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迟：
农业部还没动静
广州日报：从律师的角度，你怎么看待这起溢油事件？
夏军：事件造成的损失很大，应该提起诉讼。据我了解，国家海洋局近期将启动诉讼程序，但最佳起诉时机已经错过了。
事件被披露后，康菲耍赖，隐瞒真相。长达一个月行政介入不奏效，当时就应该起诉。走司法途径，不只是为政府索赔，还有责令康菲迅速整改的震慑作用。
行政机关力度不够大，纵容了康菲，导致它堵漏不尽力，发布虚假信息欺瞒大众。一旦启动司法程序，康菲如果不尽力堵漏、继续撒谎，公司高层可能面临铁窗之灾。这将有极大的震慑作用，试想：如果把一名康菲的负责人抓进去，看他老实不老实。
广州日报：海洋局为何不选择在8月初起诉？
夏军：我无法理解。或许，8月初准备还不够充分，诉讼索赔项目还不明细。但其实起诉后是可以申请追加和变更赔偿主张的，司法机关权力很大，完全可以采取诉讼中的这些保全措施。
在事态的发展中，就应该起诉，这能够及早遏制康菲不作为的恶劣行径，从而让环境损害降低到最低点。当然，现在去索赔，也是一件好事。
但海洋局只就生态损失索赔，这跟渔业生态和渔业养殖索赔是两回事。农业部目前还没行动。
渔业资源、渔业生态的索赔应该由农业部提出，渔业养殖损失诉讼则由个体渔民提出。但是现在却面临证据不足的问题，因为海洋局评估海洋生态损害等前期工作没做好。尤其是河北，污油从山东漂到了河北，但是河北的海洋部门、渔业部门无所作为，这就导致了河北索赔证据不充足。
海洋局：
应该连带中海油一起告
广州日报：如果索赔，完整的诉讼程序应该是怎样的？
夏军：海洋污染诉讼，要先确定诉讼主体。简单来说，在中国，诉讼主体是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环保部、国家海洋局、中国海事局、农业部、军队环保部门。除了这五大部门作为诉讼主体代表国家向责任方提起诉讼外，个体渔民也可作为诉讼主体提出养殖损失的索赔。
至于赔偿责任的承担者，《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谁污染，谁赔偿”。原告、被告确定后，搜集证据、确定损失，从而确定被告赔多少。最后向事故发生地、主要损害地的海事法院提起诉讼。山东是事故的发生地和主要损害地，山东海域归青岛海事法院负责，这起案件应该由青岛海事法院审理。
我觉得国家海洋局应该中海油、康菲一起告，只起诉一家不公平，共同起诉比只告一家主动。中海油很难置身事外，不可能只参与利益分割，却不承担责任。
诉讼难点：
财政部未安排相应预算
广州日报：这类诉讼有哪些难点？
夏军：中国在这方面的法律相对健全，观念、体制、机制才是生态索赔的三大障碍。
在观念上，（我们）长期以来形成了依靠行政力量解决问题的思路，碰软不碰硬。
体制方面，中国确立了“五龙治海”（环保部、国家海洋局、中国海事局、农业部、军队环保部）的多头管理体制，容易发生一种互相推卸责任、互相打架的不正常情况。五大部门有权责分工，但也存在交织，海洋生态索赔的主体有时并不明确，难免发生扯皮和推诿。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协调部门，体制有待健全。
机制方面，国家不鼓励，也不希望个人、行政部门起诉，因此财政部没有安排这部分预算。特别是这种石油污染案件，高额的诉讼费、监测费、调查费不是一般人能承担的，一个亿，十个亿……总体上，国家鼓励通过行政手段索赔，而不是诉诸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