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谁还记得诞生于2002年底的《英雄》的剧情？也许它生来就是为了在21世纪的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一组数字：投资3000万美元，总票房2.5亿人民币，是当年投资最高、票房最高的中国电影，也是第一部在本土取得过亿票房成绩的中国电影。那一年，全国所有电影票房加起来是9.5个亿。
2011年底，还是导演张艺谋，还是制片张伟平，新片《金陵十三钗》的总投资号称达到6亿人民币，按当前的汇率算，是10年前那部《英雄》的3倍。而当年《英雄》的总投资，如今只能支付《金陵十三钗》里一位演员的片酬——片方以每天200万美元、总共3000万美元的片酬请来了美国电影明星克里斯蒂安·贝尔，创下了中国内地“引进”洋演员的最贵纪录。在弥漫着爆米花和碳酸饮料气味的狂欢岁末，《金陵十三钗》将创下一个新的票房纪录吗？
新纪录总会产生的，但新纪录的产生不再像以往那样意义非凡。从2001年起，中国电影票房总量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首次突破百亿，达到101.7亿；而今年，据预测，将逼近甚至超过130个亿。一根又一根新的标杆，连起了国产电影入世以来的10年路途，中国电影人的梦才刚刚开始。
2001年：痛则思变
北京新影联院线公司在毗邻天安门的北池子大街上。这条又窄又直的街道仅容双向两车道，两边一溜青色平房在国槐掩映下悄无声息。天气已入冬，门牌为67号的沿街橱窗里贴的几张电影海报完全显露出来，分别是《绿灯侠》、《如果没有你》、《遍地狼烟》和《幸福额度》。感觉到有人靠近，玻璃自动门殷勤地张开，发出挺大的声响，一下子暴露了它的年龄。
1996年，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北京市电影公司及北京地区部分主流影院共同出资组建的新影联院线公司成立。如今，新影联是全国最大的院线公司之一，麾下拥有100多家电影院，占据了北京地区八成市场，也逐步扩充到了上海、江苏、河北、山东、黑龙江等十几个省市。2008年，新影联向电影产业的上游进发，联合其它5家公司共同投资成立了以扶持中国青年导演、培养国产电影新生力量为主旨的盛世华锐电影投资公司。
新影联副总经理、盛世华锐总经理高军，2001年时还是新影联的宣传策划部负责人，正忙着写分析中国电影市场的文章。现在可以查到的是分上下发表于2001年第6、7期《中国电影市场》上的《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市场——2001年度北京电影市场调查综述》，以及发表于2001年第6期《当代电影》上的《现实主义题材的胜利——<谁说我不在乎>市场运作琐记》。高军说他已经记不清当时的观点了，当时的心态倒是历久弥新，“等着迎接阵痛”。
“2001年的中国电影市场是中国电影业的一个拐点，它已经经历了中国电影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走完了，但市场运作没有完全市场化、商业化，还有一些弊端，整体行业处于一个低迷的状态。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国产片年产量仅六七十部，全年的票房是8.9亿人民币，你要知道在600万人口的香港，那一年的票房是13亿港币。所以就觉得，当时的市场肯定要经历一番阵痛的。对中国电影市场抱有期待的人都在展望中国电影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2001年12月18日，所有为中国电影作传的人都不会漏过这一天——中国加入WTO后仅仅一周，国家广电总局和文化部联合颁发《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试行)》，明确提出院线制将成为我国电影发行放映的主要机制，即发行公司和制片单位直接向院线公司供片，而在这之前，中国电影的发行采用的是行政区域计划供片模式。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凡是在2002年6月1日之前没有形成院线的地方，将停止向其供应进口分账影片(经批准的地区除外)。2002年10月1日之前，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四川要率先组建两条院线，否则将停止向其供应进口分账影片。”对一些人来说，他们看到的是宛如寒冬般不留情面的通告，但对高军等人来说，他们看到的是明媚如春的激励：“有条件的地区，要尽快组建两条或两条以上的院线；鼓励有实力的院线跨省经营。”总之，国家决心已下，行政推动市场化。
