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任叔同志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为革命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他坚持党的革命路线，在党的文化工作、统战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方面作出了贡献，在文学出版事业方面也作出了显著成绩。他在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作家和学者。他留下了许多创作和理论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

　　这是1979年6月28日《光明日报》上刊载新华社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战士王任叔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中的内容。

　　人物名片

　　王任叔（1901—1972），宁波奉化人，笔名巴人。现代作家、文艺理论家、外交家。曾任中共江苏文委委员、星华战时工作团宣传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印尼大使、外交部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等职。

　　抗战时期，王任叔在南洋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一

　　南洋：抗战战略的海外支点

　　抗战时期，南洋地区作为中国抗战的海外战略支点，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片区域不仅为中国抗战提供了重要的国际宣传阵地，向国际传递了真实的战争信息，还成为整合华侨资源、构建反法西斯同盟的关键地带。巴人（下文中除正式任命书外，均用王任叔笔名“巴人”表述）等一批爱国志士在南洋的活动，犹如星星之火，点燃了当地华侨的爱国热情，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淞沪会战爆发后的1937年，新加坡《星洲日报》日均发行量突破15万份，成为东南亚华文舆论的核心枢纽。这家由华侨胡文虎创办的报纸，通过《抗战与华侨》等专栏，首次向海外系统披露日军在南京实施“集体屠杀”等暴行，其中，1938年2月15日转载的《申报》记者实测数据——“南京城内外被屠杀平民达30余万人”，引发国际社会震惊。

　　爪哇《新报》则开辟“中国战线特写”专版，每周刊发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节选，将延安抗战图景传递至荷属东印度群岛，使南洋成为全球反法西斯舆论的重要策源地。

　　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1938年至1942年间，累计募集国币13.2亿元，其中仅新加坡华侨就贡献了42%的份额。更具战略意义的是，南洋华侨通过“机工征募运动”向滇缅公路输送了3200余名技术人员，这些被称为“铁流战士”的华侨司机与修理工，在三年间抢运盟国援华物资45万吨，占同期国际援华物资总量的67%。

　　马尼拉《华侨商报》1940年的调查显示，超过85%的南洋侨胞参与过“一日捐”“常月捐”等持续性募捐活动，形成稳定的战时经济支援体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南洋已形成三重抗日统一战线网络：

　　在新加坡，1941年成立的“星华战时工作团”整合了华侨抗敌后援会、妇女慰劳会等23个团体，其制定的《战时工作纲领》明确提出“联合东南亚各民族共同抗日”的主张；

　　在苏门答腊，华侨与印尼民族主义者组建“苏岛反法西斯同盟”，通过《自由报》等双语刊物传播《大西洋宪章》精神，推动荷属东印度殖民地反殖民与反法西斯斗争的合流；

　　在马来亚，“抗日义勇军”与当地巫族、印度族武装建立情报共享机制，1942年1月在柔佛州共同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创造了“多元种族协同抗战” 的经典案例。

　　作为盟军“驼峰航线”的重要补充，南洋海域的 “海上生命线” 在1942-1945 年间承担了70%的援华物资运输任务。

　　据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文件显示，仅1943年通过新加坡转口的援华物资就包括150架 P-40战斗机、800门山炮、2.5万吨医药用品，以及可供50个师使用的轻重武器。

　　1942年5月，日军入侵滇西。华侨机工们与抗日军民一道，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同驻印盟军会师于缅甸芒友，滇西抗战取得完全胜利，南洋华侨机工又随着中国军队的推进投入了紧张的运输工作。

　　。

　　二

　　布局：中共谋划的南洋战略

　　在抗战的宏大历史叙事中，南洋地区不仅是中国获取国际支援的重要通道，更是中共开展华侨统战与文化传播的战略前沿。巴人等一批共产党人在南洋的活动，为抗战胜利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共中央的南洋战略布局，使南洋不仅成为抗战时期的“输血站”，更成为战后国际政治格局重塑的“试验田”。

