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宁波日报》的缘
作者：天涯
人到一定年纪，似乎喜欢回望自己前面走过的路。你会发现，人生的很多节点细小、微妙，让人忽略，却在无形中改变你命运的走向。比如我的创作之路，跟发表在《宁波日报》副刊上的一篇小文章有着无法切割的联系。
上世纪80年代，正是文学兴盛的好时光，文学青年是个非常吃香的身份标签。那时候的我，身在乡下，没有书读，可满脑子是绚烂的文学梦。我问父亲讨了一点钱，去报名参加文学函授班，在一叠叠粗糙的草稿纸上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只可惜身边没有一个同样喜欢文学的朋友可以交流，更没有老师指点，不知道怎么投稿，也不敢去投稿，就一个人闷着头写。
1989年，作为乡办企业一名三班倒的纺织女工，站在隆隆的机器边，我依然做着不切实际的作家梦：衣服口袋里装着小本子和笔，一心两用，想到什么就赶紧记下来。
有一天，我在工厂收发室看到《宁波日报》上的一条征文信息。我记得很清楚，那征文是以一家企业名称冠名，叫“步云杯”，于是就把投稿地址抄了下来。心里有一个声音在鼓动我，去试试，写了这么久，也不知道自己写得怎么样，去试试就知道了。
说起来有点好笑，那时候我都不知道人家投稿都是认认真真写在方格稿笺上，我是直接写在白纸上，字又写得烂，歪歪扭扭。现在想想，也真难为编辑老师没有把那稿子直接扔废纸篓里，而是很负责地审阅（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发表我处女作的那位编辑老师名叫邱贝贝，是位大才女）。我投稿的那篇小文题目叫《不应该是枯叶》，写一位有重男轻女思想的父亲对孩子的心理影响，是以小女孩的视角写的，孤独一人坐在院子里，看天空飞过的雁，地上飘落的叶，内心独白。文章不长，体裁像散文诗又像小小说，我自己也没搞懂，就这样装在信封里，贴上邮票，寄了出去。稿子寄出后，我跑收发室就特别勤，每天要去翻一下《宁波日报》。
终于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编辑把它作为小小说发表。这是我第一次在正式报刊上发文章，内心自然是欣喜万分。征文刊登结束后，选票直接印在报纸上，由读者选好剪下，寄到报社去。让我意外的是，《不应该是枯叶》居然获奖了，这无疑给了我极大的信心。
在这里，我要提两位老师，我想如果没有他们，当年的我可能还没有那么快走出来。一位是《宁波日报》的谢善实老师，另一位是当时鄞县文联秘书长徐秉令老师。谢老师和徐老师住在同一个小区，有一天晚上散步碰到，谢老师对徐老师说，这次征文，鄞县有两位作者获奖。徐老师作为文联秘书长一向非常关注本地作者，就问是谁。谢老师说了我和另一位获奖者的名字。徐老师很惊讶，因为这名字太陌生了，他从来都没听说过。
不久，报社组织了一次笔会，我作为获奖作者参加。我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第一次知道居然还有一个叫文联的组织，知道原来有那么多人喜欢写作。徐老师爱才惜才，特意找我和另一位获奖作者谈话，给予了我们很多鼓励。
也许，对参加那次笔会的人来说，那只是一次笔会，可对我却有着不一样的重要意义。后来我在想，假如我没有参加日报的征文，没有获奖，没有谢老师把我的名字告诉徐老师，就不会有后面的一系列关注和扶持，我也不可能认识那么多的老师和写作朋友。那么，我的作家梦有可能永远停留在梦的状态而无法真正实现。我也不会为了文学从农村走向城市，越走越远，在异乡漂泊十年。这或许就是命运的奇妙之处，看似毫不相干，实际上伏线千里，一环紧扣一环。
写作三十多年，记不清在《宁波日报》副刊上发表过多少篇文章，每一位编辑老师都对我非常厚爱。我回宁波后的这些年，日报在不同时期发过写我的几篇人物专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2004年的一篇专访让我直接加入了民进组织。事后，我才得知，是我们民进老领导，宁波市原副市长陈守义老师看了那篇文章后指示把我吸收进来，让我从此多了一个温暖的组织。
近几年，我很少向《宁波日报》副刊投稿，并不是眼界高了，看不上这块“豆腐干”，在我心里，它的位置是无法替代的。不投稿的原因，是因为有人说，今天的我不应该再去占副刊的版面，应该让给新作者。想想也有道理，毕竟对新作者来说，发表一次等于多一次自信。不过我想以后偶尔也要去日报副刊露个脸，因为这份缘，我想一直延续下去，不画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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