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武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宁波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历史学会理事
王结华 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主任，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首席专家、研究员
宁波，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在地理区位上，宁波近似于东亚海域世界的几何中心，与我国的渤海湾和珠江口、日本大阪湾、韩国江华湾之间的里程均十分接近。
在自然条件上，宁波其城，西以四明山为枕靠，南以天台山为屏藩，北以杭州湾为前往苏沪的海上通衢，东以舟山列岛为远赴外洋的天然栈桥；宁波其港，通江达海，山环岛拱，与舟山诸港毗连一体，组合联动，深海岸线资源在国内首屈一指。
宁波境域的港城建设史，可以追溯至距今两千多年的战国时期。历经漫长的新石器时代和先越文化时期，宁波所在的四明三江地区，先民聚落虽星罗棋布、此消彼长，但聚落级差并不明显，作为聚落高级形态的城市尚未出现。直至战国时期，句章诞生于余姚江畔，方开今日宁波境域港城建设之先声。
秦汉王朝以郡县区划天下，在越国故地置会稽郡，会稽东部海滨下设句章、鄞、鄮三县，自此甬上三邑西、南、东各居一方，初成鼎立格局。句章之西另设有余姚县，与句章同处余姚江流域，是甬上三邑连接内陆腹地的空间节点。
三县相较，句章的水上交通最为便捷，西可循余姚江深入内地，东可顺甬江远出海上，俨然一座扼守水路要津的海疆重镇。
隋朝一统南北以后，于开皇九年将鄞、鄮、余姚三县并入句章一县，自此之后，四明三江地区三邑鼎立的局面不复存在。唐代武德四年，析句章置鄞州，将句章、鄞、鄮故地划隶鄞州，宁波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辖县建制，但历时短促，武德八年即将鄞州降为鄮县。唐代开元二十六年，经江南东道采访处置使齐瀚奏请，始分越州（治今浙江绍兴）鄮县置明州，州名取自境内四明山之“明”。
明州屹立于东海之滨，是唐代两浙沿海最早望见启明星的州城。由县升州，居高统合，单极集中，显然更有利于四明海滨、三江流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高效调集与均衡配置。
唐代长庆元年，时任明州刺史韩察主持营建子城，这是宁波港城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易治之后的明州，依港立城，以城兴港，城与港相合，港与城相成，港城之间的嵌合程度前所未有、依存关系更为密切。
唐代大和七年，时任鄮县县令王元暐主持修建它山堰，引四明山之水入明州城，保证了这里的淡水供应。从9世纪40年代起，大唐海商开始以明州为海上交通枢纽，逐渐主导了东亚地区的航海贸易。唐代末年，时任明州刺史黄晟主持修筑罗城，奠定了嗣后1000多年宁波三江口内外双城的基本框架。
宁波由此实现了由海疆边城到海交重镇的涅槃，子城则自此成为宁波地理坐标的中心点。
入宋以来，江南渐成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为明州港城的繁荣提供了经济基础。北宋初期，宋廷在明州设市舶司。在相当长的时段里，明州市舶司专控对日本和高丽(今朝鲜半岛一带)贸易，明州的东亚枢纽港地位在行政层面上得以加强。从罗城东渡门到灵桥的江厦地带，逐渐形成一个诸种设施完备的港区。
这一区域不仅有精心营造的码头，还有修造船场、来安亭、天后宫，来安门（东渡门南、灵桥门北）内的市舶司衙署和市舶库可以被视为港区空间向城内的延伸区域，市舶司与灵桥门附近的街巷则是港区与城内厢坊的接合处。三江口港区虽然位于城下江滨湫隘之所，但作为东亚海域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最大的集散场之一，是两宋至明清时期我国东南沿海最具开放性与流动性、活力充溢的一方天地。
在海路交通上，三江口主港、浃江口（即今镇海口、甬江入海口）辅港和当时的舟山外港三位一体，形成联动，往来明州（庆元）的海舶以三江口为启航和登陆的城下港埠，以镇海口为出海和寄碇的滨海津门，以普陀山为放洋和接引的此岸玄关。宋元时期的宁波—博多航线，成为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干线。在内河航运上，由三江口向西，可循浙东运河深入内陆腹地，再经杭州沿江南运河抵达太湖周边。宋元时期的宁波一杭州水路，则是江南河海物流网络的要道。
元代宁波（时称庆元）与广州、泉州并列为航海贸易三大港，是当时中国南方对日本、高丽海上商贸往来的门户。
经历了宋元的繁荣期，在郑和下西洋之后，我国海上贸易因明朝海禁政策的钳制而趋于沉寂。18世纪中期以后，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宁波航海贸易受到更大的限制。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宁波被列入“五口通商口岸”，来到宁波的西人在三江口北岸按照欧洲城市样板建起一个面貌全新的居留地，被当时的宁波人称为“老外滩”。这片比上海外滩的形成早得多、规模也小得多的初代外滩，夹杂着西人强行植入的市政元素与景观样貌——新式马路、欧风洋楼、轮船码头，宁波由此开始经历由传统港城到近代港市的脱胎换骨。严信厚、虞洽卿、叶澄衷、包玉刚……一代又一代宁波人在老外滩沐浴新风，再从老外滩码头坐上驶往沪上的客船，逐步建起一个又一个的商业王国。
春去秋来千百度，潮起汐落几多回。
前尘故事俱已往，港城风华永映辉。
记者 单玉紫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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