　　早在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期间，中共就初步意识到华侨(尤其是东南亚华侨)与中国革命的潜在联系，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就明确提出“注意海外华侨工作”，但真正将南洋纳入战略视野，始于1935年《八一宣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和“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参加“最广泛的反日民主统一战线”，并将保护华侨权益作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一，强调“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此后，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关于加强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等文件中，强调做好侨务工作，争取海外华侨对抗日战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支援。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面临民族生存危机的全体中国人民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与海外侨胞日益高涨的爱国民族热情相一致，获得了海外侨胞的广泛认同，海外华侨逐步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力量。

　　1938年初，中共中央于组建了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在海外华侨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华侨群众抗日运动，接受华侨捐款捐物；组织、输送众多华侨青年奔赴延安，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武装；支持宋庆龄、何香凝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开展募捐活动等。

　　据不完全统计，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的两年半时间，共收到海外华侨汇款220万元和大量物资，动员、输送了大批青年华侨和专业技术人员回国参战，仅1938年、1939年两年，回国的华侨青年就达600余人，其中不少是八路军、新四军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

　　1940年，在延安成立了“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以“加强对海外侨胞的联系和宣传”，组织华侨归国参战，参加边区经济建设和举办各种事业。

　　1941年12月，成立由朱德担任领导的海外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研究南洋抗日形势和侨务工作，推动建立更广泛地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统一战线。

　　1941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向中央提议派巴人赴南洋，基于三重因素考量：

　　其一是巴人的文化影响力。巴人作为左翼作家联盟核心成员，其杂文《论鲁迅的杂文》在上海“孤岛”时期已形成广泛影响力，适合开展文化统战；

　　其二是语言优势。其早年翻译的《苏俄女教师日记》（1935年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等作品，展现出对东南亚文化语境的适应能力，且精通日语，便于应对日军情报战；

　　其三是组织信任。1937年江苏文委重建后，巴人担任江苏文委委员，参与领导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政治可靠性经受过考验。1941年8月，巴人化名“赵天民”，持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教师签证”，经香港转乘“丰庆轮”赴新加坡，开启为期四年的南洋抗战生涯。

　　三

　　巴人：南洋文化三杰之一

　　其实早在上海孤岛时期，巴人已经成长为一名坚守的文化斗士。1938年，巴人在上海租界主持编辑首套《鲁迅全集》，这一工作不仅是对鲁迅文学遗产的整理与传承，更是在“孤岛”时期对民族精神的坚守与弘扬。该全集收录鲁迅未刊稿17篇，如《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珍贵文献，这些文献首次与读者见面，极大地丰富了鲁迅的文学宝库。

　　巴人在编辑过程中，克服了重重困难，面对日军的文化封锁和汉奸的破坏，他与许广平、郑振铎等同仁紧密合作，巧妙周旋，确保了全集的顺利出版。

　　巴人还积极参与上海租界的抗日文化活动，组织文学座谈会、演讲会等，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为抗日救亡运动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研究巴人（王任叔）在抗战“上海孤岛”、印度尼西亚时期经历的著作。

　　1941年，巴人作为江苏文委代表抵达新加坡后，迅速投入通过文化活动团结和动员广大华侨相关工作。他与胡愈之、郁达夫等人合作组织了“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

　　巴人借鉴国内经验，构建了“读书会－夜校－剧社”三级网络：

　　在新加坡的芽笼地区，他亲自创办了“南洋青年读书会”，吸引了数百名华侨青年参加。这些青年通过阅读进步书籍，如《西行漫记》《大众哲学》等，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夜校则为工人和底层民众提供了学习机会，不仅教授文化知识，还传播抗日救亡思想。

　　剧社的演出更是深入到社区和乡村，以生动的形式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

　　1942年，巴人在苏门答腊创办《前进报》，这是一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刊物。该报以宣传抗日和民主思想为宗旨，发行量一度达到8000份，成为苏门答腊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华文报纸之一。

