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字面上讲，这本书是我写的，但从最实际的意义来说，这些故事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的。他们用春水般清澈的言辞，阐述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他特别强调，“现在这本书……是由复社发刊的。据我所了解，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关。”

　　这是斯诺在1938年《西行漫记》中译本序言里写下的文字，其中“复社的朋友们”就是指由胡愈之召集组织，包括林淡秋、冯宾符在内的12位《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即《西行漫记》）的译者群体。

　　林淡秋（左）和冯宾符

　　人物名片

　　林淡秋（1906—1981），浙江宁海县蒲西乡（今属台州市三门县）人。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作家、翻译家、教育家。曾任《苏中报》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杭州大学副校长、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省文联主席等职。

　　抗战期间，林淡秋参与《西行漫记》翻译工作。

　　冯宾符（1913—1966），浙江慈溪人。国际问题专家、翻译家、外交家。曾任《世界知识》杂志创办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部长、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委员、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抗战期间，冯宾符参与《西行漫记》翻译。

　　一

　　真相：斯诺笔下的红色中国

　　1936年，中国的局势犹如风雨飘摇中的危舟，外有日寇虎视眈眈，大片国土沦陷；内有国共对峙，硝烟弥漫。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美国记者的到来，把曾经被重重迷雾笼罩的红色区域——陕北苏区仿佛开了一扇窗，让世人看到这个陌生世界的精神追求与独特光彩。他，就是埃德加？斯诺。

　　斯诺怀揣着对真相的执着追求，最终成功抵达了陕北苏区。这片在国民党宣传中被描绘成“土匪窝”的神秘土地，在斯诺眼中，却处处散发着别样的生机与希望。

　　在苏区的日子，斯诺与毛泽东进行了多次彻夜长谈，毛泽东那深邃的思想、坚定的信念以及对中国革命的高瞻远瞩，都让斯诺深深折服。

　　在昏暗的窑洞里，毛泽东就着微弱的灯光，向斯诺讲述着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革命理想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斯诺认真地记录着每一个字，他仿佛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正在这片土地上悄然蔓延。

　　除了毛泽东，斯诺还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众多中共领袖和红军将领进行了深入交流。他目睹了周恩来的睿智与儒雅，朱德的质朴与坚毅，彭德怀的豪爽与果敢。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与国民党所宣传的刻板印象截然不同。

　　斯诺还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亲身感受他们的生活。他看到了红军战士们虽然生活艰苦，但充满了革命的热情与斗志；他看到了老百姓对红军的衷心拥护与支持，军民鱼水情深。

　　在四个月的采访中，斯诺用手中的笔和相机，记录下了无数珍贵的瞬间。他拍摄的24卷胶卷，成为历史的见证，尤其是那张毛泽东头戴红星八角帽的照片，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照亮了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之路。这张照片不仅展现了毛泽东的领袖风采，更成为“红色中国”的标志性符号，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风貌和坚定信念。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震撼问世，首月销量突破10万册，这一惊人成绩足以证明这本书的影响力。《泰晤士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其为“继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又一震撼”。

　　在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几乎为零，国民党的歪曲宣传让世界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诸多误解。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却以真实、客观的笔触，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和革命精神。书中所描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充满了生机与希望，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黑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37年10月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的埃德加·斯诺著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

　　罗斯福总统三次召见斯诺，对斯诺的报道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称：“斯诺关于延安的报道让我意识到，中国存在着另一种抗日力量，他们的组织能力和民众动员水平令人惊叹。”

　　通过这本书，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第一次真正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然而，在国内，国民党却对这本书进行了严厉的新闻封锁。他们害怕这本书的传播会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真相，从而失去民心。国民党的新闻审查机构对这本书进行了全面的封杀，禁止其在国内出版和发行。

　　中共迫切地意识到，必须打破国民党的舆论壁垒，让国内的同胞们看到真实的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精神。

　　《红星照耀中国》的翻译出版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共上海办事处也迅速指示中共党员、时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胡愈之：“必须在三个月内完成翻译出版，让全国同胞看到真实的延安。”于是，一场紧张而秘密的翻译出版行动，在中共的策划下悄然展开。

　　为了躲避国民党和日寇的耳目，胡愈之将翻译团队命名为“复社”。他四处奔走，联络各方力量，最终组建了一支由王厂青、林淡秋、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和冯宾符11位精通英文的救亡志士组成的翻译团队，胡愈之本人也以“陈仲逸”为笔名参与翻译。

　　这12位译者将全书拆开，各取部分章节，分头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大家遇到了诸多困难，如书中涉及的一些专业术语、文化背景知识等，但他们凭借着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扎实的语言功底，一一克服了这些困难。

