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惨痛不幸的消息要为同仁们告的，就是郑川谷先生逝世。郑先生是本店还在上海成立不久时候就经常为本店厂作的一个老同事。凡在上海工作过的同仁，想必都知道郑先生。他是一个艺术家，是对于装帧艺术造诣颇深的人才，本店本版书多半是由郑川谷设计。他的死，无疑的对本店、对装帧艺术方面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这是刊发在1938年9月3日生活书店出版的内部刊物 《店务通讯》第24号《悼郑川谷先生》一文中的内容。

　　人物名片

　　郑川谷(1910—1938) ，原名永瑞。浙江慈溪人。早年在世界书局印刷厂当学徒，学习石版画；后参加鲁迅主办的木刻讲习会，考入杭州西湖艺术学院就；毕业后在上海生活书店从事书籍装帧设计工作，后兼任上海杂志公司的书籍装帧设计工作，设计书刊500多件。著有《应用图案讲话》《抗战图画手册》等。

　　抗战期间，郑川谷完成《抗战图画手册》手稿绘制。

　　一

　　觉醒：新兴木刻运动的首创

　　在抗战的滚滚硝烟中，宣传工作成为凝聚民族力量、激发抗战热情的关键武器。然而，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却给宣传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据统计，抗战爆发前，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农村地区的文盲率更是超过了90%。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传统的文字宣传方式往往显得力不从心，难以触及广大底层民众的内心。

　　为了突破这一困境，“视觉抗战”的理念应运而生。戏剧、电影、漫画、版画、壁画等艺术形式，以其直观、形象的特点，成为抗战宣传的主力军。它们突破了文字的障碍，让那些目不识丁的百姓也能深刻感受到抗战的紧迫性和民族的危亡。

　　在众多艺术形式中，版画以其独特的优势脱颖而出。它制作简便、成本低廉，可以大量复制传播，尤其适合在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抗战时期发挥宣传作用。而这一艺术形式能够在中国迅速发展壮大，离不开一个人的大力倡导，那就是鲁迅。

　　鲁迅深知版画在革命宣传中的巨大潜力，他曾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

　　1928年秋，鲁迅与柔石等人创立“朝花社”，出版《艺苑朝花》，积极输入外国版画，为中国的木刻青年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版画艺术的大门；

　　1931年8月17日至22日，上海长春路319号的一所日语学校里，一场改变中国木刻艺术命运的集训悄然拉开帷幕。

　　鲁迅亲自邀请日本的美术教师内山嘉吉，为13位爱好木刻的青年举办了为期6天的木刻讲习会，鲁迅则亲自主持并担任翻译。在这短短的6天里，内山嘉吉毫无保留地传授着黑白木刻与套色木刻的技法。

　　从刻刀的握法到线条的运用，从黑白的对比到色彩的搭配，每一个细节都讲解得细致入微。而鲁迅，这位文学巨匠，此时也化身为一位耐心的导师，他不仅协助内山嘉吉教学，还带来了自己多年收藏的版画画册和原作，结合授课内容，为学员们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和讲解。

　　这批由鲁迅、内山嘉吉亲授的青年来自一八艺社、上海美专、白鹅画会和新华艺专，他们是：陈广、陈铁耕、江丰、黄山定、李岫石、顾洪干、钟步青、邓启凡、胡仲民、倪焕之、郑川谷、苗勃然、乐以钧。

　　他们在鲁迅的引领下，拿起刻刀，以木刻为武器，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宣传之中，后来均成为中国现代版画史上的重要力量。

　　在这13位学员中，郑川谷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出身平凡，曾是世界书局的一名学徒，但对艺术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望，让他毅然投身于木刻艺术的学习之中。在讲习所里，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每天最早来到教室，最晚离开，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他的勤奋和天赋，得到了鲁迅和内山嘉吉的一致认可。

　　讲习会结束时，一张珍贵的合影为这段历史留下了永恒的见证。照片中，鲁迅面容和蔼，居中而站；内山嘉吉手持刻刀，眼神专注；郑川谷位列左八，年轻的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坚定。

　　此后，郑川谷带着从讲习所学到的知识和精神，踏上了他的艺术征程，为抗战宣传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也为后来《战时图画手册》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鲁迅、内山嘉吉和木刻讲习所郑川谷（左八）等学员合影

　　二

　　绝唱

　　《战时图画手册》的诞生

　　在生活书店与上海杂志公司担任装帧设计师期间，郑川谷始终保持着对实用美术的探索。

　　1936年夏，他利用业余时间编绘的《应用图案讲话》由生活书店出版，这部图文并茂的著作系统梳理了几何图案、工业元素在书籍装帧与广告设计中的应用法则。

　　郑川谷在生活书店工作8年中设计书刊约有500多件。

　　郑川谷的封面设计常常取材于机械零件、建筑外形、几何图案等，明快、醒目、清新。郑川谷的设计风格代表了当时社会风尚的一个方面，即崇尚工业带给社会的进步，希望获得机械的强力来推进社会的前进。如《文学》创刊号就直接以厂房为背景，用了火车的侧影、火车头的正视以及带有电感的车轮进行组合，给人一种强烈的运动感和力量感。

