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春芳 北京报道
税负之重
民企负担重,是企业家代表的热门话题。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湛江鸿智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亚养掰着手指一项一项列举中小企业需要缴纳的税费,10根手指已掰完,可是这些税费却还没列举完。
3月12日,开会间歇,宋接受了本报的采访。宋直言,除了法定税负之外,尚有大量规费,其负担远远高于正规税收,而且各种的费还在不断增加。
宋列举的税费计有:企业建厂房需要缴纳的耕地占用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费、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增值税、所得税、排污费、基础设施配套费、人防费、教育基金费、医疗费、治安管理费……不一而足。
在宋亚养看来,企业缴纳的税费之重在于,税收外加收的各种名目费用,要远大于法定的税收。
“据我了解,如果企业是刚刚起步,或者规模没有那么大的小微企业,且享受不到税收优惠的话,那税负肯定会高于全国平均,费用的话更是五花八门”。
按照相关部门公布的数据,“一般企业的平均税负大概是23%左右,包括增值税、所得税等法定税收。” 而宋了解到,一些企业的数据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恰恰说明除了法定税负之外,尚有大量的规费,其负担远远高于正规税收,而且各种的费还在不断增加。
无独有偶,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侨联副主席、杭州华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女老总陈励君也痛陈中小民营企业的税负之重,“可以说我们挣了一块钱,里面就有起码一半的税费。”
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等党派通过调研也发现,实体中小企业整体面临“成本太高、利润太薄”的压力。
因此,委员、代表们在各种场合不断呼吁为企业减负。
空心化之忧
吊诡的是,大量中小微型企业因为融资难问题而纷纷破产,老板“跑路”;而另一方面,大量民间资本则因为各种投资门槛无法进入,只能炒楼、炒农产品、炒贵金属。
政协委员们通过调研了解到,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存在“两极分化”。下游民营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用工荒等多重困境,不堪重负。
而创新之路漫漫,委员们看到,企业创新需要高投入,具有高风险,中小企业普遍创新转型资源不足,能力不够,举步维艰。
同时,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市场需求萎缩,订单大幅减少,实体中小企业产能过剩严重。“目前中小企业的困境或许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候还要更为艰难。”全国政协委员宗申产业集团董事长、总裁左宗申直陈。
“做实业不如做投机和投资赚钱多、赚钱快”,委员们指出。而长此以往,实体经济的空心化,令人担忧。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也直言,大量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如民间资本充沛的温州地区,据央行调查,目前其民间借贷市场已过千亿元,但六成以上进入到非实体经济领域。
委员们担心实体经济进一步空心化。
减税与融资
要解决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困境,减税已成企业界和部分地方官员的一致共识。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汕尾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汕尾市委会主委李秉记称,数据显示,小微企业上缴税收年均增长13.1%,减少这类企业税负是有空间的。
李建议参照国家统计口径调整企业标准的做法,将一般纳税人标准从5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而增值税税率则应该参照小水电、自来水等行业降到6%,即按上海增值税试点改革6%的最低税率,给小微企业 “放水养鱼”。
左宗申今年向大会提交《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 促进中小企业转型发展》的专门提案。
