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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闽首府、璀璨东南的福州，有着近7000年的人类文明史和2200多年的建城史，是一座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14个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贸易港口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自古以来，闽越人就“习于水斗、善于用舟”，凭借着濒海而居的独特区域优势，发展海上经济贸易。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设东冶县(县治在福州)，置东冶港，将福州开辟为对外交通和贸易的港口，并与中南半岛、旧交趾(今越南中北部)、夷洲(今台湾)、日本、澶洲(今菲律宾)开辟了定期交通贸易航线。
唐五代时期，北方战乱频发，中国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被迫中断，加强海上交通的建设成为有唐一代与海外诸国进行商贸往来的主要渠道。中国的对外经贸交流重心逐渐向东南沿海转移，引发了中国东南沿海商贸发达区域海洋文化个性的彰显。这种形势为福州与中原文化交流和海外交通贸易的大发展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时机和条件，使福州在唐代中期至五代期间，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并与广州、扬州并列为唐代三大贸易港口。唐末五代王审知及其后裔治闽期间，重视福州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并且(王延曦)在福州设立市舶司，作为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福州作为经济贸易发达的“闽越都会，东南重镇”，其海上贸易进一步发展壮大。当时著名诗人韩偓登上城边的乌山感叹道：“东南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岛上来。”福州港肇始和奠定了对外商贸格局，推动繁荣发展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沟通中国与海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
宋元时期，福州亦是“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重要贸易港口城市，福州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到达的地域，东至高丽、日本；南到中南半岛、马来半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的交趾、占城、真腊、三佛齐、缅甸、暹罗、吉兰丹、渤泥等国家和地区；西抵南亚诸国及西亚、非洲的天竺、南毗、古里佛、大食、马达加斯加等国家和地区。明代，福州是全国重要造船基地之一，造船工艺先进，装备精良，在全国居领先地位，所造福船以坚固著称，既用于航海交通，也用于海上作战。福州太平港为著名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候风扬帆出发地。道光二十四年(1844)，福州正式辟为五口通商口岸。福州与九江、汉口被称为中国古代三大茶市，而福州是唯一一个沿海港口城市。
唐武德年间，以海运和贸易为生的沿海泉郎人民，通过直接与海外通商谋生。福州怀安窑所产的外销陶瓷器经由当地商人穿越大洋直接贩运至日本及东南亚各国，至今在这些国家都有该窑口产品出土。除了福州与海外的直接贸易外，还有海外诸国经福州的中转贸易。隋唐时期西亚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即大食帝国热衷于开拓东方，尤其是对唐代的海上贸易。福州就是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重要港口。当时阿拉伯商船满载各国货物，航抵福州，国人与之交易后，携舶来品溯闽江而上，将货物贩卖至全国各地。
此外，朝贡贸易也是福州海上贸易的重要方式之一。唐末五代时期，福州作为重要的港口之一，开辟了自福州——温州——台州——明州——登莱的近海航行路线，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朝贡路线。唐代泉州不置都督府，因此接待海外贡使的港口只能是福州港，所以说福州港是海外诸国朝贡路线上不可或缺的一站。当时取道福州前往进贡中原朝廷的国家有三佛齐、新罗、占城、琉球等。
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了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福州与琉球的交往已久，早在明初洪武、永乐年间，朝廷就赐闽人“善操舟者”36姓赴琉球。明成化十年(1467年)，福建市舶司从泉州迁至福州后，福州与琉球的经济贸易、文化往来更加频繁。福州河口设柔远驿、进贡厂(即琉球馆)，凡中国派往琉球的使者及琉球来中国的使者、留学生都经福州转道。福州还出现了主要与琉球贸易的“十家帮”。在福州仓山区建有福州琉球墓园，里面埋葬着安葬琉球来华亡故人员。福州琉球馆和福州琉球墓园都全国不可多得的研究琉球历史和古代中琉交往的历史古迹。
福州现存有丰富的见证其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物史迹，如五代闽国墓葬考古、福州怀安窑(南朝～唐、五代)考古、元和八年《毬场山亭记》残碑的发现与马球场遗址考古以及见证与波斯文化交流的闽王墓的考古，这些无不说明9到10世纪福州与中东、亚洲周边国家频繁的商贸往来和多元文化的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连江定海水域水下考古发现的1000多件黑釉盏等陶瓷器，以及2005年9月，“碗礁一号”水下考古发现15000多件清康熙年间景德镇青花瓷器精品，见证了福州港兴盛和繁荣。
此外，记载闽王王审知重视海外贸易发展的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见证福州海外贸易通道的邢港古航道、邢港古渡、闽安东岐古渡、淮安窑古渡等，负责来往福州港对外贸易船只进行课税业务的课税司旧址及迥龙桥，海外陶瓷产地之一的怀安窑遗址，以及淮安古接官道遗址等丰富的文物史迹无不见证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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