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镜我同志则是这两个刊物（《抗敌》杂志和《抗敌报》）的最尽力、最有见识的总编辑。他原是日本留学生，后来在上海主持党的文化工作。抗日战争开始后被党派到新四军来，一下就适应了军队的特殊环境，这是颇不容易的。”

　　这是朱镜我的战友、曾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晚年在一篇《李一氓回忆新四军的〈抗敌报〉和〈抗敌〉半月刊杂志》文章中，对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部长朱镜我的评价。

　　人物名片

　　朱镜我(1901-1941)，原名朱德安，笔名雪纯。浙江省鄞县人。革命烈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历任中共中央文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新四军政治部宣传教育部第一任部长等职。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朱镜我壮烈牺牲。

　　抗战时期，朱镜我在新四军主管《抗敌》杂志和《抗敌报》宣传工作。

　　一

　　奔赴：文化干部充实前线

　　1937年9月，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于洛川会议上高瞻远瞩，明确提出“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一战略方针，同时着重强调“要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动员全民族抗战”。彼时，随着国共合作步入新阶段，八路军、新四军正式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中共中央敏锐洞察到，在统一战线这一复杂框架下，强化党对军队的政治引领，牢牢掌控舆论阵地，已成为关乎抗战全局的关键之举。

　　1938年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迅速下发《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指示》，其中明确要求“选派政治坚定、理论扎实、宣传经验丰富的干部充实前线部队，构建高效宣传体系”。这一指示宛如集结号，一场跨越地域、影响深远的干部调配行动就此拉开帷幕。

　　上海，这座曾作为左翼文化运动策源地的城市，在往昔岁月里汇聚了大批怀揣革命理想的文化人才。他们长期在上海租界从事地下工作，于艰难处境中开展文化斗争。

　　随着抗战形势风云变幻，这些党员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毅然踏上辗转之路，奔赴延安、武汉、重庆等地，而后由中央依据抗战大局统一部署，派往前线部队。例如，曾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担任理事的冯定，凭借自身深厚的理论素养，被派往新四军，全力投身理论教育工作，为提升新四军将士的思想觉悟倾尽全力；参与创办《读书生活》杂志的艾思奇，奔赴延安后，又转战华北，肩负起八路军宣传培训的重任，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在华北大地。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时期，经中央调配，数百名具有丰富文化宣传经验的干部深入到八路军、新四军中。他们恰似点点繁星，凭借在左翼文化运动中积累的宝贵经验，迅速融入部队，成为抗战宣传战线上熠熠生辉的中坚力量，为提升部队的宣传能力、凝聚军心民心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第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的项英找周恩来谈及新四军“加强宣传、文化阵地的实现和安排”。经中央同意，朱镜我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第一任宣传部部长，于11月底赴任。

　　朱镜我早年负笈东渡，留学日本。1927年，学成归国的朱镜我毅然投身革命事业。回国后，他担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在任职期间，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与坚定的革命信念。

　　他亲自领导创建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精心主编《文化批判》《思想月刊》等刊物。在这些刊物上，朱镜我以笔为剑，与国民党发起的文化“围剿”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激烈斗争。他的文章犹如投枪匕首，直刺敌人要害，有力地传播了革命思想，鼓舞了广大进步青年的斗志。

　　1931年，朱镜我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在暗无天日的狱中，他坚贞不屈，以顽强的意志坚守着革命信仰，始终未向敌人屈服。直至1936年，经党组织历经艰难、多方营救，朱镜我方重获自由。短暂在江西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后，1938年秋，朱镜我再次响应党的号召，受中央指派奔赴皖南，就此开启了其在新四军宣传战线上波澜壮阔的壮丽篇章。

　　二

　　主政：一报一刊宣传领航

　　1938年11月底，朱镜我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出任新四军首任宣教部部长，分管宣传、教育、文艺和《抗敌报》社。彼时，新四军的宣传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急需一位有能力、有经验的领导者来打开局面。

　　朱镜我肩负重任，积极投身于新四军的宣传文化建设，他深知宣传工作对于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的重要性，决心打造出具有影响力的宣传阵地。

