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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街巷深处，试图寻找城市中最纯粹的古老文化。偶然间某个路口，一位老人倚靠在斑驳的木门旁，嘴里竟嘟囔着几句洋文，让人甚是惊讶。语言，伴随时代步伐不断地融合发展着，扎根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悄无声息却总能让人知晓它的成长。一百多年前，当宁波话遇到“舶来”的洋泾浜英语，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这其中的故事。
“来叫克姆(come)去叫戈(go)，一元洋钱混淘萝(one dollar)，廿四铜板吞的福(twenty four)，是叫也司(yes)勿叫拿(no)，洋行买办讲白佗(comprador)，小火轮叫司汀婆(steamboat)”,这个老一辈宁波人和上海人人尽皆知的段子，便是流行于百年前的洋泾浜歌谣。别看用普通话读起来和英语单词发音还有点差距，但如果您用地道的宁波话来念它，真的是音韵铿锵、绘声绘色。
洋泾浜英语即19世纪中外商人使用的混杂英语，“pidgin”的音译，俗称“洋泾浜”，源于上海一处靠近租界的地名，是华人、葡萄牙人和英国人在中国从事贸易的交流语言。外国人初来上海，华人与洋人打交道时运用的正是这带有浓重乡音又不遵照英语语法的“中式英语”，洋泾浜英语便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诞生的。
虽然洋泾浜英语起源于上海，它与当时宁波海商们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十九世纪宁波开埠以后，航运发达，船只往来便利，宁波海商逐渐走向各地，开始到洋人贸易频繁的上海地区寻求贸易业务。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洋人云集于此，为宁波海商接触外来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一定程度上来说，那些经常与洋人打交道的宁波商贩、船员，以及沿海地区的宁波海商，是推动洋泾浜英语流向宁波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宁波海商与洋泾浜英语的渊源之深，以至于很多只能用宁波方言来念，即使用上海话也不行。
其实，说宁波海商创造了洋泾浜英语并不为过，《英话注解》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英话注解》出版于咸丰十年(1860年)，《华英初阶》——《英字入门》——《英话注解》,一路上朔推来，传承有序。宁波海商在与上海的往来贸易中，接触较多的便是洋人，为了帮助宁波海商学习英语，以便更好地开展对外贸易，宁波人冯泽夫就联络了几位粗通英语会话的宁波商人合作编写了《英话注解》。该书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用宁波话标音的洋泾浜英语读本，其中的英语单词、词组、句子，如“东east衣司脱”、“扇子fan反”、“马车house carriage耗司開立處”、“渡船ferry boot否立扒脱”等一律用宁波话注解，当其刊行后，也成了上海人或在沪经商的其他地方人学习英语的主要教科书。
既然是宁波人用宁波话注音编著的，宁波海商无疑是《英话注解》最大的读者群和受益者，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洋泾浜英语与洋人交流，便于宁波海商与当时的洋行直接往来贸易，从而减少两者之间的语言障碍，避免中间商的盘剥和欺骗；二是为宁波海商成为买办创造了良好条件，几乎所有的宁波帮资本家，都是通过当买办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和从事对外贸易的知识积累。除此之外，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宁波海商代表人物虞洽卿、严信厚等人在那一年代并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为了拓宽对外交流，他们的外语也正是从《英话注解》等书中学来的洋泾浜英语。
正所谓，宁波海商创造了《英话注解》，而《英话注解》也成就了宁波海商。在数百年宁波海商的对外交流和贸易中，洋泾浜英语发挥着其无可取代的作用，至今仍然能够从老一辈宁波人口中偶然听到，可见当时的流传甚为广泛。
再回首
一直以来，宁波作为中国主要的国际贸易港，是中西方语言文化交融碰击的前沿地区。五口通商后，外国商户纷纷在中国土地上兴办企业，其中以银行和“洋行”为主。当时语言交流上的障碍是华洋之间正常贸易的主要滞阻，为帮助华洋双方的顺利沟通，充当华商与洋商之间的翻译——“买办”应运而生。一方面，宁波海商进出口贸易频繁，加快了宁波人与洋人的交流；另一方面，商埠开放后较多的外国人进入宁波，使宁波人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化，许多“舶来”的洋英语因此逐渐成为宁波人的日常口语。
英语与宁波方言的融合过程中，不仅促使宁波海商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有利于早期宁波人民更好地接收外来文化。西洋文化进入宁波的同时，许多宁波海商往来于沪甬贸易，洋泾浜英语便因此流向宁波，进一步扩大了宁波人接触外语的范围。不可否认，老一辈宁波海商就是用这种洋泾浜英语前往上海、香港，遍布世界各地，成为如今商界的精英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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