高军说，他不评价院线制应该不应该由行政命令推进，就说说院线制给中国电影市场带来了什么。票房是最清晰的证明：2001年8.9亿，2002年9.5亿……每年都在爬坡，每年是20%到30%，到了2010年达到101.7亿，2011年虽然还没有过完，但最新统计数字已经有110亿。“和票房同步的是电影的产量，从2001年的六七十部，到2010年达到520部。因为数量多了，优秀率就会上来一些。影院的增加和优秀影片的增加方便了观众，大家对中国电影的热情也就被激发起来了。这个过程就是院线制从市场环节给中国市场带来的助推作用。”
“如果我们闭关自守，不让进口大片进来，我们可能还在2000年的状态，没有今天。”
拆掉艺术和商业间的墙
据高军的观察，现在电影市场有三大消费趋势：“第一，消费品牌，张艺谋啊，冯小刚啊，杨幂啊什么的；第二，消费话题，像《失恋33天》，恰好在光棍节上映；第三才是消费品质，就是消费故事。”
而今在大投资、大导演、大明星全方位包抄的“大电影”时代，一部分在冲击中尚不成熟的中国电影人的作品与在机会中谋利而动的投资客的商品，在繁荣了票房的同时，也制造了“边骂边看”这一消费奇观。这种无奈也出现在高军身上。高军每年要看100多部电影。“感觉不单是厌倦，有时还很痛苦。有很多影片上亿的投资，却是天上一脚，地上一脚，惨不忍睹，让你愤怒。”
“电影的商业化进程中，如果艺术这个灵魂丧失殆尽的话，对电影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在高军看来，怀着侥幸心理来混水摸鱼的巨资“烂片”们，在今后几年会越来越没有机会。
高军是学电影文学出身，毕业后写过本子，还拍过电视剧，“那时哪像现在一拍几十集，都是拍上、中、下就完了。”他嘿嘿一笑。现在他偶尔客串一把小角色，过过戏瘾，还喜欢演坏人，他笑言自己一年四季的行头是呢礼帽、光头、黑大衣，进棚都不用换装。他以一颗顽心继续在这个行业里行走着，“我对电影的热情是持之以恒的，只要投入，我就开心。”
在电影圈多年，高军的故事也可以拍成电影。上世纪90年代，高军还在北京电影市场宣传科时，就有过几次惊人的策划。1994年，他给中国茶叶总公司写策划方案，把即将上映的由张国荣等主演的香港电影《满汉全席》和公司正在推销的一个新茶品种“捆绑”在一起，观众买一张电影票可拿到一包礼品茶叶。这部电影在北京地区的票房达到300多万元，推广的茶叶销量增长三倍，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借助电影行业之外的资金宣传电影。从此，高军开始在电影宣传的运作方式上寻求一些突破。“后来但凡想做一点电影的宣传，总能找到相对位的企业。”他找到了策划的感觉。不过，那时的高军也不是完全没压力。“挺尴尬的，要说‘策划’这两个字现在是褒义词，以前可是贬义词，所谓‘策划’，一定是策划阴谋。不过我不特别在意，我特别率性，只想做我感兴趣的事。”
1995年，拍卖《红樱桃》的电影首映权是高军做的最得意的一次策划。那时还没有《拍卖法》，高军自任拍卖师，当群情激昂的首都各大影院为争夺10天的独家放映权而把价码从8万叫到52万时，高军严肃地落槌了。他没有专用的拍卖槌，事先找了一把敲地砖用的橡皮锤代替。短短10天，《红樱桃》不负重望，为中标的影院带来了近90万元的票房收入。消息传到南方，让曾经因片中一大半是俄语和德语对白而对《红樱桃》很不看好的影院经理们大吃一惊。
高军见过冯小刚的眼泪，握过叶大鹰全是冷汗的手，也激过八一电影制片长时任厂长王晓棠的“将”，让1994年的纪录片《较量》勇敢地试了一把商业化运作的滋味，获得了比以往卖断放映权高出几十倍的市场收入。
今年3月，为了发行《观音山》，很久没有“策划”的高军又策划了一把。结局很好，1000万元的投资拿下8000万元的票房，给中国的文艺片竖了一个票房标杆。但发行时他规定谁也不许提这是一部“文艺片”，因为“中国一提文艺片就是低票房，就是无人问津，也许在国外拿奖，但是一回国就完蛋了，包括霍建起、王小帅、贾樟柯都是这样。”他换了个概念，叫“有艺术品味的商业电影”，并且缩小时长，让100多分钟的电影变成93分钟的电影，女主角变成了更具有话题性的女明星范冰冰。这是高招？是奇招？是折衷的招？高军坦言，他也没有找到解决艺术和市场平衡问题的招儿。但他相信会有一批信奉艺术的人在坚守，“也可能他们不被市场认可，也可能他们找到了拆掉艺术和商业之间这堵墙的办法。”
2012：面临利益再分配
记者采访这天是11月25日下午，北京电视台某栏目的记者和摄像也来到高军的办公室。
“又是问我‘十三钗’的票房分账的事吧？”高军微露苦笑，但没有拒绝。一个多星期前，《金陵十三钗》的制片张伟平提出该片要从票房里分成45%（此前是43%），并提高最低票价到40元（此前是35元）。中影南方电影新干线、北京新影联、上海联合院线、大地院线、万达院线等“八大院线”组成联盟反对涨价，但在斡旋下，又和《金陵十三钗》片方达成了妥协。
电视台记者走后，高军感到嗓子疼。他从办公室主任的桌上找到一个食品袋，从里面拈起一片白萝卜放进嘴里。这一时刻，高军也在咀嚼着《金陵十三钗》片方要求从票房里多拿几个百分点背后的真正意义。高军说话有一个底线：“真话可以不说，假话坚决不说。”这就是为什么高军刚才面对镜头提出了“优质优价”的看法，他对《金陵十三钗》的影片质量打了很高的分，还重点表扬了女主演的演技，等于间接认可了涨价的合理性，“最低票价调整5块钱的话，看这个电影还是很值”。结束时他告诉电视台记者“这是我能说的最大限度了”。
