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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社区建设 农民市民化的入门考题
稿源: 宁波日报   2018-06-27 10:15:00 报料热线:81850000
【专题】 学习贯彻十九大

  三水湾小区。(陈剑云厉晓杭摄)

  包家社区居民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包惠祥摄)

  湾头社区居民参加煮茶品茗活动。(郁妍捷摄)

  人物名片:陈海波,2003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江北区甬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曾获2014年度“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

  开栏的话

  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城市化浪潮,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在宁波城区及近郊区域,行政区划做出调整,乡镇建制逐步取消,转型成为街道。在市六区内,涉农街道已经占一半以上。

  从乡镇到涉农街道,再到城市街道,是城市化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如何动态把握新时代城与乡的关系?如何加快城乡融合发展?通过街道这个窗口,可以折射出城市发展的缩影,这中间,有规律可以探寻,有经验值得总结,也有难题亟待解决。

  从今天起,中国宁波网、宁波日报和甬派联合推出深读专栏,每月一期,以对话的形式,邀请基层党政干部和群众进行访谈,关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变化和问题,充分解读城乡发展变革,聚焦热点、解剖难点、探寻规律、分享经验。

  在第一期,我们推出近郊涉农街道转型发展系列访谈,江北甬江街道办事处主任陈海波作为受邀嘉宾,就农民市民化和社区建设这一话题,进行解析探讨。

  首席记者厉晓杭

  记者:在您的理解中,农民市民化应该是什么样的?

  陈海波:农民市民化是社会进步的象征,我觉得应该多方面去理解。第一是农民自主选择进入城市的市民化过程,这个变化过程是主动的。第二是农民就地市民化,这有点像城镇化的概念,政府通过社会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同时农民不断转变生活习惯和提升综合素养,最终实现城乡一体融合发展。第三是由政府通过拆迁安置实现农村土地的城市化,农民洗脚上楼,从而带来身份、就业、生活习惯等一系列转变,农民融入城市发展。这也是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话题。

  记者:如何理解农民市民化和社区建设管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陈海波:我觉得这两者密不可分。可以这么说,社区是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场所。在涉农街道城市化进程中,建好社区是第一步,管好社区更加关键,需要我们在管理观念、工作模式、服务方式等方面下功夫,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过程。对基层来讲,这也是引导农民市民化的一道入门考题。

  记者:您谈到社区建设只是第一步,管好社区更加关键。从一个街道的视角来看,您认为农民市民化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陈海波:如何引领被征地农民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理念上的城市化,这是农民市民化的前提和关键,也是我们工作的难点。农民的观念、生活习惯、行为规范,短期之内,是比较难以改变的。对于他们来讲,希望能保留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自己在家种菜、养鸡甚至养猪都是理所当然,可节约不少生活开支,变为市民后则事事需要花钱。我们最早的安置社区是永红社区,是在2013年成立的。我们也经历过农民在楼道里烧煤炉,毁绿种菜,养鸡养鸭,在公共空间打麻将、大声喧哗等等,但这些现象,现在在安置社区已经比较少见了。

  记者:您谈到的现象,在宁波很多拆迁安置社区内,仍然较为普遍。有学者认为,农民市民化的过程,是农民在实现角色转型的同时,通过外部“赋能”与自身增能,适应城市,成为合格的新市民。如果把政府力量视为一种外部“赋能”的话,在拆迁安置社区建设管理中,政府应如何做好引导工作?

  陈海波:我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公共服务供给和市民素养提升两方面入手,让农村转移人口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甬江街道这几年做了很多探索。针对安置社区里老年人“多且闲”的问题,我们借江北区大力发展老年教育的东风,把老年大学办到了每个安置社区家门口。去年我们湾头社区老年大学开班后,办了10多个班,每个班都有七八十名学员,非常火爆。同时,我们又搭建了“益邻湾”平台,让有一技之长的老百姓能发挥余热,同时也帮助了有困难的左邻右舍。这两个例子,就是你说的政府引导的外部“赋能”和培养自治组织的“自身增能”。

  记者:农民自治意识相对薄弱,引导农民加强“自身增能”,你们有什么好的经验吗?

