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老狼一人踏上回北京的归途，高晓松则买了张末等船票来到广州，“当时想着能往回跑就往回跑，尽量选一个离北京最近的地方。”但以他那时口袋里有限的人民币计算，他顶多也只能买一张去厦门的火车票，于是他又去了厦门。高晓松说，到厦门的那天是8月31日，清华第二天就要开学了，他却在万里之外逃课，那种感觉，“相当奇妙”。当时，厦门大学附近聚集了一群流浪艺术家，高晓松在那里建了个窝，但他始终没能在当地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

　　回到北京后，高晓松果然没有回清华，而是转头报考电影学院，但他竟然没考上。高晓松家那时有个政策，如果不上学，每月要交100元生活费，上学就给100元。“我以考研为名，混吃住，后来没考上，也没借口继续混了。”后来，他进了一个叫“亚洲电视艺术中心”的单位做实习编导。“干了几个月后，去成都拍一个规模特别大的糖烟酒交易会的纪录片，我和三个电影学院的学生商量先找些广告拍拍。”一天晚上，在卡拉OK厅，他们碰到了河南一家葡萄酒厂的人，“我给编了个广告语：‘想活九十九，常饮某葡萄酒’。厂长特别高兴。后来厂长说，给我们拍个广告吧，多少钱?我们一咬牙说8000，厂长二话不说，给了1.6万，拍两个!”当时高晓松的工资才200元，公务员工资才72元，四个人拿着1.6万元，像犯了罪一样。“两个广告的制作费用大概是2000多元，剩下的钱四人分了，每人揣着3000大元。平生第一次赚那么多!”

编辑： 沈媛仪

纠错：17196465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