不过，即便高军总是能以一个乐观的、积极的、心直口快的电影人的形象示人，可在这个下午的晚些时候，他无意于掩饰心中的忧虑。刚从广电总局开完会议回来的他，此刻的心情难以平复。几天后，11月29日，广电总局电影管理局下发《关于促进电影制片发行上映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第一条就是：“为进一步平衡电影制片与发行放映的利益分配水平，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电影投资与回报体系，并参照国际惯例，电影院对于影片首轮放映的分账比例原则上不超过50%。”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张伟平提出的45%。
面临利益再分配的新的游戏规则，10年来不遗余力把中国观众重新吆喝回了大银幕前的影院管理者们，下一步将何为？也许高军们总是有办法的。
每个县城将有数字影院
出生于1980年的张慧瑜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电影电视的研究。当他动用个人的观影经验来回味近十几年来的中国电影市场时，他发现“中国电影”是个不太准确的概念，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它太过于集中在城市或者说大城市。
张慧瑜成长在一个小县城的环境里。他记得最后一次和父母一起看电影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看的是《红高粱》和《妈妈，再爱我一次》。那时依然延续50-70年代计划经济的电影生产和放映体系，电影是一种“举国文化”、群众艺术。母亲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妇女，但不影响她在电影院里看《红高粱》这种艺术电影。张慧瑜小时候到东北农村的叔叔家走亲戚，给他印象很深的是有很多《大众电影》杂志可看，其实他叔叔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
到了90年代，张慧瑜印象中很少看电影，有几次是学校包场看《焦裕禄》和《孔繁森》，还有就是春节的时候看过一部成龙的电影《红番区》。他记得县城的电影院开始废弃，成了歌舞厅、台球厅和卡拉OK厅，街上出现了一些镭射录像厅。现在他知道，90年代也是中国电影体制遭遇危机的时代，中国有16家国营的故事片生产厂面临停产整顿、入不敷出的状态。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一方面就是通过买断工龄的方式减员增效，另一方面就是置换、出卖土地。
90年代末期，张慧瑜从县城来到北京大学读书，当时最吸引他的是地下/独立电影、地下纪录片。之所以会对这些片子感兴趣，是他开始接受新时期文学、先锋小说、法国新小说、现代主义。他当时经常在北大东门外的咖啡馆里看地下电影、艺术电影，现在他趣称是“养成了一种纯度很高的小资趣味”。
张慧瑜真正成为北京影院里的观众，大概是2008年前后。他工作了，开始经常去影院看电影。他发现当下电影院的分布，基本上都与购物中心、购物广场、步行街、商业街有着密切关系，例如目前国内票房最高的院线就是万达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万达院线。
"其实，对于当下中国电影的格局，还有一块是我这种'小中产'无法真实感触到的，那就是农村电影体制的转型。"他告诉记者，去年超过100个亿的中国电影票房，来自于中国3000个城市（县城）中的300个，另外2700个由于没有设立院线，没有票房统计。他深深感觉到现在人们所说的电影，其实是中国城市电影或曰中国大城市电影。
农村能不能看到电影呢？能。广电总局从2004开始到2010年，用了五六年的时间投资50亿元，借助最新的数字技术，实现了64万个行政村电影放映网络的全覆盖，即保证每个行政村一月放映一场公益电影。2010年，农村的观影人次是20亿人次。
"可以说，现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分布只有城市院线和农村数字放映体制，处在这之间的县城还在电影市场之外。"这时张慧瑜突然想起了家乡，他在想老家的人们是否能进影院看最新的大片。
不过，张慧瑜在今年下半年得到了些许的安慰。7月29日，中宣部和广电总局在河北唐山召开"全国县级城市数字影院建设工作现场会"，制定了2011-2015年全国实现每个县级城市都有数字电影院的目标。"也就是说，2015年，从大中城市，到县城，到农村，在硬件上影院已经达到全覆盖。"张慧瑜希望看到县城里的母亲们再度走进电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