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研究阳明学，非自其实际生活入门，即不得其真血脉所在。——钱穆

　　中华民族漫长的生活历史，既是从自然世界获得生活资料、实现民族繁衍并创造了极为丰富多姿的物质文明的历史，也是在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共处之中，实现宇宙本原真理之“道”的洞达，以之为全部价值的基础性原点，并用之以指导现实生活的公共事务，实现民族的精神世界不断转进与开廓、宏大而光明的智慧历史。凡能基于“道”的深切领悟，能够通过自己的现实生命过程而把“道”的本原性价值贯彻落实于社会民众的现实生活，从而使人民精神高尚、生活幸福，实现“道”的根本价值的人，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就把他们称为“圣人”。“圣人”是道的领悟者、体现者与实践者。由“圣人”所构成的“道的传统”，即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历史。不断追求真理，不断实现真理的价值，则是这一精神历史的实质。明代的王阳明就是这样的一位“圣人”，他用自己短暂的一生，不懈追求真理，发明“本心”，不仅承续了“道的传统”的智慧生命，而且为明代中叶之后的思想界别开生面，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王阳明(1472-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自号“阳明子”，所以人称“阳明先生”，出生于浙江余姚，后迁居浙江绍兴。他的一生虽是短暂的，却是极为丰富多彩而又艰难曲折的。为概要叙述的方便，我们可以大致把他的一生划分为几个主要的生活阶段。

　　一、从出生到弘治十八年(王阳明34岁前，1472-1505年)，这一阶段，是王阳明博览群书、广泛吸取不同的思想资源，丰富其思想经历、历练其处事才能的时期。

　　按照史料的记载，12岁之前，王阳明并未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而是在他的祖父王伦的言传身教之下得以启蒙并默诵群籍的。11岁时，因他的父亲王华考中状元，在北京供职，他才随祖父来到北京，次年在书馆就读。就在12岁时，他即确立了以“读书做圣人”为“人生第一等事”的志向。这一志向的确立，为他此后全部的人生道路奠定了方向。

　　15岁时，他考察居庸关，某种意义上即是他把“圣人”志向付诸实践的第一次尝试。他详细考察了居庸三关的山川地理、道路交通以及关外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不仅做了详细记录，而且结合地理实况给予分析，并试图把他基于实地考察所提出的防御策略献给朝廷。在考察期间，他也向少数民族青年学习骑马射箭，“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

　　16岁他读到朱熹关于“格物致知”的论述，立即付诸实践，去“格竹子”，结果使他身体染病，由此而体会到朱熹所说的“格物致知”或许有误，未必是通往“圣人”境界的坦途，开始对朱熹之说产生怀疑。

　　17岁他在南昌结婚，结果却与道教结缘。而既闻道教养生之说，他便立即付诸实践。据记载，他此后的道教炼养术也达到相当高的境界。

　　此后的十数年中，王阳明一直处于思想与现实的某种纠结之中。他既坚持作为“人生第一等事”的圣人志向，又苦于无法寻找到通往圣人之道的现实途径。他既出入于佛教道教，对二教思想均有精深领悟，又驰骋于文章辞艺，其诗词歌赋的成就，足与当时第一流文士相颉颃，同时又精读兵法，深加研习。他三次参加科举，直至28岁才进士及第。在工部“观政”期间，朝廷命他监修威宁伯王越的坟墓，王阳明又把他的军事知识运用于这一民事工程的管理当中。

　　弘治十六年(1503年)，王阳明32岁。他自觉反思了自己广泛的思想阅历与多方面的实践经验，“渐悟仙、释二氏之非”，重新又回归到了“圣人之学”这一根本原点。两年之后，他与湛若水(1466-1560年)一见如故，结为好友，共以发明“圣学”为己任，更坚定了他必为圣人的根本志向。

　　二、正德元年至十年(王阳明35岁至44岁，1506-1515年)，这一时期，是王阳明经历极度艰难困苦而最终获得思想新生的时期，也是“阳明学”创立与早期传播的时期。

　　正德元年，他因为上书得罪了用事太监刘瑾，遭受廷杖之刑，又被贬谪为龙场驿丞(龙场驿在今贵州省修文县)。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之后，王阳明于正德三年春天到达龙场。恶劣的自然环境、极度的物资匮乏、上级官员的凌辱，如此等等，生死之间几乎命悬一线，把王阳明逼到了生命的绝境。但正是在这种绝境之中，王阳明实现了“绝地重生”，实现了他思想生命的更生，这就是所谓“龙场悟道”。“龙场悟道”的结果，实质上是他的“圣人之志”在特定条件之下的喷然勃发，他真切地体悟到了“心即理”、“圣人之道，吾性俱足”，因此也直接导致他与朱熹“格物致知”之说在思想上的分道扬镳。与朱熹学说的分离，同时也就是他自己以“本心”为核心理念的心学哲学体系建构的起点。基于“心即理”的体悟，王阳明创立“知行合一”学说，成为他贯彻一生的关于“心即理”的实践原理。

　　正德五年，王阳明离开龙场，升任庐陵县令，这是他第一次实际管理地方政治事务，也是他“知行合一”思想运用于政务管理并取得实际效用的最初实践。同年冬天，他离开庐陵，此后经过了五、六年的职务频繁变动时期，而同时也成为他讲学活动相对最为集中的一个阶段。“知行合一”这一新学说，随着王阳明的讲学活动，传遍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极为广泛的思想影响。