  陈海波:我举一个案例。我们包家社区是在2015年成立的,现在推了一个“微治理”。目前小区物业费收缴率达95%,车库租金收缴率100%,第三方满意度调查中满意度超过95%。这在拆迁安置小区中,是非常少见的。普通商品房小区物业费收缴率在80%左右。而我们的拆迁安置小区能在90%以上,这很不容易,主要就是通过党建引领下的自治组织实现的。

  记者:作为一种社区管理创新,“微治理”体现在哪些方面?包家社区物业费收缴率达到95%,有什么秘诀吗?

  陈海波:“微治理”可以分“微组织”“微服务”“微机制”三个方面。仅“微组织”就分好几个层次,社区里有“社区自治协商会”,是社区服务管理的决策机构,这是商量大事的。我们还有党组织、“草根”社团组织,这些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要重点讲讲党组织,一开始,我们农民进城后,往往依赖以村为主的党组织。我们打破了这种固有平衡,建立起以楼道为主的网格化党组织,在社区公共区域设置党员责任区。遇到物业费不交、乱堆放、乱搭建等问题,我们党员会挨家挨户去做工作。交物业费和停车费,一开始很多人没有这种概念,是不接受的。包家社区物业费收缴率高,多半靠的是党员带头。我们很多老党员先是劝导自己亲朋好友交物业费,进而带动周边其他人。农民的老观念需要身边有人不断潜移默化地去影响,这是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融入的过程。

  今年5月,包家社区还成立了全市首个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物业不管事、业委会不作为、物业和业委会相互推诿、业主损害小区公共利益等问题,管理委员会都可以约谈。我个人认为,如果试点成功,这个做法在全市是有推广价值的,可以解决很多“不作为”难题。

  记者:农民进城之后,身份转变,社会关系网络进行重组。您提到,刚刚进入社区时候,他们往往还是以村为单位进行交往,应该如何激发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

  陈海波:我们遇到过这种问题,刚进城的居民,不信赖社区,更依赖以前的“村”。事实上,村的形态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社区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建立起各类社会组织,培养品牌社团,先凝聚起力量。同时,我们在街道层面打造了“邻里益家”社会组织服务平台,主要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项目服务为主体,采取线上网络+线下网格的双网互动模式。现在这个品牌,已经基本辐射到各安置社区,可以直接“输出服务”。

  比如包家社区业委会有一个“每周一议”制度,联合居民、物业“议一议”“聊一聊”,提高居民参与基层治理主动性。前不久,包家社区就通过居民自发参与,成功解决了通信基站建设引起的纠纷,避免了群体性事件发生。

  记者:甬江街道城中村改造超过“半壁江山”,今明两年,还有大量安置社区交付,经历了前期探索,对于新拆迁安置社区的建设和管理,你们有何思考?

  陈海波:我们的想法是要做好“前置”工作,组织设置、生活配套和管理服务,都需要“前置”。也就是说,在安置农民拿到新房钥匙之前,我们要组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组织等,解决好“有人管”的问题,同时搭建小型邻里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和卫生服务站点等平台,解决好“服务圈”的问题。应该这么说,跟其他商品房社区比起来,对于拆迁安置小区,我们必须考虑更周全,也要更超前。

  记者:安置小区建设、配套、管理投入庞大,成本账怎么算?

  陈海波:调产安置是现在拆迁安置农民的重要选项。现在,一个拆迁安置小区的投用,需要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比如,新建一个拆迁安置社区,单单从运营成本来算,就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除却一次性投入的建设装修等费用,仅仅每个社区居委会的人员及运营费用,就在200万元以上,加上医疗、教育等公共配套建设的分摊,要满足每个拆迁安置社区的群众需求,各级政府每年投入要1000万以上。目前,在我们街道层面,无论是经费投入、还是人员配置比例,拆迁安置社区比普通社区至少多出20个百分点。

  记者:让农民“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在实施过程中,还有没有其他待破解的难题?