　　胡愈之作为翻译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更是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他不仅要协调各方工作，还要对各人的译文进行认真校阅。遇到疑难文字，他及时与斯诺磋商，力求准确达意。

　　在他的努力下，翻译工作进展顺利，一本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希望的中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即将在这片战火纷飞的土地上诞生。

　　二

　　加急：十二译者的生死接力

　　1937年的上海，胡愈之凭借着他在文化界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召集了一批诸如林淡秋、冯宾符、梅益等12位精通英文的救亡志士。

　　他们身份各异，有商务印书馆的资深编辑，有大学讲坛上的知名教授，还有活跃在新闻一线的报人，这些人组成了后来闻名的“星二聚餐会”。之所以选择周二相聚，是因为这一天相对不易引起特务的注意，为他们的秘密行动提供了一丝掩护。

　　然而，危险却如影随形。倪文宙，这位中华书局的编辑，在翻译过程中遭遇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天，家中突然闯进一群特务，他们四处翻找，声称倪文宙私藏禁书。慌乱中，未译完的章节被特务翻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倪文宙急中生智，镇定地称这些是自己正在翻译的学术论文，与政治无关。

　　特务们看着这些满是英文的书页，将信将疑，最终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悻悻离去。倪文宙逃过一劫，然而，这次经历却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翻译工作的危险性。

　　冯宾符也未能幸免。他将译稿小心翼翼地放进保险箱，以为这样便能万无一失。然而，一个午夜，贼人入室，撬开了保险箱，译稿连同钱财一起被掠走。冯宾符得知消息后，如遭雷击，整个人陷入了绝望之中。没了原稿，翻译工作将无法继续，之前的努力也将付诸东流。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幸运降临。一位英国侨民偶然间捡到了被盗的译稿，辗转联系上了冯宾符。冯宾符喜出望外，千恩万谢地拿回了译稿，这场危机才得以化解。

　　在这场由12位译者组成的翻译接力中，有“两棒”是交到了宁波人林淡秋和冯宾符手中。

　　林淡秋负责翻译的是“长征”章节，这是全书最为精彩的部分之一，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他深知，要将红军战士们“用脚丈量两万五千里”的壮举准确地传达给读者，绝非易事。林淡秋日夜研读原文，查阅大量资料，力求还原长征途中的每一个细节。

　　他用生动而细腻的笔触，将红军战士们在雪山草地间的艰难跋涉、在枪林弹雨中的英勇无畏，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

　　冯宾符承担的是“论抗日战争”部分的翻译工作。他特别标注出毛泽东“持久战”战略思想的国际意义，让读者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高瞻远瞩和坚定信念。

　　斯诺在1938年写给胡愈之的信中透露：“当我得知你们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时，不禁拍案叫绝。这个译名既保留了原意，又规避了审查风险，展现了译者的智慧。”他还提到：“你们对‘持久战’等术语的翻译，准确传达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这对国际社会理解中国抗战至关重要。”

　　翻译工作完成后，出版又成为一道难题。

　　当时的上海，国民党和日寇对进步出版物进行着严格的审查与封锁，《红星照耀中国》这样的“赤书”根本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出版。胡愈之深知，要想突破这道封锁线，必须另辟蹊径。

　　胡愈之联合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开始了秘密印刷。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每一个参与印刷的工人都冒着巨大的风险，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让《西行漫记》早日问世。

　　复社翻译出版的斯诺《西行漫记》封面及扉页（1938年版）

　　1937年11月斯诺赠书胡愈之，12月复社成立并拆分译稿，1938年1月完成翻译校对，2月首版印刷。

　　一个看似在短期之内不能完成的任务，竟然在复社同仁不舍昼夜的努力下实现了。

　　1938年2月，首版2000册《西行漫记》终于印刷完成。《西行漫记》一经问世，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争相传阅，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

　　这本书不仅让人们了解了红军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八路军的抗战决心和力量，也知晓了共产党的英明主张、解放区的大好局面。

　　许多有志青年、进步人士从延安、解放区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毅然决然地冒险跋涉，奔向延安，寻求革命真理，实现救国抱负。

　　著名漫画家华君武，曾在后来的回忆中这样谈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的好友黄嘉音某天递给我一本中文版的《西行漫记》，读着读着，我被它吸引住了。从感性上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老百姓的关系，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块地方———陕北。

　　那是和我所厌恶的国民党统治区和丑恶的十里洋场完全不同的一块净土，那边空气新鲜，人和人的关系是平等的，呼吸是自由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一贯主张爱国抗日的。

