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农
合肥市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磨店社区沿河村，普通农妇刘士胜骑电动三轮车赶集归途中，遇到同村76岁的李家珍老人及其孙女步行回村，遂热心搭载她们坐“顺风车”。不料路上三轮车侧翻，三人均受伤，其中李家珍老人伤情最重，经抢救无效去世。出于愧疚，刘士胜主动提出给予经济赔偿，却遭到李家珍家属四次坚决拒绝。
刘士胜的逻辑是：“如果不是我好心办坏事，老太太就不会走得这么早。无论花多少钱都必须补偿！”李家珍家属的“死理儿”是：“我们不能让好人做了好事，却得不到好报。”各自谴责于己而宽宥他人，双方在赔偿问题上注定达不成一致。在为李家珍老人不幸去世而悲痛的同时，我们应该向刘士胜和李家珍老人的家属，表示一份由衷的敬意——终于只见“彭宇”而未见“彭宇案”。
对于此事，再华丽的赞美都显得无力，因为溢美之词面对的是淳朴人性。其实，按照“民法通则”第106条“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刘士胜或许应该承担相应责任，但是，双方的自责告诉我们，淳朴的人性无须法律来裁决。
法无外乎人情，这是法治确立要先于我们的西方社会的“精练”。或者说，道德才是最高的法律。在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中，法律的日益完善，并没有根本改变社会道德的滑坡，相反，南京“彭宇案”后，越是诉诸法律的救济，社会冷漠的情绪就越发浓重，以至于走入了“13亿人扶不起一个老人”的怪圈。其中，固然有司法公正的问题存在，却也不能不承认，我们太简单依赖于法律，直至抛弃了种种人情道德，向干瘪的法律条文求解一切。
当法律被社会掏空到仅剩下干瘪的条文，人们需要依据法律条文去刻板行事和解决一切，既绞杀了法律所内含的社会人情，也让法律的救济能力大打折扣——救得一时，却未必救得了时时。“彭宇”屡屡被法律迎头一棒，就不会再有“彭宇”出现；“老太”此次讹诈了钱财，下一次甚至连站起来的机会都不会有。在民事纠纷中，人情冷暖，很多时候要远胜于法律的裁决。
各地不断曝出的“彭宇案”，让我们异常希望看到一个“做好事而得好报”的案例。合肥沿河村上演的一幕，我们称之为传奇也好，名之为难能可贵也罢，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让人们看到了社会的希望，让人们还能相信淳朴的人性可以避免法律纷争。不过，稍感遗憾的是，挽救世人观念的一幕，依然发生在农村，再次叙述了道德底线由社会底层维系的无奈。经济的发展，不能仅剩下钱，这是底层群体给社会上的一堂生动的道德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