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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漫长期待到永不离线 宁波普通市民眼中的通讯变迁
稿源: 现代金报   2018-11-05 14:11:00 报料热线:81850000
改革开放40周年——百姓故事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木心的诗歌《从前慢》中有一句最能体现当时的光景。

  每每听到这首歌,今年58岁的胡芳总会回想起以前的日子。改革开放40年,通信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情难诉到万里视频,从一机难求的“大哥大”到智能手机的普及。昨天,她向记者娓娓道来,一路走来的印记,一段段精彩故事跃然眼前。

  上世纪70年代

  八分钱平信写满亲情电报来了准是大事

  1977年,中国高考制度恢复,胡芳就是在那一年上的大学。

  虽然在杭州念书,但对一个十八岁的花季少女来说,这是第一次出远门。想家的时候,一个人躲在宿舍里偷偷抹眼泪,而一封家书就是最好的“解药”。

  上回搬家,胡芳在老家整理出厚厚一沓书信,满满都是回忆。“一封信八分钱,可以洋洋洒洒写上好几页。有时候一周写两三封信,有时候天天写一封。信里说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比如今天考试没考好,食堂里的伙食太糟糕等,有时候写着写着就会掉眼泪。”

  “每次上完课就守在传达室门口,收到信就迫不及待打开,看着父母写的只字片语,心里比吃了蜜还要甜。有时候生活委员拿来一摞信,但没有自己的,又会哭鼻子。”

  上世纪70年代,家里如果有急事就会发电报,寄信从宁波到杭州都要两三天,电报算是当时最快捷的通信方式。但发电报按字收费,需要用最少的字将意思表达完整。胡芳依稀记得,那会儿电报一个字就要两三分钱,一封电报发出去,差不多要七八角,抵得上写一个月的信了。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南京的姑姑发来的电报,邮局工作人员将电报送到家。父母看完就直掉眼泪,原来是爷爷过世了。”胡芳说,那时候收到电报非喜即忧,准是大事情。

  上世纪80年代

  长途电话得到邮电局打

  传达室门口等电话铃响

  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胡芳在宁波一家企业工作,那时候单位已经有电话了。

  “单位里的电话机都是几个科室拼一个,话机通常是圆盘的,拨号式的,不能打外地电话,如果要打外地电话,就要去邮局。”

  当时,宁波很多邮局都有一个个小房间,大家排队取号打电话,大多是一些业务人员。这样的画面,胡芳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晰。

  那个年代,她最甜蜜的记忆是,在传达室门口等恋人的电话。

  “那时候都是偷偷打电话,前一天我们就约好,几点给单位打电话。等时间临近的时候,我就早早等在门口,电话一响就接起来。”

  说起这些,胡芳还有些不好意思。“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煲电话粥,那时候大家都很保守,哪怕是处对象,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电话里说好时间和地点,就匆匆挂断了,根本不敢多聊。”

  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向外地打电话可以用程控电话了。程控电话话机是按键式的,有锁,钥匙一般在领导手中。如果有工作上的事可以向领导要钥匙开锁。

  上世纪90年代·Ⅰ

  电话初装费要三五千元

  虽然很贵但感觉真好

  1981年国家对普通家庭安装电话实施开放政策,电话开始慢慢进入寻常百姓家。那会儿,常见的是转盘式电话,由于安装及通话的费用昂贵,只有在极少数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能见到。而且家庭安装电话的条件相当苛刻,初装费就要交3000—5000元。这个数字,对普通阶层而言是可望不可及的。当时,普通职工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五十几元,就是说要不吃不喝好几年才能安一部电话。不光初装费高,而且还要开后门托关系,排队安装。

  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叫“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就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1995年,对胡芳来说是特别的一年。

  那一年,她应聘到银行工作,薪资待遇涨了好几倍。“每个月工资有两千多元,比普通职员翻了好几番。”那一年,全家人如愿搬进了新房子,安上了梦寐以求的程控电话,初装费就花了3000多元。

  “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个号码。虽然心疼钱,但有电话的感觉真好,安上的第一天我就挨个给亲朋好友打电话。”说起那时候的幸福,胡芳不由自主笑出了声。

  上世纪90年代·Ⅱ

  BP机曾是时尚标配

  大哥大绝对“壕”品

  上世纪90年代,“大哥大”和寻呼机曾是最引人注目的“高科技”产品。

  “‘大哥大’价格高昂,一台就要一万多元,普通人根本买不起。拿在手里,连走路都带风。”

