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晓梅，第11届、12届全国人大代表，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神经学组委员、中国抗癫痫协会常务理事。
30年来她一直从事一线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曾主持多项科研项目，2007年被卫生部授予“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2014年，获评第九届中国医师奖。
2014年人大会议期间，束晓梅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全国范围内暴力伤医事件频繁发生的问题，得到总书记当场回应。
2014年向总书记面陈治理“医闹”当场得到回应
2014年全国两会，在习近平总书记参加贵州团讨论期间，束晓梅直言，现在一些地方“医闹”严重，有的还伤害医护人员。医护人员如果没有了职业安全感，最终受到伤害的将是广大患者。总书记回应说，必须维护医院的正常秩序，保护医护人员安全，任何伤害医护人员的违法行为都要依法严肃处理。
“总书记当场表态，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束晓梅说，她当全国人大代表7年，2008年她就在大会上呼吁重视职业“医闹”现象，保护医护人员权益。随着各地袭击医护人员事件的不断增多，已引起国家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如今，时隔一年，再次谈及医患关系，束晓梅坦言：“虽然近一年我周围并无恶性医闹事件，但医患关系仍然很紧张。这一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估计在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不过，她也感受到有关部门对违法伤害医护人员的行为、对影响医疗场所的医闹事件的管制打击力度有明显提高。
除了“医患关系”问题，2014年两会，束晓梅还提出“建立国家短缺药品管理制度，避免廉价药物短缺”的建议。“有关部门已经给予答复及反馈，他们表示非常关心此类问题，并且做了较多的工作和努力，会协调发改委、食药监局、卫计委等部门努力解决。”束晓梅说，她对这一答复表示基本满意。
2015年将继续呼吁解决“儿科医生短缺”问题
过去的一年，束晓梅参加了贵州省人大组织的视察活动及调研活动，还有全国人大组织的代表学习活动。“作为医疗界的人大代表，还应该立足自己最熟悉的领域，积极建言献策。”
“按照现行的定价收费机制，儿科医生根本无法养活自己。儿科医生最辛苦、风险最高、劳动量最大但收入最低。一般儿科医生能够找到更好的地方都调走了，像我们这里别的科室招收高校毕业生，报考门槛都是硕士以上，儿科设定在本科都招不到人。”
束晓梅用一组数据举例说明：北京儿童医院日最高门诊量超过1万人次，平均一个医生一天看100多个病人。在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的门急诊量约600-700人次/天。“病人等两三个小时，医生看三五分钟”、“医生很累但病人家属很生气”的现象非常普遍，儿科成了医患纠纷较多的科室。
“因此，卫生行政部门需要在人力资源、收费机制方面进行调整，能够体现出医务人员劳动价值，这样才能保证儿科队伍稳定。”去年两会中，她频繁提及有关“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呼吁“拯救儿科”，建议政府在资金上予以扶持，设立专项补贴。这也是她第三次在两会中提出这项建议。
她指出，对于儿童医疗问题，国家也很重视，几部委联合拟定计划，在2016年前投资儿童医院建设，比如每个省市地区建立专门儿童医院。束晓梅称，她们也从中受益，目前她所在的贵州省儿童医院已经建立。
除了关注儿科工作外，束晓梅称今年她还将提出“完善慢性病门诊医保统筹，将癫痫病纳入医保门诊报销目录”。
她认为，大多数癫痫患者不需要住院治疗，只需在门诊坚持诊治。如果能完善农村地区癫痫病门诊医疗保障问题，将癫痫病列入新农合门诊报销范围，使大部分患者的癫痫发作在基层（县及县以下）门诊获得控制，即可减少因疾病迁延而造成“难治性癫痫”的发生，从而减少到城市医院门诊就医的费用和住院治疗（含手术治疗）的费用。
立足本职工作提可行性方案更易得到有关部门重视
7次参加全国人大会议，30年儿科工作经历。对于束晓梅来讲，她肩负着双重的身份与责任。“我原来是个专注专业的人，人大代表的身份给我更多的感受是责任、义务和压力。当代表后必须关心社会问题，人大代表有流畅的话语权，可以为百姓提出切实可解决问题的建议。”束晓梅同样感受到，如果立足本职工作，了解行业存在的症结，提出好的建议和可实行的方案，有关部门也会非常重视，尽力去解决，但是这过程中确实存在着需多部门协调、时间周期长的问题。
对于如何能够担起人大代表这一身份职责，束晓梅坦言：“本专业岗位工作繁忙，闭会期间很难有足够的时间用于更好的代表履职。”
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由于各地区的发展并不平衡，西部属于欠发达地区，她建议闭会期间不同地区代表交叉视察及调研，可相互了解，相互补充。而在会议期间，束晓梅提议可以安排相同领域代表，如教育界、医疗界等，有时间和地点相互交流，共同讨论本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建议。这样能够增进代表之间的交流，以更好地发挥代表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