　　新四军《抗敌报》社编辑室

　　《抗敌报》的创办源于1938年4月，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邓子恢率部抵达安徽歙县岩寺，与先期到达的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部汇合。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部部长邓子恢提出创办报纸，作为部队开展政治工作和对群众进行政治宣传阵地的建议。

　　于是，新四军军部在太平县休整时便开始办报，并起名《抗敌报》。那时，办报条件极为艰苦，刻蜡纸印刷，暂出8开1张，3日1期。1938年5月1日，《抗敌报》正式创刊。后来，新四军军部进驻泾县云岭，改为4开，仍是油印。

　　1938年10月，新四军军部政治部宣传部在泾县云岭汤村的 “汤氏支祠” 内正式成立了《抗敌报》社。《抗敌报》社归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直接领导，报纸由宣传部部长朱镜我主管。

　　朱镜我到任后，对《抗敌报》的编辑、设计，特别是一些社论、专刊，署名文章的组织安排，费了很大的心力。

　　他经常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为报纸撰写文章；同时他还积极向军部首长和知名文化人士约稿，编审稿件，深入部队指导各支队、各团的宣传工作。在他的努力下，《抗敌报》的内容不断丰富，质量不断提高，成为新四军重要的宣传文化阵地。

　　《抗敌报》报头题字起初是从浙江诸暨请来的一位木刻老工人黄立中雕刻。1939年2月，周恩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期间，应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朱镜我的请求，欣然为《抗敌报》题写了报头。

　　周恩来的题字，不仅为《抗敌报》增添了光彩，也体现了党中央对新四军宣传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从此，《抗敌报》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广大军民面前，更具影响力和号召力。

　　周恩来为《抗敌报》题写的报头

　　《抗敌》杂志作为新四军军部的指导性宣传刊物创刊于1939年2月，是面向全体抗日军民的读物。其编辑委员会最初由冯达飞、薛暮桥、聂绀弩、夏征农、李一氓、林植夫、朱镜我组成，由新四军司令部秘书长李一氓任主编。聂绀弩离开后，黄源加入编辑委员会。

　　1940年11月，编委的次序调整为朱镜我、李一氓、林植夫、夏征农、黄源、冯达飞、薛暮桥，朱镜我承担起总编辑的职责。

　　《抗敌》杂志原计划为半月刊，实际上为不定期出版，初为25开本，后改为16开本，铅印，于1940年12月1日停刊，合计出版两卷19期。其栏目丰富多样，包括社论、争论、论文、时论、特辑、文艺、战斗、译文、战斗报告、调查报告和“新四军一日”等。

　　新四军军部《抗敌》杂志

　　朱镜我不仅致力于报刊的编辑发行工作，还充分发挥自己作为理论专家和左翼背景的优势，积极推行其他文艺刊物和文化活动。他关心文化队伍建设，重视文化人才培养，在他的领导下，皖南时期的新四军文化活动蓬勃发展。

　　当时，新四军的戏剧创作较为突出。战地服务团设有戏剧队，军直总俱乐部和教导总队均有戏剧组和剧团。根据朱镜我提议，又成立一个专门剧社，以指导全军戏剧工作，范围包括各部队、机关，社员达300余人，工作内容涉及编剧、导演、演出、研究等。

　　在朱镜我的领导下，皖南时期的新四军创作演出了大量戏剧节目，较有影响的有《皖南一家》《繁昌之战》《一年间》等。至1939年，全军演出达600余次，创作剧本近200个。其时，新四军的戏剧演出水平不仅在第三战区首屈一指，即使与上海一流剧团也能媲美。

　　朱镜我还积极参与新四军军歌的创作。在陈毅《十年》的歌词基础上，他与项英、袁国平、李一氓等军部领导人一起参加修改并最终定稿，同时将该歌词在《抗敌报》发表。作曲亦由宣教部交与何士德负责。

　　以《新四军军歌》为标志，新四军音乐歌咏活动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此外，朱镜我还创作了歌曲《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铁军》的歌词，也是由何士德谱曲。这是一首战斗性、鼓动性很强的歌曲，展现了新四军广大将士英勇顽强、报国为民、奋力杀敌、百折不挠的作风和意志，在新四军广为流传。