  身边有个做生意的朋友就买了一部“大哥大”,随时放在包里拎在手上。每到一个地方,就很神气地把“砖头”立在桌子上。“其实他一天都接不到几个电话,但就是显摆。”

  对于普通人家来说,BP机代替“大哥大”成为大家的新宠。“摩托罗拉传呼机,随时随地传信息。”这是上世纪90年代耳熟能详的一句广告语,那个年代,在腰上别个BP机就算是赶时髦。

  起初,传呼机只能显示数字。一有传呼机响起,就需要找电话回过去。那几年,宁波大街小巷的公用电话亭一下子多起来。

  “那会儿,办公室用BP机的同事不少,他们的口头禅就是‘有事呼我’。BP机一响,大家纷纷低头看是不是自己的。慢慢地,开始出现能发简单文字的传呼机,但寻呼小姐常常有打错字的时候,经常会闹笑话。”

  21世纪

  QQ、微信上场

  手机成“新器官”

  进入21世纪,互联网逐渐发展起来,人们通过网络实现通讯成为可能。最初,大家上网都去网吧,1小时就要10元。1999年,QQ的出现开启了网络通讯的新天地。

  2003年,胡芳买了人生的第一部诺基亚手机,可以发短信。手机更新换代很快,从黑白屏到彩屏,从功能机到智能机,几乎隔几年就要换一次。

  很快,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通讯不再靠电脑,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软件普及,实现了从文字到语音再到视频通讯的随意切换。

  “有了这个微信群,大家更方便联络感情。群里每天都很热闹,聊聊家长里短,分享喜悦快乐,商讨大情小事。逢年过节,群里发发红包雨,还能和亲人万里视频,久违的大家庭的感觉又回来了。”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智能手机使用人数最多的国家。“古人有‘千里眼’,‘顺风耳’的美好愿景,现在远隔万里却能面对面视频聊天,仿佛近在咫尺,这正是美好愿景的现实版。”胡芳感慨地说,现在随着智能手机软件的开发利用,通讯工具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了,聊天、购物、学习、娱乐、支付等,一部手机就能统统搞定,这是40年前的大家根本无法想象的未来。

  现代金报通讯员冯秋玲 首席记者薛曹盛

原标题:从漫长期待到永不离线 宁波普通市民眼中的通讯变迁

编辑: 杜寅纠错:171964650@qq.com

从漫长期待到永不离线 宁波普通市民眼中的通讯变迁

稿源: 现代金报 2018-11-05 14:11:00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木心的诗歌《从前慢》中有一句最能体现当时的光景。

  每每听到这首歌,今年58岁的胡芳总会回想起以前的日子。改革开放40年,通信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情难诉到万里视频,从一机难求的“大哥大”到智能手机的普及。昨天,她向记者娓娓道来,一路走来的印记,一段段精彩故事跃然眼前。

  上世纪70年代

  八分钱平信写满亲情电报来了准是大事

  1977年,中国高考制度恢复,胡芳就是在那一年上的大学。

  虽然在杭州念书,但对一个十八岁的花季少女来说,这是第一次出远门。想家的时候,一个人躲在宿舍里偷偷抹眼泪,而一封家书就是最好的“解药”。

  上回搬家,胡芳在老家整理出厚厚一沓书信,满满都是回忆。“一封信八分钱,可以洋洋洒洒写上好几页。有时候一周写两三封信,有时候天天写一封。信里说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比如今天考试没考好,食堂里的伙食太糟糕等,有时候写着写着就会掉眼泪。”

  “每次上完课就守在传达室门口,收到信就迫不及待打开,看着父母写的只字片语,心里比吃了蜜还要甜。有时候生活委员拿来一摞信,但没有自己的,又会哭鼻子。”

  上世纪70年代,家里如果有急事就会发电报,寄信从宁波到杭州都要两三天,电报算是当时最快捷的通信方式。但发电报按字收费,需要用最少的字将意思表达完整。胡芳依稀记得,那会儿电报一个字就要两三分钱,一封电报发出去,差不多要七八角,抵得上写一个月的信了。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南京的姑姑发来的电报,邮局工作人员将电报送到家。父母看完就直掉眼泪,原来是爷爷过世了。”胡芳说,那时候收到电报非喜即忧,准是大事情。

  上世纪80年代

  长途电话得到邮电局打

  传达室门口等电话铃响

  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胡芳在宁波一家企业工作,那时候单位已经有电话了。

  “单位里的电话机都是几个科室拼一个,话机通常是圆盘的,拨号式的,不能打外地电话,如果要打外地电话,就要去邮局。”