　　巴人在办报过程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文化洞察力。他创造性地采用“双语对照”形式，将中文与印尼文同时刊登在报纸上，打破了语言障碍，使报纸能够覆盖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前进报》还积极报道中国抗战的最新消息，如台儿庄战役、百团大战等，让南洋华侨及时了解到祖国的抗战动态，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报纸还刊登了大量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报道，如苏联卫国战争、欧洲战场的进展等，使读者能够全面了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

　　巴人在南洋地区的抗日宣传工作，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更在宣传形式与内容上展现出独特的创新精神。他以笔为枪，以舞台为战场，将抗日救亡的理念深入到南洋社会的各个角落。

　　在新加坡期间，巴人首创“街头剧+演讲”的流动宣传模式，这种创新的宣传方式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其执导的《放下你的鞭子》在牛车水连续公演23场，每场观众超过3000人。

　　这部剧以其生动的情节和强烈的感染力，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唤起了民众的抗日意识。

　　巴人的演讲则紧密结合剧情，深入分析抗战形势，呼吁民众团结抗日。这种“沉浸式宣传”使抗日捐款激增，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资支持。

　　巴人还积极利用南洋地区的多元文化环境，将抗日宣传与当地文化相结合。他组织编写了马来语、泰语等多种语言版本的抗日宣传资料，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抗日救亡的意义。

　　他还与当地的艺术家合作，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南洋特色的抗日文艺作品，如马来民歌改编的抗日歌曲、印尼舞蹈融入的抗日戏剧等，这些作品深受当地民众喜爱，进一步扩大了抗日宣传的影响力。

　　1946年5月，巴人在印尼先达“日里”影院作国际时局报告。

　　在南洋抗战的历史舞台上，巴人与陈嘉庚、胡愈之并称“南洋文化三杰”，他们从经济、舆论和文化理论三个维度，共同构筑起南洋抗日文化的坚实防线。

　　陈嘉庚作为南洋华侨的领袖，在经济上给予抗战巨大支持。1939年，他通过巴人向延安捐赠500部印刷机，这些印刷机为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宣传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使得《解放日报》等重要报刊能够广泛发行，传播党的声音和抗战信息。

　　胡愈之则是舆论战线上的领军人物，与巴人在文化宣传领域紧密合作。在与巴人合编的《鲁迅风》杂文丛刊中，他们以犀利的笔触批判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罪行，鼓舞了民众的抗日士气。

　　巴人在文化理论建设方面贡献突出，他在《风下》周刊开辟“文化游击”专栏，发表文章深入探讨了南洋地区文学的独特性，以及文学在抗日宣传中的作用，为南洋抗日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他提出的“殖民地文学应兼具民族性与反抗性”的观点，对南洋地区的文学创作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激发了众多作家以文学为武器，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巴人出任中国驻印尼首任特命全权大使，这一任命标志着他从文化战线走向外交舞台。在任期间，他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促成了一系列重要合作。

　　1955年，他代表中国政府与印尼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是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签订的首个友好条约，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后，巴人陷入人生的低谷，他转向学术研究，目标依然是其奋斗过的南洋。他潜心研究印度尼西亚历史，完成了160万字的《印度尼西亚古代史》。这部著作是他学术生涯的巅峰之作，也是我国研究印尼历史文化的开创性巨著。该书参考了11部印尼文文史，以及英国、荷兰、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文史记录，还结合了中国《唐书》《新唐书》《明史》等古籍。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这部著作直到1987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被列为“八五”重点学术成果。

　　它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在印尼古代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贵的文史资料。

　　毛泽东主席1950年签发任命王任叔（巴人）为中国驻印尼大使的任命书。

　　四

　　沉浮：矢志不渝的奋斗者

　　巴人一生经历五次蒙难入狱：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因中共地下工作在宁波被捕，经庄崧甫保释；

