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泛指旧宁波府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个县在外地的商人、企业家及旅居外地的宁波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商人都涌向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经商,形成了商帮。当时较著名的商帮有“广帮”、“徽帮”、“闽帮”等,但有些商帮逐步衰落,销声匿迹,而“宁波帮”历久不衰,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在港、澳、台等地的“宁波帮”企业家,更是举世闻名。
肇始时期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中段,海道辐辏。宁波有众多的优良港湾,从宁波港起航,商船可借助海潮和风力往来南北,是我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出发港,在秦代商贸活动已相当活跃。唐时,宁波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外贸事业颇为兴旺。北宋淳化六年(990年),宁波设市舶司,除与日本继续交往外,与朝鲜的往来显著增加,专设高丽使馆,接待朝鲜的使者和商人。南宋时,又与今柬埔寨、越南、印尼及阿拉伯各国进行贸易。元时,庆元(今宁波)的海运事业非常兴旺,海运户达1000余户。明朝和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以前,较长时间里实行海禁,宁波的合法海外贸易一度停滞。在明末清初期间,宁波商人向北京及沿江、沿海的城镇发展,在北京的宁波商人,经营的主要行业是药材和成衣。明崇祯年间,宁波的药材商在北京建立起“鄞县会馆”。清初宁波商人又在北京建立“浙慈会馆”。乾隆、嘉庆年间,宁波商人在汉口建立了“浙宁会馆”。清嘉庆二年(1797年),宁波在沪商人钱随、费元圭等发起募捐,筹建以行帮为基础的“四明公所”。清咸丰三年(1853年),镇海大商家方仁照兄弟捐巨款重建“四明公所”,把上海的宁波人集合起来,在上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上述这些,标志着宁波商帮已开始形成。
发展壮大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我国,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上海以其地处长江流域终点,腹地深广,交通便捷的优势,逐渐成为全国内外贸易的中心,各省商帮都云集上海,宁波商人以甬沪交通仅一水之隔的优势,也大批涌入上海。据估计,清末在上海的宁波人已达40万人。他们当中,既有地主、商人,也有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居民、苦力者。他们在上海经营南北洋的埠际贸易及颜料、钟表、粮油、海味、煤炭、棉布、药材、西药、棉纱、银楼、五金、机械等行业,并经销洋货,开展对外贸易。上海最早受外商雇用的洋行和银行的买办多数是宁波人。有些宁波商人既是金融买办,又是贸易买办。宁波商帮在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中迅速崛起,形成自己的实力和地位,成为我国民族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宁波商人基于发展需要,在上海相继组成各种行业小团体,在商业行帮中有同善会(渔业)、崇德会(海味业)、济安会(酒业)、永兴会(南货业)、敦仁堂(猪业)、喻义堂(药业)、诚仁堂(肉业)、永济堂(洋货业);手工业行帮有长寿会(石作业)、年庆会(木业)、同义会(银匠);劳工团体有四明长石会、水手均安会等。这类小团体具有同乡和同业的双重结构,他们以维护帮会利益、互济互助为目的,是“宁波帮”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宣统元年(1909年),在上海的宁波商人筹建四明旅沪同乡会,成为上海最早的地域性同乡会组织,1910年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作为同乡人彼此交往、相互照应、休戚与共、同乡人谋取共同利益的自治社团组织,又是联络旅沪宁波人的纽带。1920年—1935年间,还分别建立了镇海、定海、奉化、象山等地以县为单位的旅沪同乡会。从“宁波帮”在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到集合同乡力量的组成,标志着“宁波帮”趋于成熟阶段。
鼎盛时期
民国时期,“宁波帮”臻于鼎盛阶段。随着财力的积聚、业务的扩大、人员的增加,“宁波帮”以上海为基地,将活动地域伸向汉口、天津、苏州等大城市。早在1858年汉口开埠时,宁波商帮很快向汉口扩展,汉口成为上海以外宁波商帮较集中的地区,主要经营水产、银楼、航运、火柴、水电、杂粮、洋油、五金、银行等行业,其中石油行业几乎全部被宁波商人所占,长江夹板船航运业皆属宁波商人所经营。有许多宁波商人还充任洋人在汉口的洋行、银行的买办。在天津的宁波商人,远在清中叶闭关自守时代,就经营航运业,代清廷南粮北运及民间的南北货运输,以6艘船为一小队,10艘船为一大队,成群结队往来于宁波、上海、天津之间,最多时达六七十艘,主要经营户为鄞县的秦氏、吴氏,慈溪的孙氏、董氏,镇海小港的李氏、乐氏。天津开埠后,宁波商人进一步向天津发展。1840年以后,宁波帮在天津的势力日益扩大,在天津建立上海的分支机构,除继续经营航运业务外,还在天津开展进出口贸易、银行保险业、绸缎呢绒业、金银眼镜业等。民国时期,在天津商业中心劝业场一带有不少名店,都是宁波商人经营的。一批实力雄厚的宁波商人,分别在天津开设钱庄、金店、绸缎庄、五金商号、洋行、房产公司、轮船公司等,还代为洋人在天津经营猪鬃、皮毛、山货、棉花等进出口业务,成了洋人在天津的买办。
编辑: 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