  陈海波:我们需要继续做深两个课题,一方面如何保存农村的历史文化记忆,让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找得到乡愁的“魂”。比如在湾头社区就有一个社区博物馆,展示村的历史文化变迁,里面的藏品和文献,都是我们从2000多户居民家中征集而来的。当然,这还停留在浅层次,需要继续深化。另一方面拆迁后村的形态没有了,但是村里的股份经济合作社还在,每年村民还有分红。在打破或重构村集体经济过程中,如何合理调整集体经济分配权和收益,我们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

  背景透析:

  近郊涉农街道多为半城半乡地区。这是一个农居相伴、治理较难的特殊区域。

  甬江街道原有15个建制村,其被江北区列入三江片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范围的共有10个。自2006年启动改造以来,甬江街道先后实施并完成8个城中村改造,合计拆迁面积140多万平方米。目前,甬江街道下辖永红、湾头等4个农民安置社区,有居民7000多户,人口超过2万人,党员472名。

  今明两年,双桥、孔浦即将完成安置工作。届时,甬江街道辖区内的安置房社区数量将占辖区所有村、社区总数的40%,人口将接近全街道户籍人口的一半。农民市民化,是其绕不开的一个课题。

  基层音符

  包家社区党总支书记石金贺:

  我原来是包家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现在转型成了社区书记,这个角色转变过程,我适应了两年。以前在村里主要抓经济,现在成立社区,主要抓服务。同事经常开我玩笑,以前我脾气急,嗓门大,现在做了社区书记,脾气好了不少。现在我们社区的口号是要让居民享受“六星级”服务。

  湾头社区党总支书记李丽:

  安置社区中,像退休教师、退休党政干部等群体较少,我们先从培育自益型组织入手,快速形成凝聚力,再逐步孵化他益型组织,慢慢培养居民的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不断丰富居民的精神生活。

  三水湾小区业主代表沈菊香:

  刚搬进社区时,说实话比较乱。这两年社区建设搞起来了,矛盾纠纷少了,社会组织多了,社区活动更是丰富得不得了。以前上老年大学要去坐公交车,现在老年大学都入驻社区了。最实际的是,社区建设好了、环境美了,我们小区房价都涨了不少!

  包家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罗琼:

  我大学毕业就到包家村工作,现在变成了社工。这10年时间,我看着包家村变成了包家社区,看到了我所熟悉的村民,不仅口袋鼓了,素质也在不断提高,慢慢有了城里人的范儿。希望我们社区以后越来越好。

原标题:安置社区建设,农民市民化的入门考题 ——近郊涉农街道转型发展系列访谈之一

编辑: 陈捷纠错:171964650@qq.com

安置社区建设 农民市民化的入门考题

稿源: 宁波日报 2018-06-27 10:15:00

  三水湾小区。(陈剑云厉晓杭摄)

  包家社区居民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包惠祥摄)

  湾头社区居民参加煮茶品茗活动。(郁妍捷摄)

  人物名片:陈海波,2003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江北区甬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曾获2014年度“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

  开栏的话

  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城市化浪潮,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在宁波城区及近郊区域,行政区划做出调整,乡镇建制逐步取消,转型成为街道。在市六区内,涉农街道已经占一半以上。

  从乡镇到涉农街道,再到城市街道,是城市化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如何动态把握新时代城与乡的关系?如何加快城乡融合发展?通过街道这个窗口,可以折射出城市发展的缩影,这中间,有规律可以探寻,有经验值得总结,也有难题亟待解决。

  从今天起,中国宁波网、宁波日报和甬派联合推出深读专栏,每月一期,以对话的形式,邀请基层党政干部和群众进行访谈,关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变化和问题,充分解读城乡发展变革,聚焦热点、解剖难点、探寻规律、分享经验。

  在第一期,我们推出近郊涉农街道转型发展系列访谈,江北甬江街道办事处主任陈海波作为受邀嘉宾,就农民市民化和社区建设这一话题,进行解析探讨。

  首席记者厉晓杭

  记者:在您的理解中,农民市民化应该是什么样的?

  陈海波:农民市民化是社会进步的象征,我觉得应该多方面去理解。第一是农民自主选择进入城市的市民化过程,这个变化过程是主动的。第二是农民就地市民化,这有点像城镇化的概念,政府通过社会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同时农民不断转变生活习惯和提升综合素养,最终实现城乡一体融合发展。第三是由政府通过拆迁安置实现农村土地的城市化,农民洗脚上楼,从而带来身份、就业、生活习惯等一系列转变,农民融入城市发展。这也是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话题。