该提案建议,准予小微企业适用营业税、增值税起征点,或直接将营业税、增值税起征点改为免征额。与李秉记类似,左宗申也建议放宽对享受所得税优惠税率的小微企业的标准限制。
左还建议将金融保险业、服务业、转让无形资产等税率从5%减到3%;分行业小调定率企业所得税也被他提及。
减税之外,融资难的老问题,也应推动解决。宋亚养称,目前中小企业第一没有品牌,第二没有资产,第三没有技术,第四没有资金,而第四点最要命。
怎么破解融资难呢?宋表示不能指望大银行,“大银行对这些微小中小企业的贷款,管理成本非常高,手续也非常之繁琐;而且你没有资产大银行也不会支持你”。
宋建议在国家政策层面设立专门风险基金,对中小企业贷款进行担保,同时鼓励地方银行和中小银行向小微企业贷款。
当然,融资难有时不仅仅是银行的事,企业本身也存在问题。
宋建议中小企业也需要随时了解银行的一些政策,“现在银行也有一些政策出台,但宣传不到位,比如一些地方可以用订单融资,货物抵押融资等等,这些政策如果真能运用好,对中小企业帮助也是蛮大的。”
“非公36条”的困境
如何从体制上创造环境,让大量民间资本浮出水面,也被委员们所关注。
辜胜阻称,虽然政府出台了“非公36条”和“新36条”,但由于遭遇 “玻璃门”,民间资本投资无门或被“挤出”,难以进入金融行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领域,只能在低端制造业的“红海”残酷竞争。
作为底层企业家,宋亚养对民营企业的“受歧视”深有体会。
“现在社会上表露出来的是国有企业收购民营企业很容易。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粮收购蒙牛,很顺利就收购了。但民营企业要参股收购一些国有经济就非常困难,一方面我们虽然有这个政策,但地方政府往往以国有资产不能流失就把你挡回去”。
结果,民营企业往往在有关部门“再研究研究”的回复中苦等数年也没有结果。
胶着之下,民间资本进入不了上游资源性行业,产生一大恶果,“上游的重要资源严格控制在大型企业的手中,定价权并非按市场走,所以我们中游的民营企业所用到的原材料,参与议价的能力就很低;但是下游我们的市场充分放开,充分竞争,定价权不是企业自己定。所以目前来说我们感觉行内半市场经济,很多企业利益很薄。”宋表示。
宋建议将“非公36条”和“新36条”的细则真正制定和落实好,让上游的资源性领域也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
“所有的资源要参与市场,按照市场规则配置,通过市场调节来定价,我建议这方面国家要研究政策、落实细则。”
代表诉苦负担重:10根手指掰完 税费还没列举完
稿源: 新华报业网 2012-03-13 11:26:48
本报记者 孙春芳 北京报道
税负之重
民企负担重,是企业家代表的热门话题。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湛江鸿智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亚养掰着手指一项一项列举中小企业需要缴纳的税费,10根手指已掰完,可是这些税费却还没列举完。
3月12日,开会间歇,宋接受了本报的采访。宋直言,除了法定税负之外,尚有大量规费,其负担远远高于正规税收,而且各种的费还在不断增加。
宋列举的税费计有:企业建厂房需要缴纳的耕地占用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费、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增值税、所得税、排污费、基础设施配套费、人防费、教育基金费、医疗费、治安管理费……不一而足。
在宋亚养看来,企业缴纳的税费之重在于,税收外加收的各种名目费用,要远大于法定的税收。
“据我了解,如果企业是刚刚起步,或者规模没有那么大的小微企业,且享受不到税收优惠的话,那税负肯定会高于全国平均,费用的话更是五花八门”。
按照相关部门公布的数据,“一般企业的平均税负大概是23%左右,包括增值税、所得税等法定税收。” 而宋了解到,一些企业的数据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恰恰说明除了法定税负之外,尚有大量的规费,其负担远远高于正规税收,而且各种的费还在不断增加。
无独有偶,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侨联副主席、杭州华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女老总陈励君也痛陈中小民营企业的税负之重,“可以说我们挣了一块钱,里面就有起码一半的税费。”
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等党派通过调研也发现,实体中小企业整体面临“成本太高、利润太薄”的压力。
因此,委员、代表们在各种场合不断呼吁为企业减负。
空心化之忧
吊诡的是,大量中小微型企业因为融资难问题而纷纷破产,老板“跑路”;而另一方面,大量民间资本则因为各种投资门槛无法进入,只能炒楼、炒农产品、炒贵金属。