　　为提高部队的理论文化素养，朱镜我还常常亲自为干部、战士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国际国内形势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利用各种资料，既纵论世界时事，又善于抓住重点，把错综复杂的抗日战争和国际形势联系起来，缜密而有条理地分析，深入浅出地讲解，从而使听众自然而然得出中国和世界人民必然战胜日、德、意法西斯的结论。大家普遍爱听他的课。

　　陈毅握住他的手说：“你这个大理论家把马列主义讲活了。党中央调你到这里当部长，要的。”寥寥数语，却高度概括了朱镜我在新四军宣传工作中的卓越贡献。

　　三

　　喋血：壮志未酬身先死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进程中，国共两党虽处于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之下，但矛盾与摩擦也在暗中滋生。国民党内部部分顽固势力，始终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心怀忌惮与敌意 。

　　新四军在敌后的迅猛发展壮大，不断沉重打击日军，收复大片失地，赢得了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与支持，这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度恐惧与仇恨。他们视新四军为眼中钉、肉中刺，处心积虑地想要限制、打压新四军的发展。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公然违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和承诺。国民政府调集大量军队，气势汹汹地向新四军军部逼近，妄图将新四军一举消灭。

　　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压迫，中共中央从全民族抗战的大局出发，顾全大局，委曲求全，决定将新四军在皖南的部队撤往长江以北。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却背信弃义，暗中设下重重陷阱，准备对新四军进行突然袭击。

　　1940年12月，新四军军部开始准备北撤。朱镜我尽管身患严重的胃病，胃溃疡导致频繁吐血，军部曾强制其休养未果，并且坚决拒绝了军部让他先行撤离皖南、绕道上海去苏北根据地的安排。

　　他坚定地表示：“我是宣传部部长，怎么可以离开部队先走？在这危急关头，理应与大家同生死共患难，更何况北撤前还有大量宣传教育工作要做，我决意留下和部队一起行动。”他深知在这关键时刻，宣传工作对于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的重要性，毅然决然地选择与部队并肩作战。

　　1941年1月4日晚，军部北移，朱镜我拖着病体踏上了艰难的征程。由于身体羸弱，路途颠簸，他大口吐血，痛苦不堪。当时阴雨连绵数日，道路泥泞不堪，寒风凛冽刺骨，外面漆黑一团，行军速度极为缓慢。

　　6日夜，队伍行至泾县茂林地区，与拦截的国民党顽军发生激烈战斗，皖南事变的枪声就此打响。13日凌晨，部队突围到西坑时，又被敌人包围。这时敌人放火焚烧山林，四面枪声大作，形势万分危急。部队立即又一次实施突围，朱镜我看到自己的存在拖累了战友，趁大家不注意，咬牙坐起来，用尽力气纵身一跃，跳下山崖，壮烈牺牲，年仅40岁。

　　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新四军遭遇的重大挫折，造成了严重的人员损失。包括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宣传部部长朱镜我在内的24名团级以上干部牺牲。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出后，震惊了全国。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反动行径表示了最强烈的抗议和谴责，严厉斥责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叛国家和民族的罪行。

　　毛泽东愤怒地指出：“这是亲日派阴谋家及反共顽固派有计划的政治阴谋。”

　　中共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向全国人民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

　　社会各界也纷纷对国民党的行为表示谴责。宋庆龄、何香凝等民主党派、爱国人士、海外侨胞纷纷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破坏抗战团结的行为，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新四军在遭受重创后，并没有被敌人的暴行所吓倒，而是迅速恢复力量，继续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新的军部迅速组建起来，领导新四军继续坚持敌后抗战。新四军全体将士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坚定了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他们在大江南北与日军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战斗，为保卫祖国、抗击侵略者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

　　缅怀：故土雪纯铭记英烈

　　朱镜我的妻子赵独步也是宁波人，他们是日本留学时期的同学。

　　赵独步1925年从日本留学归国，在多地师范院校任教，还曾担任吴兴女中校长。她不仅独自将五个子女抚养成人，还全力支持朱镜我从事革命工作。

　　1938年，深受朱镜我影响，赵独步加入新四军，次年入党，在军部抗日军人子弟学校任教导主任。1940年，在新四军直属队中，朱镜我与妻子赵独步因携手献身革命、工作成绩出色，和袁国平夫妇、薛暮桥夫妇一起，被军部评为三对“模范夫妻”。

