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06 08:13
“当年这起案子留给我两大遗憾:一是遇到这种千载难逢的大新闻,没有写出有分量的报道;二是无限靠近凶案现场,却始终没能踏进一步。好在现在天网恢恢,经过警察22年坚持不懈的追踪,犯罪嫌疑人终于落入法网,我的那些遗憾也可以稍稍得到弥补了。如果可能,我真的很想采访这个嫌犯,问问他这22年是怎么过来的,那22斤金子又是怎么处理的……”
最早采访“绿洲珠宝案”的记者之一——宁波晚报记者陶世晴感慨说,这么多年,遇到公安的人时他们总忘不了绿洲珠宝案,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担心凶犯年纪大了不会再轻易露面,破案更加难。
当年,陶老师是宁波晚报社会新闻部的副主任。案发当天也就是1995年12月6日早上,还在家睡觉的她接到公安部门通讯员的电话:“不得了,出大事了,宁波发生了一起惊天大案……”
她的BB机随后也响个不停,不少公安系统的熟人都向她爆料,最让她印象深的是远在余姚的一个公安朋友也给她爆料。
她的第一反应是,一骨碌爬起来直奔案发现场!当时的交通工具还是自行车,当她骑车赶到中山东路绿洲珠宝行门前时,现场早已是里三层外三层被围了个满满当当,里面拉起了警戒圈,旁边道路上了停满了警车。
“那时候记者和公安系统的关系特别亲密,一般的案发现场记者都是比较容易进去的,那天拿出记者证来也没用,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陶老师说,不得已她用类似小灵通的电话给公安系统一名熟悉的负责人打电话,希望能帮忙让她进去现场。
没想到对方说连他也进不去,只有技术人员在勘察。“你还是回去吧!”
“我实在不甘心就这样放弃,反复和这位负责人说很多市民百姓都在期盼着关于案件的消息,需要对读者有个交代,然后这位负责人他也做不了主,但会把这个要求反馈给上级领导,让我先回去等。”陶老师说,没想到这一等差不多就是一天。
当天快下班的时候,陶老师终于接到公安那边通知可以去采访。“当时海曙公安分局的一位警官来接我们去采访,日报、晚报只能各去一名记者,不许拍照不能带照相机。”陶老师回忆说,当时她和宁波日报的陈康法记者被带到绿洲珠宝行旁边的一幢楼内采访,内心既激动又紧张,很想好好报道这次重大新闻事件又怕采访不到需要的内容。
“当走上楼去会议室时,我能感受到空气中无处不在的紧张气氛,大楼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很多熟悉的面孔看上去都很严肃,大家都不说话,安静得连我高跟鞋落地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陶老师说,当走到会议室,第一看去空气中好像都是蓝色的烟雾,很多人在闷声不响抽烟,省公安厅的专家已赶到,平时再熟悉不过的人也只是握握手,最亲切的也只是冲她咧了下嘴。
警官在介绍案情时只是简单的三言两语,很多关心的细节根本不能透露,并反复强调不能在报道中泄露细节,不能透露侦查方向等。“讲得我都害怕了,更别说提问了。”陶老师说,当时觉得这稿子简直没法写了。
案情介绍过后,她和日报的陈康法老师只能在会议室旁边的茶几上写稿。写完后好几个人过来审稿。“这个不让写,那个不让报,被删了好多。”陶老师说。
当场审稿后还没完,还要去找时任市公安局的局长审稿。“当时天很黑了,晚饭都还没顾得上吃,我们又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跑去找局长审稿,等赶到局里时局长又去市里汇报了,这样来回跑了几趟才审好稿。”
“我写了大概1000多字,发出来的只有100多字。”陶老师不无遗憾地说,当时稿子只发了一小块,还是在不太显眼的地方。
“令我记忆犹新的是,那么冷的天,即使天黑了案发现场附近还是围了很多的人。他们围绕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议论纷纷,有人甚至对当事人的身份情况都讲得头头是道。”陶老师说,当时,警方也在大规模排查,包括所有的出租车,因为当时有目击看到现场停着一辆出租车,怀疑是作案时接应的交通工具,或者知道案犯去向。甚至有人觉得凶手那么熟悉珠宝行里面的情况,不排除有内应。
一连好几天,案发现场附近都围了好多人,珠宝行门外被拦了起来,里面则站了不少警察。一些骑车路过的人都会跳下来看几眼、议论几句,甚至旁边楼房窗户上也不少人伸出头来张望。
在陶老师看来,尽管这次采访不够顺利,让自己感到很郁闷,但她觉得能理解。“毕竟这次枪击案的影响是空前的,他们(公安)背负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记者 佘蕙
原标题:大案回首|最早采访“绿洲珠宝案”的记者回忆事发当天情景
编辑: 郭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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