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吉，字元善，号瑞泉，关中人氏，明代正德六年进士，曾做过一任浙江绍兴知府，未几致仕回乡，在明代属于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然而，其在江南的惊鸿一瞥，却造就了学术史上的风云际会。那是嘉靖二年的秋天，秦人南大吉在越地的烟雨之中，遇到其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人。
明末绍兴人张岱在《石匮书》中，记录下二人相逢的场景。那个人来到绍兴讲学，大吉出于礼貌，去拜访了一次，但并未相信他的学说。后来那个人门徒越聚越多，大吉心中疑惑，便派弟弟逢吉每天悄悄去听课，回来之后细细说给大吉听。如是者累日，忽有一天，大吉恍然大悟，说道：“他说的是对的。”于是，大吉整理衣冠，前去拜访，有了下面的对话：“大吉临政过多矣，先生何无一言教之？”“何事？”“比如……”“吾言之矣。”“未有也。”“吾不言，君何自知之？”“良知也。”“良知非我常言者乎？”
张岱兴致勃勃地记录下这段类似禅宗“话头禅”的对话，还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们——南大吉拜访的那个人就是名震天下的王阳明。
从此，大吉正式成为王门弟子，且对良知之学深信不疑。他在山阴县扩建了稽山书院，请阳明在书院讲学。阳明撰《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称“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对大吉的“志于道”表示赞赏，但似乎并未太重视这位才华并不出众的学生。
次年，大吉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震惊的事情。他读完薛侃早年在江西编纂的《初刻传习录》，爱不释手，却又憾其收录未全，于是和其弟逢吉一起，搜集整理了阳明致周道通、陆元静、聂文蔚等人的书信，刊刻成书，是为《续刻传习录》。当时阳明著作已不许“私自传刻，以误正学”，大吉冒险刻书，尽一己之力，试图把阳明的思想记录、保留下来。阳明弟子钱德洪回忆说，“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助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
不久之后，南大吉就为此付出了代价，被借故勒令罢官回籍，绍兴百姓闻之，皆涕泣相送。返回北方故乡的途中，他写下一封书信寄给阳明，并未诉说自己的遭遇，只是询问学术上的问题。阳明大为感动，对其刮目相看，赞其“勤勤恳恳，惟以得闻道为喜，急问学为事，恐卒不得为圣人为忧，亹亹千数百言，略无一字及于得丧荣辱之间”，称其为“朝闻夕死之志者”（《答南元善》）。在来信的末尾，大吉感叹道“南望会稽，日远一日，怅仰之怀，又奚翅饥渴云哉！唯尊师其永念之”，表达了远离恩师的怅然与思念。阳明在回信中深情而又豪迈地说：“元善自爱！元善自爱！关中自古多豪杰……然自横渠之后，此学不讲，或亦与四方无异矣。自此关中之士有所振发兴起，进其文艺于道德之归，变其气节为圣贤之学，将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答南元善》）
大吉没有辜负阳明的期许，他回乡之后，散尽家财，建造了湭西书院，为关中士子讲解良知之学。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南大吉列入“北方王门”，视其为阳明之学传播到北方的关键人物，促进了关学与王学的融会贯通。
晚年的大吉写了一首诗回忆平生，“昔我在英龄，驾车词赋场。朝夕工步骤，追踪班与杨。中岁遇达人，授我大道方。归来三秦地，坠绪何茫茫。前访周公迹，后窃横渠芳。愿言偕数子，教学此相将。”（《示门人》）
他把这首诗念给学生听，当他念出那一句“中岁遇达人，授我大道方”的时候，一定是会心一笑，回忆当年相逢的场景——“老师，我们从未分离。”（徐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