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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洽卿，浙江宁波人，旧时上海滩上的风云人物，生意场上的一代枭雄。家境贫寒，为谋生计，十四岁只身闯荡上海。早年在瑞康颜料号当学徒，办事灵活深得老板赏识，随后担任德商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买办。1905年，上海发生“大闹公审公堂案”，虞洽卿发起全市罢市，迫使租界当局惩凶让步，在上海滩声名鹊起。1908年，为夺回我国航运主权，先后创立宁绍轮船公司、三北航运集团，与外商展开激烈斗争，成为同业中的翘楚。1930年参加抗日运动，担任上海难民救济会会长，解决难民缺粮危机。发迹以后，虞洽卿对家乡建设也相当热心。投资宁波教育事业，加大公路建设、兴修水利工程等等，所用公益经费，几乎超过其当时的全部财产。
宁波港作为我国沿海中部的要津，自古海上交通就很发达，对外贸易相当活跃，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始港。早期宁波海商利用这一优越条件，纷纷在三江口一带修建码头，经营宁波到上海等地的运输业，并以宁波、上海为基地，从事对外贸易活动。沪甬航线也由此作为宁波进出口的主航道，早期宁波海商在此启航，纵横四海，驰骋天下。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沪甬线上波澜起伏，好不安宁。
自1898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开辟沪甬定期航线起，“沪甬航路一夕可达，故联袂携眷纷至沓来，侨寓之数几占全埠人口之半”，成为中国轮运业主要定期航线之一。20世纪初，沪甬线上已有英商太古公司的“北京”轮，招商局的“江天轮”两艘，虽然单程船票高达一块大洋，但来往乘客依然极为拥挤。法商东方公司见沪甬航线有利可图，遂以“立大”轮加入其中。太古和招商便联合降价至五角，企图抵制东方公司。相持一年，并没有挤走东方，三家公司为获得更多利润，协商统一涨价至一元，垄断沪甬航线，华商轮船公司几乎没有海运能力。宁波人对沪甬航班向来不满，尤其是一些外资船员态度傲慢，仗势欺人，乘客稍有不慎，就会谩骂甚至拳脚相加。如今，三家外资公司提价垄断轮运业，无疑加剧了旅沪宁波百姓心中的愤恨，强烈要求旅沪同乡会出面交涉。
沪甬线自古以来就是宁波海商对外贸易的重要航线，看到外资轮船在中国土地上如此嚣张，虞洽卿出面向三家公司交涉，要求将票价统一为五角，以便沪甬两地百姓往来。谈判时，虞洽卿为了加重谈判筹码曾威胁三家外资公司：“如不同意，则宁波人将设立公司，购轮行驶于沪甬之间。”不料，太古、东方和招商局拒绝降价要求，为了摆脱三公司摆布，虞洽卿决心要维护中国航运主权，立即召集宁绍两帮商人，集资创办宁绍轮船公司。次年，“宁绍轮”首次开航后，虞洽卿就挂出“立永洋五角”的牌子，意思是五角票价永远不变。这既是对宁绍乡亲的承诺，也是向外资轮船公司的公开宣战。
虞洽卿办轮船公司，绝不是为一时之气，而是为国家挽回航权、为百姓谋取福利。为号召旅沪宁波人民，虞洽卿还发行了印有“爱国爱乡，挽回航权”字样的股票，此举在中国一百三十年的股票史上绝无仅有。
由于票价比洋船便宜一半，又是宁波人自办的航运业务，态度良好，服务周到，往来沪甬的乘客纷纷争坐宁绍公司的轮船，这使当时的外资轮船公司受到一定打击。不久，太古公司恼羞成怒，为同宁绍公司竞争，将票价降为三角，并另赠每位旅客一条毛巾，企图采取降价压垮宁绍公司。虞洽卿随即联合宁波海商，组织“船票维持会”，集资10万元，给宁绍公司每票补贴2角，与太古公司拉开持久的低价战。很多宁波人宁愿多出一点钱，也要乘宁绍公司轮船，宁波籍商人也互相约定，货物尽量装宁绍公司的轮船。最终，太古公司业务日渐减少，无人问津，不得不拱手认输。宁绍公司战胜了太古公司的倾轧，粉碎了外商轮船公司对沪甬线的垄断，为宁波海商贸易往来和人民出行提供了便利，也保障了宁波轮运业在沪甬航线上的长期运营。一句民谣也从那时流传至今，“宁绍斗太古，乘船不再苦”。
尽管外商失去了对沪甬航线的垄断权，但其在华轮运势力尚存。为了进一步驱逐外资轮船公司，保障宁波海商对外贸易的畅通，虞洽卿于1913年独资创办了“三北轮船公司”，并开辟宁波至龙山、镇海、舟山等航线。次年，欧战爆发，外轮大幅减少，运费上扬，业务增多，这给国内航运业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虞洽卿抓住时机，加大投资力度，购买多只轮船，将航线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开辟了上海至九江、武汉等多条航线，并在南北洋上开辟了多条国际航线。不仅有效遏制了外商轮船的势力，打破垄断局面，也便利了江浙一带尤其是宁波海商与上海、日本等地的往来业务。许多早期宁波海商正是在那一时期，依靠发达的航运业走向各地，扩大对外贸易范围，完成原始的资本积累。
以虞洽卿为代表的宁波海商们，大力发展航运事业，成功驱逐外轮在华势力，在维护中国航运主权的同时，也为民族航运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勇于开拓，敢于冒险，有胆有识的精神，永远为世人铭记和钦佩。
再回首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国利用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五口通商”、“自由贸易”等款项，伺机窃取了在中国的海上航行和内河航行权。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达，技术先进，外商轮运势力发展迅速，生产的轮船逐渐代替了中国沙船，并取得垄断地位。
为进一步扩大在华轮运势力范围，外商迫切想把到手的特权合法化。《天津条约》的签订，使原来的五口通商陡增至十四口，并新增传教、游历等特权。而长江航线的开放，大大地满足了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外商轮运势力向内河航线纵深发展。国内轮船业几乎被外商所控制，中国日益成为国际轮业资本竞争的场所。
长江航线水流平稳，江阔水深，作为沿岸地区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是江浙一带往来沟通重要的主航道。外来侵略者不断深入的魔爪，严重影响了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更阻碍了宁波海商的对外贸易。
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虞洽卿适时投身于航运事业，兴办轮船公司，同外资航运企业作有效抗衡，真正意义上夺回了宁波海商在沪甬航线上的航海权。至今，在江东老一辈海商的心中，虞洽卿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毕竟宁波航运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其当年在这片热土上所作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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