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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中国核电不能逆世界趋势而为
稿源: 中国新闻周刊  | 2012-03-27 16:52:51

  上海《东方早报》2012年3月12日发出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松本健一的文章《西洋近代文明的终结》,呼吁人类超越已有的西方工业文明。我读了三遍这篇文章,感慨万千,因为一年前的现在,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访问学者,在电视上目睹了日本突发的“311”地震灾难、核能危机,大脑思考惯性受到极大的震动。当时,我即投书新加坡《联合早报》,质问到底《什么是所谓“能源安全”》(见《联合早报》2011年3月16日)。我的那篇文章,其实与松本健一的观点是一致的。

  核电仍然是工业文明,且是工业文明的最高表现形式。工业文明的特点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却带来问题。工业文明带来的问题,如环境污染等根本无法解决的“外部性”问题,以及生态系统灾变的气候变化、不可再生性的自然资源等毁灭性打击。截止目前为之,世界公认的事实是:作为工业文明的核技术开发,却无法解决核废料的难题。这一点典型地反映了工业文明的历史局限性。

  日本“311”事件以来的一年,许多日本人民,包括一些日本政治家,如日本福岛县知事佐藤雄平,已经完全觉醒。只要大家跟踪这一年来日本人民核观念的深刻变化,就会知道,原来对核能如此依赖(把核能视为廉价能源和工业增长的基础),对核能复杂依赖(一旦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上有需要,日本可以把核技术和核能力随时转化为核武器),却因为对“311”痛定思痛,而坚决要求“去核”。掀起一次次的反核运动的日本人民不是不知道去核会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甚至失业率高升等可能;他们也不是不知道,“去核”不大可能短期内实现,但是,为了解除长期的恐慌(比如对患病癌症的担心)和子孙后代的未来,义无反顾,转向“反核”。

  日本有远见的政客,因为反核,他们有可能从“政客”转变为名垂青史的“政治家”。3月11日灾难纪念日,上述日本福岛县知事佐藤雄平向世界发表《福岛宣言》,宣布福岛将只发展可再生能源,不再依靠核能。这是不容易的宣言,说明日本还是有人真的从“311”危机中学到了教训。

  香港《南华早报》2012年3月10日发表了日本著名学者和媒体人、重建日本倡议基金会主席、福岛核事故独立调查委员会项目主任船桥洋一博士(Yoichi Funabashi )的文章《错误的画面》,这篇文章指出,“311”灾难打破了所谓“日本核安全的神话”,清楚地揭示了核技术“根本无法被人们有效控制的毁灭人类文明的一面”。

  这一重大看法,许多日本有识之士、远见之士所见略同。

  我们知道“311”事件前,冷战结束后,日本就开始谈论所谓“第三次开国”,即新的大改革和大转变,但这样的改革由于重重阻力和惯性,总是难以到来和加以落实。没有想到,正是“311”,给了日本一个重建和重生的历史机会。

  日本的新生从废除核能开始。这是极其有可能的。尽管日本核能既得利益集团反对和阻碍废核。由此,日本可能把大量的投入进入替代核能的替代能源技术中。由此不仅开启新的能源时代,而且可能带来新的产业文明。

  在日本之前,德国和瑞士等工业强大,原来也依赖核能的欧洲国家,早已决定“弃核”而去。如果说在日本“311”事件前瑞士和德国还有主张保持核能的政党和利益集团,那么,“311”事件一年来,这些欧洲国家已经没有一个党派认为还有可能再兴建新的核电厂。

  世界核能大国法国,在“311”事件的冲击下,在惴惴不安中审视其核能及其出口到世界的未来。在核能的新发展中,法国显得日益保守,在德瑞两大邻国“弃核”的冲击下,并没有新的扩张计划;而关于核能的未来,法国的公众观点日益接近其邻国德国和瑞士。

  目前,坚持核能的西方国家中,只有美国。人们对此不要吃惊。在“软实力”方面,美国其实并没有他的“软实力”专家吹的那么好。美国在许多方面并不能领世界风气之先。例如,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是保守和自私的。

