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海上丝绸之路”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指的，主要是通过波澜壮阔的蓝色海洋，进行文明对话交流，以推进世界与地区的文明进程。文明对话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海上丝绸之路对话中，作为文化传播、影响总是双向的。

　　在唐代明州海运商帮李邻德、张友信他们以明州港与日本的博多港为基地，将中国大运河沿岸著名的商品，丝、瓷、茶一批一批地通过明州港→日本五岛列岛(停泊港)→日本国际性的博多港向全国进行销售。并通过濑户内海直接运到日本京都难波。通过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把两国人民的各个领域交流联系在一起。目前能够反映当时形成交往交流的活化石——陶瓷。在博多港和难波等地出土了不少唐代越窑的碗、盘、盒等各类制品，就是历史的见证。

　　日本著名的最澄大师，在公元804年，就是与日本遣唐使一起从日本渡海至明州港入唐，留学浙东名刹国清寺，归日后他不但创始了日本佛教天台宗，而且开通了中国历史悠久的“海上茶路”。成为日本种茶、传播茶文化的开山祖。由于陶瓷文化与茶文化的东传，反过来大大激发了我国制瓷业与茶文化的发展，这就是繁荣文化双向交流的伟大成果。

　　五代、北宋初((即新罗晚期与高丽初)浙东的制瓷业已发展到鼎盛时期，以越窑为代表的制瓷技术，通过海道直接传播到韩国南段的康津地区，当时不但明州制瓷工匠受邀去康津传授制瓷技术，而且完整的从建筑窑炉到制瓷一整套工艺，包括制胚、成型、上釉、装饰纹样都无私地传授于半岛人民。所以生产的玉璧底碗、盒，鹦鹉纹为主体的盘等装饰纹样，可以说高丽青瓷制品全部仿越窑的，大大的促进了半岛制瓷业的发展，这种引进人才接受科学技术是属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中深层次的交流，它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半岛的制瓷业在初期，可以说是全仿浙东越窑的模式。后来半岛人民创造了嵌镶青瓷，这一创举使青瓷生产开拓了一个新天地，由进口越窑制品国家，一跃成为瓷器的输出国家，并大大丰富东亚地区的制瓷业。在日本、中国，尤其是著名的明州港，在宋、元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又一批的精美的高丽青瓷与嵌镶青瓷，这是双向交流的又一成果。

　　在“丝路”文化对话中，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或哪一个港口，有的文化底蕴十分丰厚，在交融中，往往是吸收对方中的精华为自己所用，这样的城市属于外向型，宁波港就是属于这一类型。历来在接受先进文化的同时，不断地将优秀的汉文化向外输出。例如宗教文化、建筑文化、陶瓷文化、茶文化、典籍等都为东亚、东南亚国家与地区所吸收，对推动文明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有的地方文化底蕴浅薄，对于先进文化就全盘吸收，这类情况属于吸纳型的城市。例如泉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其特点是现在所遗留的一批属于阿拉伯、伊斯兰宗教的建筑与石刻文物，成为我国唯一的研究宋末、元代西方文化极为重要的史料，这就是吸纳型城市的典型。

　　上述史实雄辩的证明了“海丝”文化在各国交融交流中都是双向的。

编辑： 刘夏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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