　　他为张静庐所著《在出版界二十年》所作的封面装帧则以中间的齿轮为中心，将书名、出版年份以及作者署名以逆时针方向串联连接起来，简洁而具有动感。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铁蹄迅速践踏华北，郑川谷随生活书店迁至武汉。

　　在汉口分公司的阁楼里，他目睹了大量难民涌入的场景：目不识丁的农民分不清国共军队标识，市民对日军军衔、装备一无所知，甚至误将佩戴“膏药旗”臂章的汉奸当作抗日志士。强烈的现实刺痛促使他决心创作一部“看得懂的抗战指南”。

　　从1937年深秋到1938年春，他白天设计《光明》《中流》等刊物封面，夜晚伏在油灯下绘制木刻组画，内容涵盖“我们的领袖”“敌人的服饰”“武器识别图”等板块。在“我们的领袖”系列中，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与宋庆龄的肖像与蒋介石、白崇禧、李宗仁等国民党党政军领导人并置，毛泽东身着灰布军装、朱德佩戴红星帽徽的形象，通过简洁的黑白线条精准呈现，既体现出中共领导的领袖风采，又记录了当时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抗战统一战线。

　　针对日军伪装问题，他绘制了十余幅对比图：日军宪兵的“昭五式”制服与中国警察制服的区别、坦克“九七式”与“八九式”的识别特征，甚至细化到军靴鞋钉的排列方式。这些图像突破了传统宣传画的标语化模式，成为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的“视觉教材”。

　　1938年8月23日，郑川谷在赴武汉途中突发时疫，病逝于重庆至武汉途中的轮船上。临终前将装有72幅画稿的帆布包交给妻子，反复叮嘱：“这些画要留给打鬼子的人。”

　　他离世后，既为同乡，又是上司的上海杂志公司的总编辑张静庐非常重视这批遗稿，立即决定出版：“川谷用生命画下的东西，不能让它们烂在箱子里。”

　　郑川谷遗孀在重庆期间，得到美术界支持，参照战时新闻影像与木刻资料，补充了“国际援华”板块的白求恩、史迪威形象及“沦陷区生活”场景，使书稿内容更为完整。

　　郑川谷遗作《战时图画手册》

　　1941年6月，郑川谷的遗作《战时图画手册》由上海杂志公司正式出版，32开本、道林纸印刷，扉页印有四排小字：“谨以川谷先生的这一册遗作，纪念川谷先生的逝世三周年”。

　　首印5000册在渝汉两地迅速售罄，延安八路军总部、桂林文化供应社纷纷致信求购，甚至有游击队将书页拆解，贴在村口大树上作为识字班教材。

　　《战时图画手册》的影响力远超出版界。

　　在湖南多地，画家将书中“军民合作运输队”的插图放大，绘在三丈高的城墙砖上，围观百姓跟着标语高喊：“粮食送上前线，鬼子赶出中国！”；

　　在广西，进步青年将“识别日军毒气弹”的组图改编成连环画，配合快板在集市巡演，增加普通百姓国防知识；

　　在重庆，街头巷尾的修鞋匠、卖报童，都能指着画册说出“这是八路军的朱老总”“鬼子的毒气罐长这样”。

　　更具突破性的是，戏剧界在舞台置景及人物造型时，也直接参照书中的士兵形象，使郑川谷的《战时图画手册》成为抗战时期覆盖广泛的视觉符号系统。

　　《战时图画手册》抗战时期被作为识字班教材

　　三

　　郑川谷：艺术的忠诚信徒

　　郑川谷在书籍装帧设计领域堪称一位先锋探索者，从业短短几年间，他便为生活书店和上海杂志公司设计了500余件书刊。这些作品宛如一道道独特的文化标识，在那个信息传播相对困难的年代，以其独特的视觉魅力吸引着读者的目光。

　　《文学》月刊作为当时左翼文艺的重要阵地，其封面设计承载着特殊的使命。郑川谷设计的《文学》封面，巧妙地将时尚感与左翼话语阵营的内涵融合在一起，成功地在图像视觉层面代表了“最新倾向”与“将来世代新园地”的时尚感，同时又在刊物实质立场上传达出左翼话语阵营的示意，为刊物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样，在《光明》半月刊的设计中，郑川谷为其设计的封面以简洁有力的构图和富有感染力的色彩，《光明》高举文学救亡的旗帜，突出了刊物的主题和宗旨。他用醒目的图案和文字，传递出抗日救亡、反帝反封建的强烈信号，让读者在看到封面的瞬间，就能感受到刊物所蕴含的力量 。

