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推动了中外交流的急剧扩大，海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这种形势为福州对外交通和贸易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时机和条件，通商地区不断扩大，国家日益增多。从王审知及其后代继位者向中原朝廷进贡的物品中可见当时番舶来闽从事贸易的概况。贡品中有象牙、犀角、真珠、香药、玳瑁、龙脑、芴扇、白氎、红氎等舶来品，证明甘棠港已和海外有贸易货物往来。因此，五代时期，福建的主要对外贸易港仍是福州。直至北宋中期，由于福建海上交通的变化，甘棠港才逐渐趋于衰弱，海上贸易中心逐渐南移至泉州。
唐末五代时期，福州作为重要的港口之一，开辟了自福州——温州——台州——明州——登莱的海上远航路线，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朝贡路线。《闽国史事编年》记载“入贡中朝，陆路遂不通，唯自海入登莱一途”。《通鉴》卷267胡注云：“自福建入贡大梁，陆行衢、信，取饶、池界渡江，取舒、庐、寿度淮，而后入梁境。然自信、饶至庐、寿，皆属杨氏，而朱、杨为世仇，不可得而假道，故航海入贡。今自福州洋过温州洋，取台州洋过天门山入明州象山洋，过涔江，掠洌港，直东北渡大洋抵登莱岸”①。也就是说原先朝贡路线有两条，即陆路和海路，但因为陆路交通受阻，所以海路交通路线就显得格外重要。
闽政权坚定不移、不畏艰险、长途跋涉前往进贡，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对外贸易的需求。朝贡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贸易方式，双方在贡赐关系外还附带商品贸易，对财力拮据的闽政权而言也是如此的。众所周知，闽国地狭人稠，海外贸易收入是支撑闽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闽政权自身市场有限，只有把从海外进口的奢侈品销往中原，才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因此，朝贡路线不夸张的说也是一条对外贸易路线。
福州对外交通发达，海外各国使者、商人、学者组成的使者团络绎不绝来到福州，根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考证，唐代海外贡使到达港口后，需先到该州都督府听候安排，由该州申报朝廷，并由该州限定部分人员前往京师。②如公元804年，日本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遣唐僧空海等人漂流至福州府，当地官员就负责将其送往福州。唐代泉州不置都督府，因此接待海外贡使的港口只能是福州港，而不是泉州港，所以说福州港还是海外诸国朝贡路线上不可或缺的一站。纵观古籍史料可见，当时取道福州前往中原王朝进贡的国家有三佛齐、新罗、占城等国家。
东南亚强国三佛齐绕道福建向唐朝廷进贡，唐朝廷大为嘉赏，“授福建道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番长蒲珂粟宁远将军”。③王审知就千方百计把这些人吸引到福建境内，以加强闽国的商业贸易，而闽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在福州，《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记载，“佛齐诸国……亦踰沧海，来集鸿胪，……，虽云异类，亦慕华风”，由此可见三佛齐诸国经常派遣使团至福州，向唐朝廷进贡，并开展贸易活动。
公元660年和668年，新罗联合唐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并于670—676年统一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地区。新罗的立国和统一的实现，都得到唐王朝的极力支持。据《十国春秋》卷96“王倓”记载，王继鹏在位时，“会新罗国遣使来聘，且献宝剑”，到王延曦即位，“新罗复献剑”。④
占城是唐五代时期(9—10世纪)印度北部的国家，为发展与中国的友好交往和经济贸易，据《全唐文》记载，占城向闽国“献驯象使朝对，列方物为庭实”。⑤此外，与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国家还有琉球等。可见，就唐五代时期，与中国进行朝贡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国家就遍及东亚、东南亚等地。而当时，中国东南沿海的其他港口城市大都因为地理位置以及海上交通线等原因，都不能承担外国使团的朝贡贸易需要，福州在当时闽王的治理下，海上交通贸易逐步发达，成为外国使节进行朝贡的必经之地，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朝贡贸易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诸葛计、银玉珍《闽国史事编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第81页。
②《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第89页。
③《唐会要》卷100。
④《十国春秋》，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⑤《全唐文》卷873“奏藩国使朝见仪状”，中华书局，1983，第9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