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今天在艺术上有所成绩且得到观众认同的上戏学生，都离不开朱先生对我们的栽培。他不仅教我们演戏，更教我们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坚守艺术的纯粹。”

　　这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焦晃在2007年上海戏剧学院举办的朱端钧诞辰百年纪念活动上眼含泪光回忆的一句话，这段肺腑之言，将“上戏之魂”朱端钧对学生的深远影响浓缩成一句沉甸甸的致谢。

　　人物名片

　　朱端钧（1907—1978），浙江余姚人，戏剧教育家、话剧导演、戏剧理论家。早年加入复旦剧社、左翼戏剧家联盟、上海剧艺社等，曾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教务长兼表演系主任，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抗战期间参与创建上海剧艺社，导演《夜上海》《桃花扇》等经典剧目。

　　一

　　孤岛：剧艺社的“四大导演”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上海这座东方魔都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黑暗。随着中国军队的撤离，日军占领了上海大部分地区，然而，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却在列强的庇护下，成为一座“孤岛”，在沦陷区中暂时维持着相对的安宁与自由。

　　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进步的戏剧工作者们并未因环境的恶劣而退缩。1937年底，于伶联合欧阳予倩等戏剧界同仁，以救亡演剧队10队、12队为班底，成立了青鸟剧社，希望通过戏剧的力量，鼓舞民众的抗日热情。

　　青鸟剧社的名字，取自梅特林克的象征剧《青鸟》，寓意着对幸福与自由的不屈追求。然而，青鸟剧社的命运却充满坎坷。在日伪势力的不断捣乱和禁演下，剧社仅仅维持了数月，便于1938年4月宣告解散。

　　但戏剧人的信念并未因此熄灭，于伶随后又与李健吾、李伯龙、吴仞之、顾仲彝、朱端钧、徐渠等人，试图发起组织上海艺术剧院，却因租界当局的阻挠而未能成行。最终，他们效仿“洋旗报”的策略，借助中法联谊会的名义，于1938年7月11日，在法租界正式成立了上海剧艺社。

　　在孤岛时期，上海剧艺社不仅汇聚了众多优秀的编剧和演员，还孕育出了一批杰出的导演，其中，朱端钧与黄佐临、费穆、吴仞之并称为“四大导演”。“四大导演”中，朱端钧、黄佐临、吴仞之均为上海剧艺社核心成员，费穆也与剧艺社有过合作。

　　据统计，在1938—1941年间，“四大导演”共执导剧目47部，他们以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理念，为抗战话剧注入了新的活力，构建起了抗战话剧的多元美学体系。

　　上海剧艺社成立初期，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日伪势力的监视与打压如影随形，租界当局的态度也摇摆不定，剧社的每一次演出都需要小心翼翼地应对各种政治风险。

　　为了试探租界当局的底线，剧艺社在成立之初，选择演出法国剧目《人之初》和《爱与死的搏斗》。这两部剧作，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获得了法租界当局的认可，为剧艺社在租界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9年2月，上海剧艺社推出了反映“孤岛”现实生活的话剧《花溅泪》。该剧由吴永刚执导，于伶编剧，通过一群舞女的悲惨命运，揭示了“孤岛”时期敌伪势力的罪恶和民众的觉醒。

　　《花溅泪》的成功演出，标志着上海剧艺社在本土化创作上取得了重要突破，也让剧社在 “孤岛” 的戏剧舞台上崭露头角。

　　此后，剧艺社在新光大戏院举行了12次星期早场公演，演出了《这不过是春天》《舞女泪》等十多个剧目，逐渐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戏剧人才，为日后的职业公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淬炼：《夜上海》的诞生密码

　　1939年8月6日，对于上海剧艺社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于伶编剧、朱端钧导演的话剧《夜上海》在璇宫剧院隆重首演，拉开了上海剧艺社职业公演的序幕。

　　1939年春，于伶完成《夜上海》剧本初稿，这个故事最初源于他对“孤岛”上海底层市民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刻感悟，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战争与苦难中的挣扎与坚守，描绘了在日寇铁蹄下，上海市民所面临的种种困境：物价飞涨、失业、饥饿、压迫……同时，他也通过剧中人物的命运，展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初稿完成后，朱端钧与顾仲彝共同参与修改。顾仲彝凭借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上海本土文化的了解，将原作中一些带有法国元素的情节和对话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他巧妙地融入上海弄堂俚语，使人物对话更加生动鲜活，充满生活气息。

　　朱端钧在导演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他卓越的艺术才华。为了让演员更好地理解角色，感受“孤岛”时期上海底层市民的生活状态，他带领演员深入棚户区体验生活。

　　演员们与棚户区的居民们同吃同住，观察他们的生活细节、言行举止，感受他们在战争苦难中的挣扎与无奈。这种深入生活的体验，使演员们对角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为他们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注重演员的表演细节，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使每个角色都栩栩如生。

　　朱端钧对演员的表演要求极为严格，他会逐字逐句地分析台词，帮助演员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