　　1936年，郑川谷为生活书店设计了店徽，这个店徽后来成为三联书店标志的雏形。图案外围作齿轮形，象征着工业与力量；中间是三个立足点一致、挥动锄镐的筑路工人，他们齐心协力，展现出团结奋斗的精神；沿着三柄锄镐横穿的一条弧形光芒，则寓意着希望与光明。

　　这个设计不仅体现了书店传播知识、启迪民智的使命，也象征着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为了民族的解放和文化的复兴而努力奋斗的决心。

　　后来，曹辛之先生在此基础上进行重新设计，形成了如今我们所熟知的三联书店标志，三个劳动者挥锄扬镐，开垦知识的处女地，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经典象征。

　　郑川谷设计的店徽和《望舒诗稿》封面

　　在文化抗战的大舞台上，郑川谷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还是一座连接各方文化力量的桥梁。

　　他与茅盾、巴金等文化界的巨擘交往密切，经常参与他们组织的文化活动并共同商讨他们作品的设计装帧。为更好理解作品开展设计工作，郑川谷都是这些文学大师作品最早的读者。1937年，他为茅盾担任主编《呐喊》（第三期起更名《烽火》）周刊杂志封面进行装帧设计。

　　郑川谷与丰子恺之间的情谊更是深厚。丰子恺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的漫画、散文和装帧设计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深刻的内涵。郑川谷与丰子恺在艺术理念上相互认同，在生活中也彼此关照。

　　郑川谷英年早逝后，丰子恺怀着悲痛的心情为他撰写墓志铭，表达了对他的深切怀念和高度评价。因为历史原因，这块墓志铭的完整文字未能保留，但丰子恺为郑川谷书写墓志铭的经历被“韬奋纪念馆”清晰记录着。

　　四

　　记忆：名人笔下的“川谷君”

　　在一个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的年代，一个才华横溢青年人的逝世更多留下的是来不及表达的遗憾和没有太多时间的伤感。但在郑川谷的“朋友圈”里还是留下了他曾经的点点滴滴与深刻印象，尤其是与宁波人的交集。

　　郑川谷参加鲁迅主办的木刻讲习所，是以白鹅画会会员身份参加的，13名学员中有胡仲民、倪焕之、郑川谷三位白鹅画会的。而白鹅画会正是由宁波籍画家陈秋草等人于1923年发起成立，是上海最早的职工业余美术研究团体，以改革社会广告为宗旨，启发中国广告事业、振兴国民美术之真精神，1928年改名为“白鹅绘画研究所”, 1932年更名为“白鹅绘画补习学校”。

　　与郑川谷同在上海生活书店工作时的同事莫志恒的回忆《三十年代出版界的昙花——书籍装帧艺术家郑川谷》一文中回忆到“郑川谷1924年春到上海后，先在上海世界书局印钞厂当学徒，同时开始学习绘画。其间，他积极参与进步活动，1930年因‘共党嫌疑’关进龙华监狱，后经虞洽卿担保出狱。”而虞洽卿此时的一个身份正是旅沪宁波同乡会的负责人，又与郑川谷同为慈溪老乡。

　　1936年，郑川谷的旧友丰子恺邀请他到新成立艺术教育书店兼职，郑川谷到了艺术教育书店后，开始编制一系列画册，并且在当年远赴日本，当年的《申报》就记载了郑氏来回的消息，言其“带回了不少最先进的画册”。

　　生活书店的老人后来也回忆说“他自东洋回来后画风有了很大的转变”。而为好友郑川谷撰写墓志铭的丰子恺也是宁波著名藏书家丰坊之后。

　　“生活书店诸位先生台鉴：家兄川谷来渝不久，不幸突染时疫，客硕异乡、蒙诸先生等或亲临吊咭，或电函慰问，复荷厚赐膊仪（共国币八十五元四角），感激殊深，敬致谢忱。”这是1938年9月17日出版的生活书店《店务通讯》第26号上刊载了郑川谷妹妹《若川女士为膊助川谷先生致谢一一封给本店同人的恳挚的信》的感谢信。

　　如今，无论是在北京、上海还是香港三联书店郑川谷设计的店徽原型进行数次修改后，依然保持着1933年初成时的模样，也让一个叫“郑川谷”的年轻人一直被惦念着。

　　注：甬派《烽火“艺甬军”——抗战中的甬籍文化名人》专题，特邀郁伟年担任主编。

　　专栏嘉宾简介

　　郁伟年，宁波市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

　　沙力，宁波市政协常委、同泰嘉陵董事长、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院长。

　　黄江伟，品牌策划专家、名人文化研究专家，国内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特聘研究员，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甬派客户端特邀嘉宾 沙力 黄江伟/文 郁伟年/主编

编辑： 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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