  记者:如何理解农民市民化和社区建设管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陈海波:我觉得这两者密不可分。可以这么说,社区是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场所。在涉农街道城市化进程中,建好社区是第一步,管好社区更加关键,需要我们在管理观念、工作模式、服务方式等方面下功夫,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过程。对基层来讲,这也是引导农民市民化的一道入门考题。

  记者:您谈到社区建设只是第一步,管好社区更加关键。从一个街道的视角来看,您认为农民市民化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陈海波:如何引领被征地农民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理念上的城市化,这是农民市民化的前提和关键,也是我们工作的难点。农民的观念、生活习惯、行为规范,短期之内,是比较难以改变的。对于他们来讲,希望能保留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自己在家种菜、养鸡甚至养猪都是理所当然,可节约不少生活开支,变为市民后则事事需要花钱。我们最早的安置社区是永红社区,是在2013年成立的。我们也经历过农民在楼道里烧煤炉,毁绿种菜,养鸡养鸭,在公共空间打麻将、大声喧哗等等,但这些现象,现在在安置社区已经比较少见了。

  记者:您谈到的现象,在宁波很多拆迁安置社区内,仍然较为普遍。有学者认为,农民市民化的过程,是农民在实现角色转型的同时,通过外部“赋能”与自身增能,适应城市,成为合格的新市民。如果把政府力量视为一种外部“赋能”的话,在拆迁安置社区建设管理中,政府应如何做好引导工作?

  陈海波:我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公共服务供给和市民素养提升两方面入手,让农村转移人口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甬江街道这几年做了很多探索。针对安置社区里老年人“多且闲”的问题,我们借江北区大力发展老年教育的东风,把老年大学办到了每个安置社区家门口。去年我们湾头社区老年大学开班后,办了10多个班,每个班都有七八十名学员,非常火爆。同时,我们又搭建了“益邻湾”平台,让有一技之长的老百姓能发挥余热,同时也帮助了有困难的左邻右舍。这两个例子,就是你说的政府引导的外部“赋能”和培养自治组织的“自身增能”。

  记者:农民自治意识相对薄弱,引导农民加强“自身增能”,你们有什么好的经验吗?

  陈海波:我举一个案例。我们包家社区是在2015年成立的,现在推了一个“微治理”。目前小区物业费收缴率达95%,车库租金收缴率100%,第三方满意度调查中满意度超过95%。这在拆迁安置小区中,是非常少见的。普通商品房小区物业费收缴率在80%左右。而我们的拆迁安置小区能在90%以上,这很不容易,主要就是通过党建引领下的自治组织实现的。

  记者:作为一种社区管理创新,“微治理”体现在哪些方面?包家社区物业费收缴率达到95%,有什么秘诀吗?

  陈海波:“微治理”可以分“微组织”“微服务”“微机制”三个方面。仅“微组织”就分好几个层次,社区里有“社区自治协商会”,是社区服务管理的决策机构,这是商量大事的。我们还有党组织、“草根”社团组织,这些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要重点讲讲党组织,一开始,我们农民进城后,往往依赖以村为主的党组织。我们打破了这种固有平衡,建立起以楼道为主的网格化党组织,在社区公共区域设置党员责任区。遇到物业费不交、乱堆放、乱搭建等问题,我们党员会挨家挨户去做工作。交物业费和停车费,一开始很多人没有这种概念,是不接受的。包家社区物业费收缴率高,多半靠的是党员带头。我们很多老党员先是劝导自己亲朋好友交物业费,进而带动周边其他人。农民的老观念需要身边有人不断潜移默化地去影响,这是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融入的过程。

  今年5月,包家社区还成立了全市首个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物业不管事、业委会不作为、物业和业委会相互推诿、业主损害小区公共利益等问题,管理委员会都可以约谈。我个人认为,如果试点成功,这个做法在全市是有推广价值的,可以解决很多“不作为”难题。

  记者:农民进城之后,身份转变,社会关系网络进行重组。您提到,刚刚进入社区时候,他们往往还是以村为单位进行交往,应该如何激发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

  陈海波:我们遇到过这种问题,刚进城的居民,不信赖社区,更依赖以前的“村”。事实上,村的形态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社区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建立起各类社会组织,培养品牌社团,先凝聚起力量。同时,我们在街道层面打造了“邻里益家”社会组织服务平台,主要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项目服务为主体,采取线上网络+线下网格的双网互动模式。现在这个品牌,已经基本辐射到各安置社区,可以直接“输出服务”。

  比如包家社区业委会有一个“每周一议”制度,联合居民、物业“议一议”“聊一聊”,提高居民参与基层治理主动性。前不久,包家社区就通过居民自发参与,成功解决了通信基站建设引起的纠纷,避免了群体性事件发生。

  记者:甬江街道城中村改造超过“半壁江山”,今明两年,还有大量安置社区交付,经历了前期探索,对于新拆迁安置社区的建设和管理,你们有何思考?