　　1938年上海沦陷，我更加处于一种不甘心当亡国奴又不愿跟着国民党走的状况中，斯诺的《西行漫记》真可以说是黑暗中的火把。

　　我瞒着家庭、亲戚、朋友和同事，由黄嘉音和一位女友送我上了轮船，秘密地离开了上海。我从未出过远门，这时我单身一人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途经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宝鸡、西安，最后到达了陕北，当时已是隆冬季节。这都是《西行漫记》给了我力量。

　　著名电影演员、导演袁牧之阅后题字的《西行漫记》

　　三

　　林淡秋：用文字铸造民族精神的忠诚战士

　　林淡秋

　　1938年参与《西行漫记》翻译时，林淡秋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每日译报》编辑。《每日译报》由英商大学图书公司孙特斯·斐士和拿门·鲍纳担任发行人，挂着洋商招牌，但他们只领干薪，不过问具体办报事务。

　　其实，《每日译报》由夏衍、梅益和姜椿芳出面发起创办，它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并且得到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协助，聘请原《申报》编辑钱纳水为主笔，又聘请王纪华为经理，由张宗麟担任董事长。梅益、王任叔、恽逸群、杨帆等负责编辑工作，钱杏邨、于伶、钟望阳、陈望道等主持副刊或专刊，林淡秋、姜椿芳、胡仲持等参与翻译工作。

　　除却翻译工作，林淡秋的革命轨迹同样波澜壮阔，林淡秋与革命的不解之缘起始于1930年与宁海同乡柔石先生的结识。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二人居于上海一间出租屋。这使得林淡秋先生受到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革命思想的浸润。

　　1931年，身为林淡秋先生的文学引路人的柔石牺牲了，在柔石烈士遇难16周年之际，林淡秋曾写了一篇《忆柔石》，以抒发内心的感怀之情。

　　1933年夏，林淡秋先生加入社联，在上海一亭子间心织笔耕。至1935年冬加入左联时，他的思想已在文学创作的打磨过程中完全成熟。

　　1936年春，经胡乔木同志介绍，林淡秋加入共产党。这是他在革命事业上前进的一大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林淡秋与柳乃夫、江峰带领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前往江、浙、皖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之后，在夏衍创办的《译报》做编译工作，创办《新中国文艺》《奔流》等刊物，与于伶、满涛等主编《文学与戏剧》。

　　1942年春，奉命转移至新四军根据地与游击区，先后任《知识青年》主编、《滨海报》社长与《苏中报》《抗敌报》总编辑。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时代日报》任主编，兼管副刊《新文学》。解放战争开始后，发表延安电台广播的新华社电讯与各界人民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等真实消息，1948年8月报社被查封。随后改办《时代半月刊》。

　　新中国成立后，林淡秋历任《解放日报》编委兼驻京办事处主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文艺部主任，出版小说集《散荒》、随笔集《业余漫笔》。1958年后，他先后任杭州大学副校长、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等职。

　　1978年末，林淡秋担任浙江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1979年，出席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并任《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1980年，林淡秋当选为浙江省文联主席。

　　在《人民日报》与林淡秋工作的同事金凤在《浩然正气留人间——〈淡淡秋光霜叶红〉读后（品书札记）》一文中称，“我们在报社多年的老同志，都公认林淡秋同志是一个正直的、宽以待人的、严以律己的人，是在黑暗年代参加革命献出自己一生、在最困难时从不动摇充满乐观信念的人，是一辈子埋头苦干鞠躬尽瘁、遭受诸多挫折磨难委屈毫不计较个人恩怨、淡泊名利、将得失荣辱置之度外的人，是关心爱护同志胜过关心自己、极富人情味的人”。

　　四

　　冯宾符：文字永远带着双重锋芒

　　冯宾符

　　1938年参与《西行漫记》翻译时，冯宾符的公开身份是《世界知识》杂志编辑。这份由胡愈之、金仲华创办的国际问题期刊，以“用世界眼光看中国抗战” 为办刊宗旨，远销东南亚华人社区。

　　作为“国际政治”专栏主笔，他在翻译“论抗日战争”章节时，特意在“国际援助”部分加注释：“苏联对华军火援助已达1.5亿美元，超过英、美两国总和”，用数据驳斥“中国孤立无援”的谣言。

　　同年，他加入复社核心小组，负责与在沪外国进步人士联络，通过英国记者田伯烈将《西行漫记》译稿副本转交《大美晚报》，促成英文版节译连载，使“延安声音”首次穿透上海公共租界的舆论壁垒。

　　冯宾符的文化底色，深深植根于宁波慈城的书香门第。其父冯君木为浙东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历任鄞县教育会会长、镇海中学堂监督，与陈训正、应启墀、洪佛矢并称“慈溪四才子”，主盟“剡社”“星社”等文学团体，著有《回风堂诗文集》《秋辛词》等十余种著作。