  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与苏联解体的关系密不可分,它反映了苏联解体前夜,苏联严峻的国内治理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苏联发生核能危机有着非技术的社会根源。日本这次核危机,主要也并非自然因素或者技术水平因素,而是人为因素。这在上述许多日本人士的大量文章中已经揭发出来,即“人造”的“文明”的危机。除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美国拥有世界截止目前为止第三场核危机的“桂冠”。但是,非常不幸的是,美国并没有像欧日那样的先知先觉、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强大的反核势力。

  最为忧心的可能还不是美国,而是“新兴经济”或者“新兴大国”目前的“大干快上核能”。许多“新兴大国”把发展核能当做是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能源支柱。不要说不汲取美苏的核能事故教训,就是眼前的日本核事故教训,新兴大国甚至都不屑一顾。

  新兴大国的制约核能发展的科学力量和社会力量有限。中国著名科学家何祚庥院士是仅有的站出来质疑“中国核电大跃进”的人。真理往往首先是由少数人知道和坚持的。但如此的少数,加上缺少普遍的社会支持,必然寡不敌众,利益集团可以轻易扩大核能工业。也许,只有当核灾难发生(我在祈祷中国核电平安),人们才会想到何祚庥教授。

  从中国经济增长需求的角度当然能轻易得出“中国需要核电”的结论,但一个国家的核电,若仅仅建立在经济增长的需求基础上,却是极其危险的。这等于是说为了增长,可以不顾后果,这不是利令智昏是什么?

  最值得中国有识之士醒悟的是,欧洲国家和日本,以及美国,可能一方面“去核”,一方面发展新能源,迎接新的人类文明,而中国等“新兴经济”却不过是继续着旧的工业文明,继续吞下包括环境污染和核能危机在内的工业文明的种种苦果。由此,中国和西方先进国家、先进社会在世界观、文明观上的差距永无缩小的可能。

  庞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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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冠夏】

评论:中国核电不能逆世界趋势而为

稿源: 中国新闻周刊 2012-03-27 16:52:51

  上海《东方早报》2012年3月12日发出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松本健一的文章《西洋近代文明的终结》,呼吁人类超越已有的西方工业文明。我读了三遍这篇文章,感慨万千,因为一年前的现在,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访问学者,在电视上目睹了日本突发的“311”地震灾难、核能危机,大脑思考惯性受到极大的震动。当时,我即投书新加坡《联合早报》,质问到底《什么是所谓“能源安全”》(见《联合早报》2011年3月16日)。我的那篇文章,其实与松本健一的观点是一致的。

  核电仍然是工业文明,且是工业文明的最高表现形式。工业文明的特点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却带来问题。工业文明带来的问题,如环境污染等根本无法解决的“外部性”问题,以及生态系统灾变的气候变化、不可再生性的自然资源等毁灭性打击。截止目前为之,世界公认的事实是:作为工业文明的核技术开发,却无法解决核废料的难题。这一点典型地反映了工业文明的历史局限性。

  日本“311”事件以来的一年,许多日本人民,包括一些日本政治家,如日本福岛县知事佐藤雄平,已经完全觉醒。只要大家跟踪这一年来日本人民核观念的深刻变化,就会知道,原来对核能如此依赖(把核能视为廉价能源和工业增长的基础),对核能复杂依赖(一旦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上有需要,日本可以把核技术和核能力随时转化为核武器),却因为对“311”痛定思痛,而坚决要求“去核”。掀起一次次的反核运动的日本人民不是不知道去核会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甚至失业率高升等可能;他们也不是不知道,“去核”不大可能短期内实现,但是,为了解除长期的恐慌(比如对患病癌症的担心)和子孙后代的未来,义无反顾,转向“反核”。

  日本有远见的政客,因为反核,他们有可能从“政客”转变为名垂青史的“政治家”。3月11日灾难纪念日,上述日本福岛县知事佐藤雄平向世界发表《福岛宣言》,宣布福岛将只发展可再生能源,不再依靠核能。这是不容易的宣言,说明日本还是有人真的从“311”危机中学到了教训。