  陈海波:我们的想法是要做好“前置”工作,组织设置、生活配套和管理服务,都需要“前置”。也就是说,在安置农民拿到新房钥匙之前,我们要组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组织等,解决好“有人管”的问题,同时搭建小型邻里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和卫生服务站点等平台,解决好“服务圈”的问题。应该这么说,跟其他商品房社区比起来,对于拆迁安置小区,我们必须考虑更周全,也要更超前。

  记者:安置小区建设、配套、管理投入庞大,成本账怎么算?

  陈海波:调产安置是现在拆迁安置农民的重要选项。现在,一个拆迁安置小区的投用,需要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比如,新建一个拆迁安置社区,单单从运营成本来算,就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除却一次性投入的建设装修等费用,仅仅每个社区居委会的人员及运营费用,就在200万元以上,加上医疗、教育等公共配套建设的分摊,要满足每个拆迁安置社区的群众需求,各级政府每年投入要1000万以上。目前,在我们街道层面,无论是经费投入、还是人员配置比例,拆迁安置社区比普通社区至少多出20个百分点。

  记者:让农民“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在实施过程中,还有没有其他待破解的难题?

  陈海波:我们需要继续做深两个课题,一方面如何保存农村的历史文化记忆,让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找得到乡愁的“魂”。比如在湾头社区就有一个社区博物馆,展示村的历史文化变迁,里面的藏品和文献,都是我们从2000多户居民家中征集而来的。当然,这还停留在浅层次,需要继续深化。另一方面拆迁后村的形态没有了,但是村里的股份经济合作社还在,每年村民还有分红。在打破或重构村集体经济过程中,如何合理调整集体经济分配权和收益,我们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

  背景透析:

  近郊涉农街道多为半城半乡地区。这是一个农居相伴、治理较难的特殊区域。

  甬江街道原有15个建制村,其被江北区列入三江片中心城区城中村改造范围的共有10个。自2006年启动改造以来,甬江街道先后实施并完成8个城中村改造,合计拆迁面积140多万平方米。目前,甬江街道下辖永红、湾头等4个农民安置社区,有居民7000多户,人口超过2万人,党员472名。

  今明两年,双桥、孔浦即将完成安置工作。届时,甬江街道辖区内的安置房社区数量将占辖区所有村、社区总数的40%,人口将接近全街道户籍人口的一半。农民市民化,是其绕不开的一个课题。

  基层音符

  包家社区党总支书记石金贺:

  我原来是包家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现在转型成了社区书记,这个角色转变过程,我适应了两年。以前在村里主要抓经济,现在成立社区,主要抓服务。同事经常开我玩笑,以前我脾气急,嗓门大,现在做了社区书记,脾气好了不少。现在我们社区的口号是要让居民享受“六星级”服务。

  湾头社区党总支书记李丽:

  安置社区中,像退休教师、退休党政干部等群体较少,我们先从培育自益型组织入手,快速形成凝聚力,再逐步孵化他益型组织,慢慢培养居民的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不断丰富居民的精神生活。

  三水湾小区业主代表沈菊香:

  刚搬进社区时,说实话比较乱。这两年社区建设搞起来了,矛盾纠纷少了,社会组织多了,社区活动更是丰富得不得了。以前上老年大学要去坐公交车,现在老年大学都入驻社区了。最实际的是,社区建设好了、环境美了,我们小区房价都涨了不少!

  包家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罗琼:

  我大学毕业就到包家村工作,现在变成了社工。这10年时间,我看着包家村变成了包家社区,看到了我所熟悉的村民,不仅口袋鼓了,素质也在不断提高,慢慢有了城里人的范儿。希望我们社区以后越来越好。

原标题:安置社区建设,农民市民化的入门考题 ——近郊涉农街道转型发展系列访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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