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 中国宁波网  >  新闻中心专题  >  专题稿件
“科学发展看浙江”系列报道之一 迈向城乡一体化
稿源: 浙江在线-浙江日报  | 2012-05-23 08:33:40

  浙江日报讯

  编者按:在迎接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之际,本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奔赴全省各地联合采访,记录浙江人民践行科学发展观、创业创新的丰硕成果。本报今起推出“科学发展看浙江”系列报道,敬请垂注。

  “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曾有人对中国城乡之间繁荣与衰败的巨大落差作出这样的描述。

  可是今天,当记者踏上脚下这片土地时,发现城乡之间正悄然进行着从割裂到融合的演变:被跨越的贫富鸿沟,被拆毁的制度城墙,被破除的产业藩篱……

  一组组具体翔实的数字,一片片璀璨亮丽的城镇群落和“美丽乡村”,一个个生动感人的创业故事,无可置辩地昭示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现代化。城乡间国民的贫富、待遇和素质差别,正在逐步消除。

  这一切,实实在在地发生在21世纪初中国东部的浙江大地。

  越来越多农民成为“有产者”,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均衡城乡发展的要务首在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今天的浙江完全可以响亮地说:农民不穷!

  同样笼罩在金融危机阴霾下,2011年经济发展中这些数字和现象再为浙江人带来荣光: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3071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倍,连续第27年居各省、自治区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至2.37∶1,远低于全国平均数,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标志。

  一个数字可以破解浙江城乡“均富”现象之谜:浙江企业99.8%是中小民营企业。这个数字的背景和另一层含义是:支撑浙江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主体力量,是农民。

  诸暨市大唐镇户籍人口才三万,却有一万多家企业,几乎家家户户都办企业,一户人家兄弟姐妹几个,只要有50平方米的房子,就会拿出20平方米搞袜机,创业致富。诸暨市副市长吴成表说,一般情况下,一家人一年至少能赚个五六万元。

  “中小企业是万善之源。”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他分析国内外有关数据后发现,“凡是每一千人拥有企业数量比例高的地方,城乡差距、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就低。”

  “没有9亿农民的中产化就没有中国的橄榄型社会。”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认为。在浙江各地,不乏这样“橄榄型”社会的雏形。

  乐清是一个县级市,总人口118万,出去“闯市场”的就有四五十万,光在北京经商办企业的就有10万人。乐清市一位领导认为,如果光就本地户籍人口而言,乐清目前的社会结构类似“橄榄型”,低收入群体约占5%,家庭资产在50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有10%,余下的人均年收入都在1万元至10万元范围内。

  “民有是民享的基础。使千百万农民成为‘有产者’是‘破译’浙江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密码。让更多的劳动者成为‘有产者’,使他们不仅获得劳动的收益,也能享受到财产的增值。”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

  城乡居民“同等国民待遇”慢慢变为现实

  家住杭州余杭区良渚镇的76岁农民曹彩娥最近突发心脏病,住院治疗,医生建议她装一个心脏起搏器,光器械就要3万元。儿子陈永南说,母亲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住院手术能报销60%,算下来自己就花一万多元。

  同曹彩娥一样,越来越多的浙江农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差无几的医疗待遇。“十一五”期间,全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累计报销医疗费用211.4亿元,受益1.82亿人次,“新农合”报销比例逐年提高。

  “为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们牺牲‘三农’,以农支工、以乡支城的发展模式,造成了城乡经济社会分割的二元结构。”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委员顾益康说,“但是,城乡分割违背了普遍规律,城乡统筹才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保证。”

  记者在浙江各地采访时,不少基层干部由衷地说:我们的发展欠农民太多了,该是“还债”的时候了!

  历史又一次赋予浙江率先探路的使命。作为市场经济先发地,浙江一直站在城乡统筹发展各项改革的前沿,2004年浙江便制定实施了全国第一个城乡一体化建设纲要。2011年浙江被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确定为唯一的农村改革试验联系点,率先探索缩小城乡差距、加速农村发展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和创新。