　　三、正德十一年至正德十六年(1516-1521年，王阳明45岁至50岁)，这是王阳明事业发展的巅峰时期，也是他的心学哲学进一步完善而达成体系化建构的圆满时期。

　　正德十一年，朝廷任命王阳明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地方”，他实际所管理的地方，是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四省交界的广大区域。在四省边界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着众多的土匪武装，山头林立，四处劫掠，给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极大困扰，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朝廷多次派兵征剿，但收效甚微。王阳明到达赣州之后，旋即投入一系列的具体工作，实地勘察地形、了解道路交通情况、掌握敌人兵力部署以及各山头之间的相互联系、己方兵员及其作战能力、作战器械的预备等等，在切实掌握各方面具体情况的基础上，王阳明亲自选练民兵，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严明军纪，发起了对四省边界区域三次大规模的战役，即“漳南之役”、“横水桶冈之役”、“浰头之役”，在不到二年的时间内，彻底清除了四省边界广大地区的匪患。每次战争结束之后，王阳明都亲自部署战后民众的生产与生活秩序的恢复重建工作，并为未来考虑，设立新的行政区，强化政教，更革人心，以期收到长治久安之效。如“横水桶冈之役”结束之后在江西设立崇义县、“浰头之役”结束之后在广东设立和平县，这两个县至今也仍然是县级行政区。

　　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谋反。事发时，王阳明正奉朝廷之命前往福建处置地方事务而路过南昌。在极为急促仓皇的情况之下，王阳明迅速摆脱了朱宸濠的追兵，审时度势，迅速重新结集军队，制定了各种离间、攻心、实战之策，最终与朱宸濠在鄱阳湖决战，活捉朱宸濠。朱宸濠自起兵谋反到被生擒，不过40天；王阳明自开始发起平叛战争到全面结束，不过10天。“以万余乌合之兵，而破强寇十万之众”，不仅改写了明朝的政治历史，也创造了军事上的奇迹。

　　但连续的军事上的旷世奇功并没有给王阳明带来个人的富贵利禄，尤其在平定朱宸濠的谋反之后，王阳明反而因此而遭受了种种诬陷与诽谤。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王阳明实现了其思想世界的再度飞跃。正德十五年，王阳明提出“致良知”说，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他的心学哲学。

　　四、嘉靖元年至嘉靖七年十一月(1522-1529年，王阳明51岁至57岁)，这是王阳明生命中的最后七年，既是他的“致良知”学说获得广泛传播的时期，也是他为国家人民利益而鞠躬尽瘁的最后阶段。

　　平定朱宸濠叛乱之后，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王阳明忍辱负重，动心忍性，以非凡的智慧与皇帝朱厚照及其周围群小进行抗争，终于促成正德十五年闰八月朱厚照车驾返京，“御驾亲征”的闹剧由此落幕，而王阳明则仍留江西，继续处置地方善后事宜，尽快恢复当地民众的生活秩序。正德十六年三月，朱厚照驾崩，世宗即位。六月，王阳明应诏进京觐见嘉靖皇帝，但行至半道，又得到诏书谓不必进京，王阳明遂回到绍兴与家人团聚。

　　事实上，虽然朱宸濠已经被诛，皇帝朱厚照已经去世，他周围的群小在嘉靖帝即位后也已经得到了处置，但权臣对王阳明的诬陷诽谤并未消除，他仍然蒙受着不白之冤。王阳明回到家乡之后，他也因此而被朝廷“悬置”了起来，实际上即是“赋闲”在家。但王阳明不以为意，在此后的六年之中，他专注于讲学，宣讲他的“致良知”说，给整个学术界带来了极大震动，而随着“良知说”的迅速传播，“阳明心学”改变了中国思想史的整体格局及其发展方向。

　　嘉靖六年，朝廷忽又诏书数下，命王阳明为两广总督，前往广西思恩、田州平定“叛乱”。王阳明到广西后，经过了解实情，思、田并不存在“叛乱”事实，便将思、田事务和平解决了。而此同时，王阳明实地了解到，在八寨、断藤峡一带所存在的大量地方武装，倒是将来必为朝廷心腹之患，他运奇设谋，发起对八寨、断藤峡的征剿，不数月间，即迅速荡灭了两地的地方武装。

　　但此同时，他向来原本并不强健的身体，却因长期的军旅生涯以及两广的暑热而终致旧疾复发，这时已经非常虚弱了。他不断地向朝廷上书，希望朝廷能够派员来接替他的两广巡抚之职，完成公务交接，他可以回家安心调养身体。但事实是，他的全部上书都被朝中权臣扣留了，他因此而耽误了治病的良机，终至不起。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王阳明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地名“青龙铺”的地方，享年五十七岁。临终之际，时任南安府推官的门人周积询问遗言，阳明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即便人生百年，于天地之间，也只如白驹过隙而已。王阳明的五十七年生命，固然是短暂的，却也是永恒的。他从十二岁开始立下必为圣人之志，中间虽经百死千难，此志却坚不可摧，圣人的信念支撑起了他全部的生命大厦，他终究能以光明峻伟的人格、表里澄澈的心灵，伟岸挺立于天地之间，而得其思想生命的永恒。他集“心学”之大成，创立了独特的心学哲学体系，以“心即理”为根本的理论基础，以“知行合一”为现实的实践方式，以“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正而实现“天下万物一体之仁”为极致，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思想智慧。他的全部“事功”都可随时间的推移与时代的转换而烟消云散，而他的思想却历久弥新。王阳明去世之后，他的学说不胫而走，不仅遍满宇内，而且流播域外，对日本、韩国等地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王阳明也因此而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毫无疑问，他的思想学说，在今天仍然有其重要作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值得汲取的思想资源，仍能发挥其提携人心向上、涵养高尚人格的重要作用。(董平)

　　(作者系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