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中央和地方事权成财税体制改革重点
杨伟民：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点明财税体制作为国家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历经近２０年分税制改革，财税体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如稀缺资源缺乏税制保护、税制不能更好发挥调节收入差距作用、地方缺乏税源只能靠卖地方式筹资……要破解这些问题，需要对财税体制改革进行总体设计，建立科学的财税体制。
外界关注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关系问题，中央是收事权还是放财权，全会提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意味着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将会更加明确界定，并根据事权确定大体支出责任，实现财力和事权关系的总体平衡，在这一过程中今后应减少任意设置专项转移支付。
“不分老大、老二”更加公平地对待各种所有制经济
杨伟民：目前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障碍、玻璃门，根子在于我们从思想上没有把非公有制经济放在与公有制经济同等的地位。全会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一大突破和创新，就是更加公平地对待和认识各种所有制经济。
一是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过去我们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作为补充，后来承认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加了“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前提。十五大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没有与公有制经济放在一起讲。这次放在一起讲都是重要组成部分，十分鲜明，表明二者没有老大、老二之分。
二是在保护产权、使用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法律保护、市场准入、依法监管等各方面，都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公平、公正、统一等关键词。
三是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不是新概念，但有新的内涵和定位。今后既要发展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也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此外，《决定》在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改革方面也有很多新思路、新任务，下一步必将掀起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二波高潮。
首次系统阐释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杨伟民：当前中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这背后有改革不到位、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的深层面制度原因。在这一问题上，政府不是干预太多了，而是干预太少了，不是政府越位而是远没有到位。
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首次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从源头、过程、后果的全过程，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阐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成及其改革方向、重点任务。
源头严防的制度，就是在源头上防止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包括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等若干制度；
过程严管的制度，就是在发展和开发过程中，建立一套制度约束地方和企业行为，包括划定生态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等，充分发挥税收和价格的杠杆作用；
后果严惩的制度，就是要建立严格损害责任赔偿制度。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行为，过去的处罚很多是象征性的，无法弥补对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带来的长期损害。今后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地方领导要终身追究责任，对企业要严厉惩罚，让地方大员付出乌纱帽的代价，让企业付出真金白银，使之今后不敢再破坏生态环境。
全面深化改革最终要让全体人民受益
杨伟民：全会明确提出，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指导思想表明，全面深化改革，最终必须让全体人民受益。
目前《决定》关于深化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的改革举措并没有全文公布，很多人都在期盼。我国现行体制中确实有一些不公平、不平等的制度，如自然垄断行业，需要调整利益关系，放宽市场准入，允许其他领域的资本进入。对于如何分好发展的蛋糕，公报已经明确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改革思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新一届党中央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和进军号角。当前形势下，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引领国家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克服各种社会矛盾和风险，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