  近十年来,浙江在着力构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供给机制上迈出了很大步伐:推进城乡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形成了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管理服务体系,工作不再成为“居民户口”的“特权”;率先在全国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和初高中毕业生接受半年到一年的免费培训政策;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率先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全省全部实行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率先实行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人员集中供养;形成县、乡(镇)、村三级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开展以公共财政为保障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让农民更高兴的是,病有所医、贫有所济、弱有所助,这些过去城乡有别的“待遇”也开始渐渐统一。2011年,浙江省所有市县农村“低保”标准提高至每年2500元以上,一些地方率先实现了城乡“低保”同标。全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筹资标准,平均达到379元,所有县(市、区)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60%以上。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覆盖,2010年开始,全省498万名60周岁以上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按月领取了每人不低于60元的基础养老金。

  “城乡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化了,没有福利待遇、‘地位’落差了,居民户口簿对农民也就不再有强烈的吸引力了。”建德市委书记董悦认为,人口“逆城市化”是实施城乡统筹的结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

  村镇城乡一派美丽乡村景象

  “脏、乱、差”曾经是中国农村形象的代名词,工业化浪潮中带来的污染、破坏使许多地方秀美山川遭劫。但如今,浙江可以自豪地说:农村真美!

  2004年,浙江省委省政府率先制定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和《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决定》,把推进新农村建设作为重大战略任务来抓,自此进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开展农村环境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社区服务被摆在了重要位置。2003年,浙江省作出了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决策,积极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全面开展垃圾清理、污水治理、改水改厕、河道洁化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面貌开始出现“脱胎换骨”的变化。

  前几年,桐庐县江南镇环溪村垃圾乱放、污水乱排,一到夏天,臭气熏天,经过环境整治,环溪村变了模样,“废水有了家,垃圾有人拉,村头有树荫,河里有鱼虾……”现在说起家乡,村民周忠平念起了打油诗。

  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邵峰说,十年来浙江农村环境治理进行的如火如荼,仅2011年一年,“千万”工程实际投入资金100多亿元。目前全省累计60%左右的行政村得到初步整治,85%以上的行政村实行垃圾集中收集处理,70%以上农户完成卫生改厕。随着工程深入实施,城市基础设施加快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加快向农村覆盖。

  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说:“农村到处都应该成为‘美丽乡村’,城镇能处处感受到‘美丽乡村’这样的景色,村里人也能享受到城里人的便利和各项公共服务,这是我们统筹城乡均衡发展的根本目标。”

  (新华社杭州5月21日电)

【编辑:徐挺】

“科学发展看浙江”系列报道之一 迈向城乡一体化

稿源: 浙江在线-浙江日报 2012-05-23 08:33:40

  浙江日报讯

  编者按:在迎接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之际,本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奔赴全省各地联合采访,记录浙江人民践行科学发展观、创业创新的丰硕成果。本报今起推出“科学发展看浙江”系列报道,敬请垂注。

  “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曾有人对中国城乡之间繁荣与衰败的巨大落差作出这样的描述。

  可是今天,当记者踏上脚下这片土地时,发现城乡之间正悄然进行着从割裂到融合的演变:被跨越的贫富鸿沟,被拆毁的制度城墙,被破除的产业藩篱……

  一组组具体翔实的数字,一片片璀璨亮丽的城镇群落和“美丽乡村”,一个个生动感人的创业故事,无可置辩地昭示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现代化。城乡间国民的贫富、待遇和素质差别,正在逐步消除。

  这一切,实实在在地发生在21世纪初中国东部的浙江大地。

  越来越多农民成为“有产者”,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均衡城乡发展的要务首在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今天的浙江完全可以响亮地说:农民不穷!

  同样笼罩在金融危机阴霾下,2011年经济发展中这些数字和现象再为浙江人带来荣光: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3071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倍,连续第27年居各省、自治区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至2.37∶1,远低于全国平均数,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标志。

  一个数字可以破解浙江城乡“均富”现象之谜:浙江企业99.8%是中小民营企业。这个数字的背景和另一层含义是:支撑浙江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主体力量,是农民。

  诸暨市大唐镇户籍人口才三万,却有一万多家企业,几乎家家户户都办企业,一户人家兄弟姐妹几个,只要有50平方米的房子,就会拿出20平方米搞袜机,创业致富。诸暨市副市长吴成表说,一般情况下,一家人一年至少能赚个五六万元。

  “中小企业是万善之源。”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他分析国内外有关数据后发现,“凡是每一千人拥有企业数量比例高的地方,城乡差距、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就低。”

  “没有9亿农民的中产化就没有中国的橄榄型社会。”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认为。在浙江各地,不乏这样“橄榄型”社会的雏形。

