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佐宸前后涉足金融界、实业界和政治界；支持五四爱国运动，参与抗日救亡和抵制日货运动。他安稳度过金融风暴、力挽狂澜救“和丰”、后实业救国在江东。勤俭节约是他的标志、强国富民是他的理想、兴学办校是他的追求、爱国救国是他一生的事业。
从学徒到银行家，后立足于工商界，除了他从小受到的良好教育，还归功于他有胆有识的作风。即使俞佐宸为人处事小心谨慎，在金融风暴发生的前一年，还是发生过使他险些破产的恳业银行挤兑事件。
当时，由于国民政府的发币政策尚未实施，各个银行只要向中央银行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就可自行发行纸币，恳业银行的纸币在市面上也有发行流通。因为俞佐宸是垦业银行宁波分行的总经理，所以每月给和丰纱厂等企业发放的薪饷，都使用垦业银行的钞票。因他人心生嫉妒，故意造谣生事，用信用危机诋毁垦业银行。一时间，闹得甬城人心惶惶，纷纷向垦业银行宁波分行挤兑银元。俞佐宸当机立断，一边从银行里提了30万银元，委托邮局、铁路部门和全市各小店，供市民兑换垦业银行钞票；一边拍急电到上海总行求援。第二天，从上海运来银元200箱(每箱为5000元)全部堆放在垦业银行门口的马路上，才让浮动的人心立即稳定下来。这样一来，这次挤兑风潮，不仅没有压垮垦业银行，反而大大提高了垦业银行的信誉。此次事件的信誉积累，也帮助垦业宁波分行安然度过了次年爆发的金融风暴。
俞佐宸有勇有谋，在金融界打下坚实基础后，又把目光投向了宁波的实业。宁波钱业界一贯有重商业、轻工业的倾向。俞佐宸却独具慧眼，主张要强国富民，必须发展民族实业，只有发展实业，才能挽回利益。当时战争频繁、社会极为混乱，投资实业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冒险行为，但是他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一方面，他负责经营的钱庄，将大部分钱贷款给工业发展；另一方面，在和丰纱厂经营不景气的情况下，他把握时机，以低价购入，运用内部整顿措施让“和丰”奇迹般地起死回生，产品不但畅销国内，还远销南洋一带。
1933年8月，和丰纱厂出现严重的亏损，其实当初和丰纱厂负债总额八十万，而工厂时值却有一百多万元，但大部分股东已无心经营，决心清理工厂。就在这濒临破产的关头，当时担任和丰纱厂监察人的俞佐宸坚持反对。他认为和丰纱厂是宁波重要的地方工业，关系千家万户的生计，并且和丰的资力尚雄厚，轻易地宣告破产实属不智之举，毅然接下奄奄一息的和丰纱厂。俞佐宸一面以厂基押款方式措资金，将该厂作价六十万元押给中国垦业银行宁波分行；一面又从垦业银行贷款两百万元，作为流动资金保证和丰纱厂的日常运作。
针对经营腐败，俞佐宸大力整改创新“和丰”的内部管理，制定严格的章程，严禁员工利用工厂为个人牟取利益，并以身作则，带头减薪。经过一系列的努力，这家岌岌可危的工厂终于艰难地维持了下来。1936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物资供需紧张，棉纱、棉服紧缺，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次年和丰纱厂获利一百二十万元，还清银行抵押贷款，俞佐宸收回工厂主权。在当时畸形的市场经济下，和丰纱厂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兴旺期。
俞佐宸讲诚信、重道义、抓机遇、敢创新，是一位足智多谋、具有远见卓识的宁波海商。这个历史舞台上的世纪老人虽已逝去，但他在宁波江东土地上留下的记忆却难以消散。
再回首
宁波钱庄业首创用“过账”方式从事商业活动，省去鉴别货币真假以及贸易时搬运的麻烦，在便利贸易往来的同时，加速了宁波地区海商的发展。过账制度的盛行让以富裕著名的近代宁波海商产生大量的过剩资本，有实力向上海和汉口等地进行长期放款，促使大量海商开始投资近代工业、制造业、食品业、保险业等。
作为海商的代表人物俞佐宸(1892—1985)，15岁入宁波咸恒钱庄当学徒，满师后任账房；25岁任元德钱庄经理，30岁任元益钱庄经理，39岁任中国垦业银行宁波分行经理；次年接任和丰纱厂经理，时因外商倾轧，纱厂巨额亏损，遂告贷银行，整顿内部，裁减冗员，改进管理，创“荷蜂”名牌，救和丰于水火。
俞佐宸生于动荡年代，一生饱经风霜，却一心为国民；他见证了清政府的千疮百孔、国民政府的浮华褪尽，迎来共和国的锦绣山河；他诚信重义，有胆有识，集海商精神于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