　　1931年因左翼活动在上海被捕，判刑6个月；

　　1935年因磨风社演出《娜拉》案牵连第三次被捕，由毛思诚保释；

　　1943年在苏门答腊遭日军通缉隐居丛林，1947年被荷兰占领军逮捕，经国际声援获释；

　　被隔离审查，1970年重病遣返奉化，1972年含冤逝世。直至1979年，中共中央为其平反，认定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革命文化事业奋斗终身”。

　　巴人抗战时期出版的著作

　　近年来，学界对巴人的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不少丰硕的成果，尤其是2017年《巴人全集》的出版发行囊括了巴人先生一生所著的各类作品，对于阅读和研究巴人、彰显巴人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的贡献、研究巴人的创作和学术思想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全社会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巴人全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和宁波出版社联合出版，共19卷21册1100万字，其中短篇小说4册、长篇小说3册、杂文2册、戏剧1册、诗歌1册、散文1册、文艺理论3册、印度尼西亚史4册、印尼论稿1册、译著1册。

　　《巴人全集》的启动和编撰工作历时6年，杭师大教授、巴人研究会秘书长钱英才担任主编，组织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巴人研究专家团队，承担《巴人全集》各分册的编纂工作。

　　因为巴人曾用过160多个笔名，给甄别巴人作品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巴人书稿不少来自20世纪前半叶各种报刊的复印件或胶卷影印件，为保证高效准确的数字化整理，出版机构投入大量人力，且作品时间跨度大、文体种类繁多，文学作品中有当地方言、俚语，都对编辑整理的体例规制以及语言规范的相对统一等方面，形成不小难度。

　　2018年4月24日，《巴人全集》首发式暨巴人学术研讨会在巴人故里——宁波市奉化区大堰镇举行。中国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浙江省作协、宁波市委宣传部、上海左联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单位的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巴人家属也受邀参加了活动。

　　此外，巴人的多部作品被重新整理出版。《巴人文集》收录了他的小说、杂文、诗歌、文艺理论等作品，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巴人文学成就的窗口。《论鲁迅的杂文》《革命文学论集》《边鼓集》《横眉集》等著作也被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重新与读者见面。

　　这些作品的再版，不仅有助于推动巴人研究的深入发展，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巴人的家乡宁波，始终铭记着他的贡献。位于宁波市奉化区大堰镇的巴人故居，已成为人们缅怀他的重要场所。故居为木结构两层楼房，共两间一弄，这里陈列着中央政府的任命书、巴人著作、相关书籍、原始照片和部分手稿，每天都有国内外游客慕名来访。

　　2019年，巴人故居升级为 “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一步提升了故居的影响力。故居内现存巴人使用过的油印机、钢笔等文物，这些文物见证了他的革命生涯和文化贡献。

　　宁波还多次举办诸如巴人诞辰110周年纪念会、巴人学术讨论会、巴人生平展等各类纪念活动，共同缅怀这位横跨文学界、翻译界、外交界的宁波才子。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个人的历史则是自己创造的。如果逸出人民创造的历史轨道，那就不是出轨颠覆，就是跟不上，或者落荒乱跑了。在上海的阶段，我只是想，决不背叛人民事业,哪怕站在黑暗的一角，谁也看不到，也要为人民事业呐喊一二声，直至老死。”

　　这是王任叔在1950年写给友人劳荣一封信中的话语，这位曾与王任叔等人于1934年发起成立“南京世界语学会”并担任执行委员，后任天津日报文化组组长、天津《新港》文学月刊编委兼的劳荣，于1979年《新文学史料》上撰写了《悼念王任叔同志》一文中记录了这封信函。至今读来，依然掷地有声，荡气回肠！

　　注：甬派《烽火"艺甬军"—抗战中的甬籍文化名人》专题，特邀郁伟年担任主编。

　　专栏嘉宾简介

　　郁伟年，宁波市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

　　沙力，宁波市政协常委、同泰嘉陵董事长、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院长。

　　黄江伟，品牌策划专家、名人文化研究专家，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特聘研究员，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甬派客户端特邀嘉宾 沙力 黄江伟/文 郁伟年/主编

编辑： 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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