在人间》，被鲁迅称为“黑暗中的火炬”，晚年主持编译的《契诃夫高尔基通信集》更被学术界视为“理解俄苏文学精神的钥匙”；

　　作为出版家，他首创“双编双校”制度，为《鲁迅全集》《莎士比亚全集》等经典丛书奠定质量根基。

　　鲁迅、楼适夷共同翻译的《高尔基选集》。

　　世纪之交的文化抢救工程中，楼适夷的文献价值被重新发现：

　　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20卷《楼适夷文集》，收录其佚失多年的狱中书信与编辑手记，其中《致茅盾书简（1939-1941）》披露了《文艺阵地》在“孤岛”时期的生存智慧；

　　2020年中国文史出版社整理出版10卷本《楼适夷译文集》，首次系统呈现其从日文转译的高尔基、志贺直哉等名家作品，学者止庵评价：“这些译稿不仅是文学经典，更是一部战时文化迁徙的备忘录”。

　　1949年后，楼适夷长居北京，他曾两次回过家乡，分别在1957年和1984年。1980年，他还曾应浙江日报邀请，写过一篇纪实散文《夸我的故乡》。

　　在文中他深情地写道：“想起生我育我，度过童年黄金时代的故乡，总不免有恋恋的情绪……我的故乡，是我一生的荣耀……记忆中的山山水水，人情物貌，永远那么清新明澈，时时萦回于异乡的魂梦。”

　　1986年，家乡《余姚市志》开始编纂，楼适夷应邀对篇目设计、入传人物等提出详细意见并撰写序言。序言中说：“余姚浙东大邑……这也是自己度过黄金时代的最亲爱的土地，久背乡井老而不归。”

　　楼适夷的旧居，是余姚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所在地，曾开设为纪念馆。2010年，余姚市人民政府因城市扩建道路需要，将馆中文物移至余姚名人纪念馆和博物馆，在城中姚江岸边、念慈桥畔，建造了“适夷亭”。

　　近年来，余姚博物馆、档案馆还收藏了楼适夷家属捐赠的楼适夷书法作品、文学作品、家书等珍贵史料。2021年11月，余姚多家单位联合编著的《斯人已去清风在——楼适夷书信选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2024年12月15日，余姚还举行了楼适夷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我们的笔，要像刺刀一样锋利，也要像火炬一样温暖。”从抗战时期的文化游击队员，到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楼适夷的生命轨迹始终与“文艺为人民”的理念紧密相连。正如《文艺阵地》创刊号《一个紧急的动议我们需要展开一个抗战文艺运动》中所言“文艺必须服务民族解放战争，去争取最后的胜利。”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正是楼适夷留给当代中国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注：甬派《烽火"艺甬军"—抗战中的甬籍文化名人》专题，特邀郁伟年担任主编。

　　专栏嘉宾简介

　　郁伟年，宁波市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

　　沙力，宁波市政协常委、同泰嘉陵董事长、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院长。

　　黄江伟，品牌策划专家、名人文化研究专家，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特聘研究员，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甬派客户端特邀嘉宾 沙力 黄江伟/文 郁伟年/主编

编辑： 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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