  乐清是一个县级市,总人口118万,出去“闯市场”的就有四五十万,光在北京经商办企业的就有10万人。乐清市一位领导认为,如果光就本地户籍人口而言,乐清目前的社会结构类似“橄榄型”,低收入群体约占5%,家庭资产在50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有10%,余下的人均年收入都在1万元至10万元范围内。

  “民有是民享的基础。使千百万农民成为‘有产者’是‘破译’浙江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密码。让更多的劳动者成为‘有产者’,使他们不仅获得劳动的收益,也能享受到财产的增值。”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

  城乡居民“同等国民待遇”慢慢变为现实

  家住杭州余杭区良渚镇的76岁农民曹彩娥最近突发心脏病,住院治疗,医生建议她装一个心脏起搏器,光器械就要3万元。儿子陈永南说,母亲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住院手术能报销60%,算下来自己就花一万多元。

  同曹彩娥一样,越来越多的浙江农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差无几的医疗待遇。“十一五”期间,全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累计报销医疗费用211.4亿元,受益1.82亿人次,“新农合”报销比例逐年提高。

  “为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们牺牲‘三农’,以农支工、以乡支城的发展模式,造成了城乡经济社会分割的二元结构。”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委员顾益康说,“但是,城乡分割违背了普遍规律,城乡统筹才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保证。”

  记者在浙江各地采访时,不少基层干部由衷地说:我们的发展欠农民太多了,该是“还债”的时候了!

  历史又一次赋予浙江率先探路的使命。作为市场经济先发地,浙江一直站在城乡统筹发展各项改革的前沿,2004年浙江便制定实施了全国第一个城乡一体化建设纲要。2011年浙江被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确定为唯一的农村改革试验联系点,率先探索缩小城乡差距、加速农村发展的一系列制度改革和创新。

  近十年来,浙江在着力构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供给机制上迈出了很大步伐:推进城乡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形成了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管理服务体系,工作不再成为“居民户口”的“特权”;率先在全国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和初高中毕业生接受半年到一年的免费培训政策;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率先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全省全部实行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率先实行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人员集中供养;形成县、乡(镇)、村三级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开展以公共财政为保障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让农民更高兴的是,病有所医、贫有所济、弱有所助,这些过去城乡有别的“待遇”也开始渐渐统一。2011年,浙江省所有市县农村“低保”标准提高至每年2500元以上,一些地方率先实现了城乡“低保”同标。全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筹资标准,平均达到379元,所有县(市、区)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60%以上。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覆盖,2010年开始,全省498万名60周岁以上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按月领取了每人不低于60元的基础养老金。

  “城乡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化了,没有福利待遇、‘地位’落差了,居民户口簿对农民也就不再有强烈的吸引力了。”建德市委书记董悦认为,人口“逆城市化”是实施城乡统筹的结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

  村镇城乡一派美丽乡村景象

  “脏、乱、差”曾经是中国农村形象的代名词,工业化浪潮中带来的污染、破坏使许多地方秀美山川遭劫。但如今,浙江可以自豪地说:农村真美!

  2004年,浙江省委省政府率先制定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和《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决定》,把推进新农村建设作为重大战略任务来抓,自此进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开展农村环境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社区服务被摆在了重要位置。2003年,浙江省作出了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决策,积极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全面开展垃圾清理、污水治理、改水改厕、河道洁化等农村环境整治。农村面貌开始出现“脱胎换骨”的变化。

  前几年,桐庐县江南镇环溪村垃圾乱放、污水乱排,一到夏天,臭气熏天,经过环境整治,环溪村变了模样,“废水有了家,垃圾有人拉,村头有树荫,河里有鱼虾……”现在说起家乡,村民周忠平念起了打油诗。

  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邵峰说,十年来浙江农村环境治理进行的如火如荼,仅2011年一年,“千万”工程实际投入资金100多亿元。目前全省累计60%左右的行政村得到初步整治,85%以上的行政村实行垃圾集中收集处理,70%以上农户完成卫生改厕。随着工程深入实施,城市基础设施加快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加快向农村覆盖。

  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说:“农村到处都应该成为‘美丽乡村’,城镇能处处感受到‘美丽乡村’这样的景色,村里人也能享受到城里人的便利和各项公共服务,这是我们统筹城乡均衡发展的根本目标。”

  (新华社杭州5月21日电)

编辑: 徐挺

纠错:17196465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