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广网北京10月25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2009年，对于广州的何锦荣和深圳的邹宜均来说，是一个恐惧与无助的年份，那一年，他们分别被自己的家人，作为精神病人送进了医院。当时，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热议，以至于一家媒体发出这样的担忧：“我们每一个正常人，都面临着随时被别有用心者送进精神病院的可能。而且，你救助无门”。
然而，就在昨天，这种“救助无门”的状况或许会有所改善。1985年调研起草，历经数十次修改，昨天，《精神卫生法草案》终于正式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磕磕绊绊，26载，一部法律的出台，为何如此纠结？
最近几年，与精神卫生有关的话题成为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从深圳女子邹宜均，到广州千万富翁何锦荣，因为利益纠纷所出现的“被精神病”现象越来越多，而精神病院现有的收治制度也饱受诟病。卫生部部长陈竺认为我国当前存在的精神卫生问题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陈竺：一是，精神障碍患者的救治救助水平偏低，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尚未得到全面、有效保障。二是，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不到位，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事件时有发生。三是，强制收治精神障碍患者程序缺失，个别地方发生的强制收治案例引起患者及其亲属的强烈质疑，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
从1985年开始，卫生部就开始牵头起草《精神卫生法》，但对于为什么在26年之后才形成统一的立法草案，曾参与精神卫生法草案论证过程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谢斌表示，部分“被精神病”事件对于立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对于立法需求的提升。
谢斌：精神卫生法经过20几年没有通过，那个时候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法不受重视，没有人去关注。那么这一次可能是因为在立法的进程中有一些不同的解读，因为出现过一些“被精神病”这样一些报道以后，从不同的利益群体都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在卫生相关的法里面，对这个的立法的关注是最多的。
根据卫生部门的统计，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首位，全国有1600万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而存在精神类疾病困扰的人群更是达到了2亿人。
公众对《精神卫生法》出台的呼吁日益强烈。但是精神障碍的诊断和治疗程序一直是《精神卫生法》难以出台的争论焦点之一，如何防止“被精神病”现象的发生？又如何确保患者自由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
在昨天的草案审议报告中，卫生部部长陈竺介绍，病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碍以及是否达到需要住院治疗的程度，是一个医学的专业判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严格依条件和程序作出判定；而住院治疗的措施，必须要以医疗机构作出的“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为依据。
陈竺 ：关于诊断，草案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医疗机构接到送诊的疑似患者，不得拒绝为其作出诊断，应当立即指派2名以上精神科执业医师，在72小时内作出书面诊断结论。
对于在草案中首次明确出现的诊断医师人数和程序，杨甫德认为这对精神障碍诊断的准确性作出了立法保障。为了有效防止“被精神病”现象的发生，草案对于饱受争议的“非自愿入院”患者的评估和出院流程也做了进一步的规范，确定了两种复诊、两次鉴定制度。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谢斌认为，草案最终版本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入院和出院权利又多了一层立法的保护。
谢斌：因为精神疾病跟其他疾病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从任何一个国家的精神卫生法来看，都在平衡三种不同的权益，一个就是病人人身自由这些方面的权益，另外一个就是公众不受病人危害这些方面的权益，还有就是病人对自身健康需要的权利，所以要平衡这些一些不同的利益，是需要精神卫生立法的。
值得注意的是，草案还对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医疗机构未以精神健康状况为依据将就诊者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以及司法鉴定人员做出具虚假鉴定意见等行为，设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相关责任人可能被追究民事、刑事责任。
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认为，医疗和司法理应同时兼顾，但精神卫生的立法工作需要长期的努力，未来也可以通过修改让草案更完善。但就目前来看，草案尽快出台，迈出第一步十分必要。
杨甫德：我们现在的立法确实还是在强调医疗是第一位的，在特殊的情况下，当然兼顾司法，兼顾其他能力的一些调查，在短时间内能够做出一个准确的鉴定结果的话，实际上是既合法又对我们是一种重大的保障，但是目前中国的可操作性可能实现不了这样一个目标，所以不能要求一部法律就一步到位， 把中国的精神卫生问题一步解决，我个人认为现在的精神立法尽快出台，才是对精神患者最大的保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