  当时,宁波很多邮局都有一个个小房间,大家排队取号打电话,大多是一些业务人员。这样的画面,胡芳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晰。

  那个年代,她最甜蜜的记忆是,在传达室门口等恋人的电话。

  “那时候都是偷偷打电话,前一天我们就约好,几点给单位打电话。等时间临近的时候,我就早早等在门口,电话一响就接起来。”

  说起这些,胡芳还有些不好意思。“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煲电话粥,那时候大家都很保守,哪怕是处对象,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电话里说好时间和地点,就匆匆挂断了,根本不敢多聊。”

  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向外地打电话可以用程控电话了。程控电话话机是按键式的,有锁,钥匙一般在领导手中。如果有工作上的事可以向领导要钥匙开锁。

  上世纪90年代·Ⅰ

  电话初装费要三五千元

  虽然很贵但感觉真好

  1981年国家对普通家庭安装电话实施开放政策,电话开始慢慢进入寻常百姓家。那会儿,常见的是转盘式电话,由于安装及通话的费用昂贵,只有在极少数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能见到。而且家庭安装电话的条件相当苛刻,初装费就要交3000—5000元。这个数字,对普通阶层而言是可望不可及的。当时,普通职工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五十几元,就是说要不吃不喝好几年才能安一部电话。不光初装费高,而且还要开后门托关系,排队安装。

  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叫“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就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1995年,对胡芳来说是特别的一年。

  那一年,她应聘到银行工作,薪资待遇涨了好几倍。“每个月工资有两千多元,比普通职员翻了好几番。”那一年,全家人如愿搬进了新房子,安上了梦寐以求的程控电话,初装费就花了3000多元。

  “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个号码。虽然心疼钱,但有电话的感觉真好,安上的第一天我就挨个给亲朋好友打电话。”说起那时候的幸福,胡芳不由自主笑出了声。

  上世纪90年代·Ⅱ

  BP机曾是时尚标配

  大哥大绝对“壕”品

  上世纪90年代,“大哥大”和寻呼机曾是最引人注目的“高科技”产品。

  “‘大哥大’价格高昂,一台就要一万多元,普通人根本买不起。拿在手里,连走路都带风。”

  身边有个做生意的朋友就买了一部“大哥大”,随时放在包里拎在手上。每到一个地方,就很神气地把“砖头”立在桌子上。“其实他一天都接不到几个电话,但就是显摆。”

  对于普通人家来说,BP机代替“大哥大”成为大家的新宠。“摩托罗拉传呼机,随时随地传信息。”这是上世纪90年代耳熟能详的一句广告语,那个年代,在腰上别个BP机就算是赶时髦。

  起初,传呼机只能显示数字。一有传呼机响起,就需要找电话回过去。那几年,宁波大街小巷的公用电话亭一下子多起来。

  “那会儿,办公室用BP机的同事不少,他们的口头禅就是‘有事呼我’。BP机一响,大家纷纷低头看是不是自己的。慢慢地,开始出现能发简单文字的传呼机,但寻呼小姐常常有打错字的时候,经常会闹笑话。”

  21世纪

  QQ、微信上场

  手机成“新器官”

  进入21世纪,互联网逐渐发展起来,人们通过网络实现通讯成为可能。最初,大家上网都去网吧,1小时就要10元。1999年,QQ的出现开启了网络通讯的新天地。

  2003年,胡芳买了人生的第一部诺基亚手机,可以发短信。手机更新换代很快,从黑白屏到彩屏,从功能机到智能机,几乎隔几年就要换一次。

  很快,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通讯不再靠电脑,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软件普及,实现了从文字到语音再到视频通讯的随意切换。

  “有了这个微信群,大家更方便联络感情。群里每天都很热闹,聊聊家长里短,分享喜悦快乐,商讨大情小事。逢年过节,群里发发红包雨,还能和亲人万里视频,久违的大家庭的感觉又回来了。”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智能手机使用人数最多的国家。“古人有‘千里眼’,‘顺风耳’的美好愿景,现在远隔万里却能面对面视频聊天,仿佛近在咫尺,这正是美好愿景的现实版。”胡芳感慨地说,现在随着智能手机软件的开发利用,通讯工具的功能越来越丰富了,聊天、购物、学习、娱乐、支付等,一部手机就能统统搞定,这是40年前的大家根本无法想象的未来。

  现代金报通讯员冯秋玲 首席记者薛曹盛

原标题:从漫长期待到永不离线 宁波普通市民眼中的通讯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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