　　朱镜我对子女的革命之路也影响深远。他动员子女投身新四军，儿子朱庭光、女儿朱伊伟在其感召下参加了新四军，在革命队伍中不断成长。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朱镜我一家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他们舍弃个人安逸，全身心投入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成为新四军中令人敬仰的革命家庭。

　　朱镜我、赵独步夫妇合影

　　朱镜我家乡宁波鄞州区横溪镇金峨村，多年来在兴建烈士纪念空间方面不遗余力。

　　1998年10月，为铭记朱镜我的丰功伟绩，当地政府在其故居旧址上建成一座六角重檐攒尖式石亭，取名“雪纯亭”，“雪纯”源自朱镜我笔名。亭两侧柱子刻有“为真理四处奔波宣传马列”“誓抗日皖南突围捐躯祖国”，高度概括其革命生涯；朱镜我纪念公园也建成开放，占地逾2亩。

　　公园入口处，两米多高的朱镜我雕像耸立，上面刻字遒劲有力，详细记载着他的生平，过往村民常驻足瞻仰；沿着公园向山上前行约200米，便是朱镜我故居旧址。这里原是两栋二厢四合院建筑，整体坐北朝南，共12间房，西首六间是朱镜我祖屋，是他出生和回乡活动之地。

　　如今，旧址旁立有纪念碑，笔刃石碑与阳光辉映，诉说着先烈的英勇事迹。

　　此外，宁波还启动了朱镜我烈士纪念园建设项目。园区位于金峨村朱家峰自然点，面积约4120平方米，将被打造为集纪念展示、党性教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场所，也使此地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对朱镜我的研究、缅怀与传承工作也始终在有序推进。

　　《朱镜我文集》由海洋出版社出版，该书按时间顺序收录其诸多著作，涵盖对社会观、政治基础、精神生产等多方面论述，展现他在理论研究与传播领域的贡献；《朱镜我评传》由宁波出版社出版，深入剖析其人生轨迹，为研究提供翔实资料；《朱镜我纪念文集》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收录各方对他的追忆与研究文章；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朱镜我卷》同样聚焦其文学创作与思想，丰富了对朱镜我研究的维度。

　　这些书籍从不同角度，全面呈现朱镜我的革命生涯、思想理念与文学成就，让后人得以更深入了解这位革命先辈，使他的精神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

　　2021年3月16日，在朱镜我烈士诞辰120周年之际，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鄞州区委共同主办的座谈会于鄞州召开。各界齐聚一堂，缅怀其生平事迹与历史贡献，重温奋斗历程，传承革命精神。

　　“近年来，当地政府特地拨款修建‘雪纯’烈士纪念亭，对故居进行了修缮，还新建了纪念公园。每年我们一家人都会回来看看，有时是在特殊的日子缅怀先人，有时就是想到了来坐坐，在这里我们能感受到宁静和平和，感念先辈，珍惜当下。”

　　这是朱镜我烈士的孙子朱笑耘在纪念爷爷诞辰120周年上的发言。

　　回望朱镜我的一生，是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他以笔为武器，在舆论宣传战线上冲锋陷阵，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精神，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后人前行的道路。

　　如今，朱镜我的故居旧址、纪念亭、纪念公园、纪念雕塑等，成为人们缅怀他的精神寄托。他的文集和纪念文集，也让更多人了解他的思想和贡献。这些纪念空间和文字记录，不仅是对朱镜我的怀念，更是对他所代表的革命精神的传承。

　　注：甬派《烽火“艺甬军”——抗战中的甬籍文化名人》专题，特邀郁伟年担任主编。

　　专栏嘉宾简介

　　郁伟年，宁波市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

　　沙力，宁波市政协常委、同泰嘉陵董事长、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院长。

　　黄江伟，品牌策划专家、名人文化研究专家，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特聘研究员，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甬派客户端特邀嘉宾 沙力 黄江伟/文 郁伟年/主编

编辑： 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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