　　在一场女主角面对生活困境而情绪崩溃的戏中，朱端钧反复指导演员，从表情、动作到语气，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力求让演员将女主角内心的痛苦和无奈完美地展现出来。

　　朱端钧也十分注重舞台法则的运用。他借鉴戏曲程式化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在剧中，当女主角面对生活的困境和敌人的压迫时，朱端钧通过设计一系列的动作和表情，如缓慢的踱步、沉重的叹息、坚定的眼神等，将女主角内心的痛苦、挣扎和不屈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虚实相生的处理方式，即使观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角色的情感变化，又增添了舞台表演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在舞台设计上，他巧妙地运用灯光、布景等元素，设计了“环形舞台”，通过旋转布景来展现孤岛的压抑氛围，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这种创新的舞台设计，在当时的话剧演出中十分罕见。

　　据参与演出的演员回忆，排练期间正值盛夏，剧组在狭小闷热的阁楼中挥汗如雨。但大家都怀着“艺术救国”的坚定信念，认真对待每一次排练。

　　于伶编剧、朱端钧导演的《夜上海》剧本、海报

　　1939年8月6日，《夜上海》在璇宫剧院首演，立即引起了轰动。

　　《夜上海》问世之初，就受到评论界的热烈关注，李健吾、夏衍、阿英等以单篇剧评的方式，同时文艺界一些人士以座谈会的方式，对其现实意义、人物形象、艺术手法、剧作风格等方面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夜上海》反映上海孤岛时期各个阶层不同人群的生存状态，其对现实的意义，受到人们的关注和称赞。

　　据《申报》记载，该剧连演35天，场场爆满，观众累计超过一万人次，成为战时上海最受欢迎的剧目之一。剧中的台词，如“不要钱，不要命，抢过枪来打日本！”更是成为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语句，激励着无数人在困境中坚守信念，追求自由与正义。

　　《夜上海》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深刻的主题和精彩的表演，更在于朱端钧独特的导演风格和创作理念。该剧在当时的《大公报》剧评中被誉为“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典范”。《夜上海》的成功，不仅为上海剧艺社的职业公演开了一个好头，也为中国话剧在“孤岛”时期的发展树立了典范。它让人们看到，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下，戏剧依然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鼓舞着人们勇敢地面对生活，反抗侵略。

　　此后，上海剧艺社又陆续推出了《明末遗恨》《李秀成之死》《大明英烈传》等具有民族意识的历史剧，这些剧目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演绎，激发了“孤岛”民众的爱国热情，成为抗战时期中国话剧的经典之作。

　　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上海剧艺社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人们的心灵，为中国话剧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健吾称它为“那类提补元神的醇酒，它最高的意义就在把生活的暗示的力量，正面摆在你的面前，一切好风俗戏全应如此。”

　　三

　　朱端钧：从“四大导演”到“上戏之魂”

　　朱端钧的戏剧生涯中，有四个非常重要的机构与空间节点——复旦剧社、左翼戏剧联盟、上海剧艺社、上海戏剧学院，也贯穿了他从一个戏剧爱好者成长为“四大导演”，乃至拥有“上戏之魂”赞誉的戏剧教育家的历程。

　　1929年深秋，复旦大学外文系助教朱端钧站在登辉堂的舞台上，望着台下济济一堂的师生，手中的《五奎桥》剧本被捏出了褶皱。这出由洪深编剧、袁牧之主演的农村题材话剧，在他的执导下，以“三幕剧”的形式首次将中国农民的苦难与抗争搬上舞台。演出引发校园讨论，推动左翼戏剧进校园。

　　在复旦剧社的五年里，朱端钧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西方戏剧的养分。他翻译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研究奥尼尔的表现主义，《五奎桥》的成功，让他意识到：“中国的话剧必须扎根于本土的土壤。”这种觉醒，为他日后将斯坦尼体系与中国戏曲美学熔铸奠定了基础。

　　1935年，朱端钧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在“国防戏剧”的旗帜下，他执导了《回春之曲》《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在法租界的弄堂里，他带着学生们用板车搭建舞台，用铁皮喇叭代替扩音器。有一次，当饰演日本兵的演员被愤怒的观众投掷鸡蛋时，朱端钧却在后台欣慰地笑了——“这正是戏剧的力量。”

　　在孤岛剧运期间,他那“自然、平淡、深远”的戏剧导演个性已经形成，同时还撰写了不少影剧评论。他认为“终于找到了一条我要走的路”（引自朱端钧《札记》）。

　　朱端钧戏剧著作及译著

　　1938年7月11日，朱端钧与于伶、顾仲彝等人创立上海剧艺社。在剧艺社的三年间，朱端钧导演了《夜上海》《妙峰山》《桃花扇》等23部话剧。在孤岛时期，朱端钧的导演艺术日臻成熟。

　　他将斯坦尼的“规定情境”与戏曲的“虚实相生”结合，在《桃花扇》中创造性地加入川剧帮腔，用“雨打梨花掩重门”的唱段，将李香君的悲愤化作永恒的舞台意象。这种“诗化现实主义”风格，使他被誉为“孤岛四大导演”之首。

