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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丰纱厂创办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厂址设在三江口下游约1500米处的甬江东岸冰厂跟。创始人是宁波赫赫有名的“财神爷”戴瑞卿，戴的祖辈曾经是经营“北号”的航商巨头，戴家经济实力十分雄厚。
戴瑞卿原本是通久源纱厂的大股东，因与严家发生利益冲突，不肯屈服于严家，于是就有了另起炉灶创办自己纱厂的念头。他的想法恰与宁波招商局总办顾元琛不谋而合。顾元琛当时正在竭力提倡“抵制外溢之利，供给内地之用，以养地方食力之民”的主张，因此，对戴瑞卿筹建新纱厂一事大加支持。两人联手，招集周熊甫、郑岳生等463户为股东，集资银元60万元，创办了和丰纱厂，时全名为“和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戴瑞卿是最大的股东，理所当然地被推为总经理。
和丰纱厂实力雄厚，设备齐全，又地处甬江入海口要道，海上进出交通方便，厂内各交通要道都设有小铁轨，直接通向江边码头。1907年，正式试车投产后就迎得开门红，所产棉纱质量匀称，色泽洁白，堪与日本纱“兰鱼”牌相媲美，畅销各地。
但是，由于当时宁波民族工业的薄弱，和丰纱厂不得不面临一个“内忧外患”的生存环境：一方面，要在洋货市场的夹缝中艰难地寻找出路；另一方面，沉重的“官息”、“庄息”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而股东们却不管这些，只凭股票向工厂索取股息，工厂虽有盈余，钱却都装进了大股东们的腰包里。和丰纱厂逐渐陷入困境，举步维艰。
1910年，顾元琛走马上任，成为和丰纱厂又一任总经理。顾元琛精明，有魅力，也非常有个性。顾元琛的魄力就在于他敢于负债经营，面对困难方寸不乱。早在戴瑞卿时代，董事会上就有很多人提出以厂基作抵押向外国银行借款解燃眉之急，可顾元琛却极力反对，认为这是饮鸩止渴。现在他仍然坚信，靠企业自己的力量一定能闯过难关。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在既不触犯《商律》又不侵犯股董权益的前提下，他采取向股东发售公债券的方式筹借款项，同时，对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加以整顿，开源节流，企业终于度过了难关。
1921年，顾元琛因病辞职。在顾元琛任职的11年里，和丰纱厂不仅摆脱了困境，而且还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企业不断扩大资本，增添纱锭，购置土地，年年盈利，1915年，和丰纱厂一跃成为浙江省最大的纱厂；1919年，成为全国拥有地皮最多的纱厂。
顾元琛时代和丰纱厂还有一大手笔，那就是建造了最著名的“一百间头”。为解决来自外地的工人住宿问题，企业分档次地建造了168间工人宿舍，俗称“一百间头”。另外，还为高级职员、工程技术人员建造了更为宽敞的“石库门”住宅，也达百余间。这是宁波最早的工人住宅区，长达500多米的宅区，形如一条“长街”，是当时宁波的一大风景。多少年过去以后，和丰的老工人们还念念不忘“一百间头”呢。
1922年后，和丰纱厂虽年年有盈余，但数量已经不多。1926年后，洋纱重新倾销中国市场，国内连年内战，农村经济破产，各种赋税加重，国产纱再次陷入滞销困境。和丰纱厂也难逃年年亏损命运，1933年时，负债额已达80万元之多。企业奄奄一息，大部分股东失去了经营的信心，在上海召开的董事会上决定对和丰纱厂宣告清理(破产)。
和丰纱厂真正到了倾家荡产的关头。这时，和丰纱厂监察人俞佐宸站了出来，他坚决反对“清理”。他认为，和丰纱厂是宁波重要的地方工业，关系千家万户的生计，就是再困难也要竭力支撑。更可况，和丰的资力尚雄厚，轻易地宣告清理实属不明智之举。
于是，俞佐宸成为了和丰纱厂又一任总经理，股东们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俞佐宸也非等闲之辈，他是近代著名的银行家、企业家，此时正任职中国垦业银行宁波分行经理。
作为银行家，俞佐宸扭亏增盈自有一套思路。“抓权”，是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他以收购51%股权的方式把企业绝对的发言权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手中，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顺利推行自己的企业管理理念。“掌权”后，他大胆地将厂基作价80万元抵押给中国垦业银行宁波分行，又从垦业银行贷款200万，并采取减员、减薪，调整生产计划，开源节流，整顿内部管理，提高工人福利待遇等一系列措施，一番努力后，岌岌可危的和丰纱厂终于起死复生，不仅还清了垦业银行的厂基押款和贷款，收回了主权，摆脱了危机，还保持着发展的旺盛势头。和丰纱厂的“荷蜂”牌棉纱因质量优良，获得了很高的市场信誉，销路很广，据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时，南洋一带的华商，还有人打听要购买“荷蜂”牌棉纱呢。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暴发。1938年，宁波屡遭日机狂轰滥炸，大片房屋被炸毁，数以百计的百姓被炸死，其状惨不忍睹。为了防范日本飞机轰炸，保护工厂的正常生产，和丰纱厂不得不寻求上海美泰贸易公司庇护，将和丰纱厂改为“美商美泰贸易公司经办宁波和丰纱厂”，和丰纱厂房顶上竖起了美国星条旗，再把后栈房提供给法国天主堂，作为“第四难民所”，挂上法国国旗，这样才侥幸躲过了日本侵略者的炮弹轰炸。