政协委员们通过调研了解到,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存在“两极分化”。下游民营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用工荒等多重困境,不堪重负。
而创新之路漫漫,委员们看到,企业创新需要高投入,具有高风险,中小企业普遍创新转型资源不足,能力不够,举步维艰。
同时,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市场需求萎缩,订单大幅减少,实体中小企业产能过剩严重。“目前中小企业的困境或许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候还要更为艰难。”全国政协委员宗申产业集团董事长、总裁左宗申直陈。
“做实业不如做投机和投资赚钱多、赚钱快”,委员们指出。而长此以往,实体经济的空心化,令人担忧。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也直言,大量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如民间资本充沛的温州地区,据央行调查,目前其民间借贷市场已过千亿元,但六成以上进入到非实体经济领域。
委员们担心实体经济进一步空心化。
减税与融资
要解决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困境,减税已成企业界和部分地方官员的一致共识。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汕尾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汕尾市委会主委李秉记称,数据显示,小微企业上缴税收年均增长13.1%,减少这类企业税负是有空间的。
李建议参照国家统计口径调整企业标准的做法,将一般纳税人标准从5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而增值税税率则应该参照小水电、自来水等行业降到6%,即按上海增值税试点改革6%的最低税率,给小微企业 “放水养鱼”。
左宗申今年向大会提交《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 促进中小企业转型发展》的专门提案。
该提案建议,准予小微企业适用营业税、增值税起征点,或直接将营业税、增值税起征点改为免征额。与李秉记类似,左宗申也建议放宽对享受所得税优惠税率的小微企业的标准限制。
左还建议将金融保险业、服务业、转让无形资产等税率从5%减到3%;分行业小调定率企业所得税也被他提及。
减税之外,融资难的老问题,也应推动解决。宋亚养称,目前中小企业第一没有品牌,第二没有资产,第三没有技术,第四没有资金,而第四点最要命。
怎么破解融资难呢?宋表示不能指望大银行,“大银行对这些微小中小企业的贷款,管理成本非常高,手续也非常之繁琐;而且你没有资产大银行也不会支持你”。
宋建议在国家政策层面设立专门风险基金,对中小企业贷款进行担保,同时鼓励地方银行和中小银行向小微企业贷款。
当然,融资难有时不仅仅是银行的事,企业本身也存在问题。
宋建议中小企业也需要随时了解银行的一些政策,“现在银行也有一些政策出台,但宣传不到位,比如一些地方可以用订单融资,货物抵押融资等等,这些政策如果真能运用好,对中小企业帮助也是蛮大的。”
“非公36条”的困境
如何从体制上创造环境,让大量民间资本浮出水面,也被委员们所关注。
辜胜阻称,虽然政府出台了“非公36条”和“新36条”,但由于遭遇 “玻璃门”,民间资本投资无门或被“挤出”,难以进入金融行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领域,只能在低端制造业的“红海”残酷竞争。
作为底层企业家,宋亚养对民营企业的“受歧视”深有体会。
“现在社会上表露出来的是国有企业收购民营企业很容易。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粮收购蒙牛,很顺利就收购了。但民营企业要参股收购一些国有经济就非常困难,一方面我们虽然有这个政策,但地方政府往往以国有资产不能流失就把你挡回去”。
结果,民营企业往往在有关部门“再研究研究”的回复中苦等数年也没有结果。
胶着之下,民间资本进入不了上游资源性行业,产生一大恶果,“上游的重要资源严格控制在大型企业的手中,定价权并非按市场走,所以我们中游的民营企业所用到的原材料,参与议价的能力就很低;但是下游我们的市场充分放开,充分竞争,定价权不是企业自己定。所以目前来说我们感觉行内半市场经济,很多企业利益很薄。”宋表示。
宋建议将“非公36条”和“新36条”的细则真正制定和落实好,让上游的资源性领域也形成真正的市场竞争。
“所有的资源要参与市场,按照市场规则配置,通过市场调节来定价,我建议这方面国家要研究政策、落实细则。”
编辑: 吴冠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