　　朱端钧导演《生财有道》《妙峰山》等戏的海报

　　1950年秋，朱端钧走进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上海戏剧学院前身）的校园。此时的他，已从战火纷飞的舞台转向平静的讲台，但心中的戏剧之火从未熄灭。

　　他提出“两条腿走路”的教学理念：一条腿扎根斯坦尼体系，另一条腿深入中国戏曲美学。

　　在教学中，朱端钧以“分析至上，意境无边”为准则。他要求学生“从自我出发”，却又告诫他们“要像雕刻家对待璞玉一样，在生活中寻找角色的种子”。

　　新中国成立后，他导演过话剧《雷雨》《战斗的青春》《上海屋檐下》《关汉卿》《桃花扇》《甘蔗田》《吝啬鬼》《曙光》以及沪剧《星星之火》《甲午海战》《蝴蝶夫人》，越剧《秋瑾》等精品佳作；探索建立了中国戏剧表导演教育体系，并培养了诸如焦晃、胡伟民、陈明正、李家耀、娄际成、曹雷、王复明、蒋维国、熊源伟等一批著名的话剧表演、导演艺术家。

　　晚年的朱端钧，将更多精力投入戏剧理论建设。他在《舞台创作技法》中系统总结了“举纲张目”“弛张相间”等导演法则，提出“话剧要向戏曲学习‘留白’的智慧”。

　　1978年11月7日，他在排演《雷雨》时突发心脏病，倒在了他热爱的舞台上。

　　于伶在其去世的第二天作《哭端钧同志》诗曰：“折磨历尽剩余哀，剧苑忍看劫后灰。今日君应含笑去，于无声处听惊雷。”朱端钧的艺术殉道精神成为上戏师生的精神图腾，因此有了“上戏之魂”的赞誉。

　　四

　　福报：与中国话剧同庚共贺

　　朱端钧是明末著名学者、有着“余姚四贤、清初五大师、日本孔子”之称朱舜水的后裔，生于姚城江北。1907年的出生年份，与中国话剧的诞生同年。

　　1982年10月，夏衍为《朱端钧戏剧艺术论》写序，评价朱端钧先生的贡献说：“朱端钧同志认真地、脚踏实地地为中国新兴的话剧事业尽瘁了半个世纪。他主要的贡献是默默地、坚持不懈地为话剧运动作奠定基础的工作。”

　　因此，一个为中国话剧“尽瘁了半个世纪”的话剧人，也注定要与中国话剧的每一场重要纪念休戚相关。

　　2002年，上海戏剧学院端钧剧场实验剧场进行翻修，这座从1956年到1994年期间都是上戏唯一剧场的“小剧场”，在这不起眼的空间里诞生了将近200台各类精彩剧目。1956年到1994年几乎所有重要的演出、学生毕业公演、实习演出都在这里诞生。为纪念朱端钧先生，修缮后的实验剧场正式命名为“端钧剧场”。

　　2007年，正逢中国话剧诞生100周年，12月6日，上海戏剧学院举行“朱端钧诞辰百年系列活动”，在端钧剧场前树立起了一尊朱端钧汉白玉雕像，同时举办了朱端钧生平展览、学术研讨、剧目展演等纪念这位著名话剧艺术家、上海话剧艺术的开拓者。

　　2017年，是朱端钧诞辰110周年，也是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这一年，上海戏剧学院举办了盛大的“纪念朱端钧先生诞辰110周年”系列活动 ，在端钧剧场门前举行了庄严的缅怀仪式，并举行了高规格的研讨活动。

　　令人难忘的是，在朱端钧诞辰11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正式举行前的12月5日，上海戏剧学院还组织了由学院副院长孙惠柱带队的30人故居寻访及墓地祭扫团，从上海集合，专程前往朱端钧的家乡宁波余姚，参加祭扫朱端钧先生墓地的活动。其中就有著名表演艺术家、朱端钧学生、时年已经84岁高龄的游本昌。

　　“以社会的精神引渡为念，以大众的喜闻乐见为念。”朱端钧的学养和人生境界，用他自己的两句话来概括是最合适不过了。他一生导演了近90部戏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风格之多样，很少有人可比肩。

　　在《夜上海》的创作中，他将孤岛的暗夜化作舞台的明灯，用戏剧唤醒民族的觉醒。今天，当我们走进端钧剧场，仍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艺术震撼——那是对信仰的坚守，对生命的礼赞，更是中国话剧人永远的精神原乡。

　　注：甬派《烽火“艺甬军”——抗战中的甬籍文化名人》专题，特邀郁伟年担任主编。

　　专栏嘉宾简介

　　郁伟年，宁波市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

　　沙力，宁波市政协常委、同泰嘉陵董事长、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院长。

　　黄江伟，品牌策划专家、名人文化研究专家，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特聘研究员，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甬派客户端特邀嘉宾 沙力 黄江伟/文 郁伟年/主编

编辑： 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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