祸不单行，1940年，一场大火将和丰纱厂主要生产车间、设备、工场全部焚毁，经济损失达600余万元，2500名工人全部失业。正当俞佐宸为恢复生产奔走于沪甬之间的时候，1941年，日本侵略军从镇海登陆，宁波沦陷，工厂停工，俞佐宸避乱他乡。直到1946年5月，和丰纱厂才在废墟上重新开工生产，俞佐宸仍然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和丰纱厂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控制和压迫，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54年，和丰纱厂率先完成了公私合营，俞佐宸亲手把企业交到了人民政权手上。自此，和丰纱厂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私人经营的历史，走向新生，并逐渐成为宁波工业经济的骨干力量。
1966年，文革期间，和丰纱厂曾更名为“东风棉纺厂”，文革结束后又恢复了原名。1967年，正是文化大革命最“高潮”时，全国很多工厂企业都停工停产闹革命，而和丰纱厂却仍然坚持试制20s“棉维纱(70:30)”，当年生产1065.5吨。
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丰纱厂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丰纱厂已拥有职工4450人，纱锭8.3万枚，1515型织机672台，固定资产原值4989万元，年产纯棉纱、纯化纤纱、涤棉混纺纱、化纤混纺纱、化纤线5类计8055吨，白织布1563.81万米，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创汇500万美元。到1990年底时，年产能力已达2万吨，所产荷蜂牌纯棉纱曾多次荣获省、部优质产品称号和国家银质奖，和丰纱厂成为了宁波经济的利税大户。
1998年5月，和丰纱厂在宁波市纺织行业大规模重组中涅槃，成为了宁波维科集团的一员。
从私营到国企，从旧世界到新社会，和丰纱厂真可谓百年修得同船渡。百年沧桑过后，和丰不复存在了，但在宁波人看来它并未走远，当年和丰纱厂纺织女工隆隆的挡车声，仍然回响在宁波人心中。
再回首
提起和丰纱厂，宁波人没有不知道的。迄今为止，在宁波的近代纺织工业史上，和丰纱厂是唯一一个百年老字号，是宁波纺织工业的一块金字招牌。“和丰纱厂锭子响，太丰面粉灰烬扬，永耀发电灯笼亮，通利源榨油放炮仗，三支半烟囱可怜相”，这是旧时人们用来形容宁波民族工业薄弱景况的民谣，民谣中的三支半烟囱第一支就是和丰纱厂，可见，和丰纱厂历史地位的举足轻重。
宁波的纺织业源远流长，早在宋元时期，人们就已学会纺木棉纱，自纺、自织，自给自足制作衣服。明清以来，宁波逐渐成为了浙东棉纺中心，专门从事纺织业的“腰机户”和“染坊”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每逢市集，很多人就背着腰机、棋盘等土布在市上叫卖。但是，自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后，宁波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对外开放，“洋纱”、“洋布”大量倾销宁波市场，宁波的棉纺织手工业受到严重冲击，“机户”们纷纷破产，“巡行百里，不闻机声”就是当时手纺业萧条景象的写照。
19世纪末，自强运动使中国人开始探索“中体西用”、“以华制夷”的新路，一批宁波工商业人士在这一运动中坚信“实业救国”的思想，也知道了要与外国人争夺市场的重要性，于是，大多数人转而发展自己的产业。宁波第一家抗衡“洋纱”、“洋布”的棉纺企业通久源纱厂诞生，标志着宁波以机械动力生产为特征的近代纺织工业发端。和丰纱厂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办的，它虽然不是创办最早的，但却是同业中历史最长的一个。
一百年来，经过数代和丰人的努力奋斗，凭借位临甬江入海口的优越地理位置，和丰纱厂最终铸就了它行业“龙头老大”的地位，它不仅是旧时宁波工业经济的象征，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宁波纺织工业的一个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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