　　冯家“回风堂”藏书逾五万卷，冯君木亲手校勘经史典籍，晚年与吴昌硕、朱孝臧等以诗艺会友，提倡“学贵通经，文须载道”。其治学理念深刻影响弟子沙孟海、陈布雷等人，沙孟海在《冯君木先生行状》中称：“先生于经史百家，靡不研贯，诗宗杜韩，词法清真，为时人所重”。

　　1929年，16岁的冯宾符考入上海正风文学院，师从文字学家胡朴安研习《说文解字》，课余接触《共产党宣言》后转向革命实践。

　　1933年，他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宾符”“仲足”为笔名，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国联调查团的本质是帝国主义的共谋》等政论，其文风兼具国学底蕴与马列主义锋芒。

　　冯宾符的双语优势在翻译实践中早早显现。1935年，他翻译斯诺《远东战线》系列报道，首次将“游击战”（guerrilla warfare）概念系统引入中文语境，并创造性译介“统一战线”（united front）等术语，这些译法后被《西行漫记》中译本沿用。将“持久战”译为“Protracted War”并加注解释，被《新华日报》沿用为标准译法。

　　他在翻译《西行漫记》的“论抗日战争”章节时，既保留斯诺英文原著的逻辑严谨性，又以典雅文言润色“得道多助”“存亡继绝”等表述，使国际政治论述兼具中国气派。这种“中西合璧”的文字功底，得益于家学熏陶与左翼文化洗礼的双重滋养，为他日后在国际外交舞台的纵横捭阖埋下伏笔。

　　1945年抗战胜利后，冯宾符迎来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他与马叙伦、王绍鏊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在《民主》周刊开辟“国际走廊”专栏，揭露美蒋《中美商约》实质是“新二十一条”，该系列报道被汇编成《揭穿帝国主义的伪装》小册子，在国统区秘密发行10万余册。

　　1947年遭国民党特务通缉，他经香港转赴东北解放区，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政策研究室国际组组长，参与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条款。

　　1949年10月，作为外交部首批干部，他随周恩来出席开国大典，旋即投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在“旅顺军港归还期限”“中长铁路管理权限”等条款博弈中，坚持“旅顺港1952年无条件归还、中长铁路管理权平等共享”等“主权至上”原则，为新中国外交破局奠定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冯宾符历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委员、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参与起草《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在“越南停火线划分”谈判中，用翔实的历史地图证明“北纬17度线为法国殖民时期旧界”，为最终协议达成提供法理支撑。

　　1956年，他主持编写《世界知识手册》，首次向国内系统介绍“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该书再版12次，成为一代人了解世界的“窗口书”。晚年致力于国际问题研究，在《人民日报》发表《两种不同的裁军路线》等长文，提出“第三世界国家应建立集体安全机制”的构想，被收录进联合国《发展中国家与国际安全》蓝皮书。

　　1966年11月30日，冯宾符因积劳成疾在北京逝世。外交部在唁电中评价他“深耕国际问题研究，将中西学养融贯于外交实践，是新中国外交战线兼具理论深度与斗争经验的复合型人才”。

　　1986年12月1日，世界知识出版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隆重仪式，纪念已故社长兼总编辑冯宾符同志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给予冯宾符高度评价：“宾符同志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又是对革命作出杰出贡献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在半个多世纪前，从《世界知识》创刊的时候起，他就参加这个杂志的工作 ，他几十年如一日，一贯为办好杂志和创建世界知识出版社而辛勤劳动，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毕生致力于普及国际知识和宣传我国对外政策。他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尚品德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在《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传播的近80年里，斯诺带给世界的不仅是一个真实的“红色中国”，还包括大量的新闻照片、毛泽东的长征律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等文献史料。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华说:“斯诺对中国的深刻认识缘于他对事件本身深度地、全方位地参与。他不仅仅准确记录了历史，还准确预测了未来的趋势。”

　　在《西行漫记》的结尾处，斯诺曾引述了革命导师列宁的一段语录：“一段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于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

　　作为《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翻译工作的召集人胡愈之也将此段名言引用下来，并且深有感触地说：“这也就是说，千百万人民群众——不是少数领袖们——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说，这是《西行漫记》这一本书的总结。”

　　注：甬派《烽火"艺甬军"—抗战中的甬籍文化名人》专题，特邀郁伟年担任主编。

　　专栏嘉宾简介

　　郁伟年，宁波市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

　　沙力，宁波市政协常委、同泰嘉陵董事长、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院长。

　　黄江伟，品牌策划专家、名人文化研究专家，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特聘研究员，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甬派客户端特邀嘉宾 沙力 黄江伟/文 郁伟年/主编

编辑： 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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