  香港《南华早报》2012年3月10日发表了日本著名学者和媒体人、重建日本倡议基金会主席、福岛核事故独立调查委员会项目主任船桥洋一博士(Yoichi Funabashi )的文章《错误的画面》,这篇文章指出,“311”灾难打破了所谓“日本核安全的神话”,清楚地揭示了核技术“根本无法被人们有效控制的毁灭人类文明的一面”。

  这一重大看法,许多日本有识之士、远见之士所见略同。

  我们知道“311”事件前,冷战结束后,日本就开始谈论所谓“第三次开国”,即新的大改革和大转变,但这样的改革由于重重阻力和惯性,总是难以到来和加以落实。没有想到,正是“311”,给了日本一个重建和重生的历史机会。

  日本的新生从废除核能开始。这是极其有可能的。尽管日本核能既得利益集团反对和阻碍废核。由此,日本可能把大量的投入进入替代核能的替代能源技术中。由此不仅开启新的能源时代,而且可能带来新的产业文明。

  在日本之前,德国和瑞士等工业强大,原来也依赖核能的欧洲国家,早已决定“弃核”而去。如果说在日本“311”事件前瑞士和德国还有主张保持核能的政党和利益集团,那么,“311”事件一年来,这些欧洲国家已经没有一个党派认为还有可能再兴建新的核电厂。

  世界核能大国法国,在“311”事件的冲击下,在惴惴不安中审视其核能及其出口到世界的未来。在核能的新发展中,法国显得日益保守,在德瑞两大邻国“弃核”的冲击下,并没有新的扩张计划;而关于核能的未来,法国的公众观点日益接近其邻国德国和瑞士。

  目前,坚持核能的西方国家中,只有美国。人们对此不要吃惊。在“软实力”方面,美国其实并没有他的“软实力”专家吹的那么好。美国在许多方面并不能领世界风气之先。例如,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是保守和自私的。

  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与苏联解体的关系密不可分,它反映了苏联解体前夜,苏联严峻的国内治理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苏联发生核能危机有着非技术的社会根源。日本这次核危机,主要也并非自然因素或者技术水平因素,而是人为因素。这在上述许多日本人士的大量文章中已经揭发出来,即“人造”的“文明”的危机。除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美国拥有世界截止目前为止第三场核危机的“桂冠”。但是,非常不幸的是,美国并没有像欧日那样的先知先觉、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强大的反核势力。

  最为忧心的可能还不是美国,而是“新兴经济”或者“新兴大国”目前的“大干快上核能”。许多“新兴大国”把发展核能当做是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能源支柱。不要说不汲取美苏的核能事故教训,就是眼前的日本核事故教训,新兴大国甚至都不屑一顾。

  新兴大国的制约核能发展的科学力量和社会力量有限。中国著名科学家何祚庥院士是仅有的站出来质疑“中国核电大跃进”的人。真理往往首先是由少数人知道和坚持的。但如此的少数,加上缺少普遍的社会支持,必然寡不敌众,利益集团可以轻易扩大核能工业。也许,只有当核灾难发生(我在祈祷中国核电平安),人们才会想到何祚庥教授。

  从中国经济增长需求的角度当然能轻易得出“中国需要核电”的结论,但一个国家的核电,若仅仅建立在经济增长的需求基础上,却是极其危险的。这等于是说为了增长,可以不顾后果,这不是利令智昏是什么?

  最值得中国有识之士醒悟的是,欧洲国家和日本,以及美国,可能一方面“去核”,一方面发展新能源,迎接新的人类文明,而中国等“新兴经济”却不过是继续着旧的工业文明,继续吞下包括环境污染和核能危机在内的工业文明的种种苦果。由此,中国和西方先进国家、先进社会在世界观、文明观上的差距永无缩小的可能。

  庞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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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吴冠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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