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银行业市场化的大力推进，正处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监管转型的关键时期，因此，不仅政府“父爱”的关照越来越少，反而凸显出来政策环境的严厉气息和政策走向的不确定。银行业很是被动与无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彩虹总在风雨后”的宏观调控时机。在紧缺经济条件下，银行业养成了贷长、贷大、贷垄断的工作模式。但时至今日，这种模式的风险越来越大。一方面，被稀缺引发的所谓经济“亮点”不仅越来越少，而且招致越来越多的监督，已经不再是银行利益必然保证。例如曾经被力捧的教育贷款、公路贷款之类。另一方面，原来官民一体、政企不分的格局早已打破，经济发展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博奕之地。风风火火的经济随时面临被“宏观调控”的可能。特别要命的是，由于处在探索阶段，这些措施并不都能事先给予规划、指导和预警，往往出现在“势成骑虎”的当口。盲目跟风的银行业只能徒唤奈何。
第二，“东边下雨西边晴”的宏观调控对象。由于利益集团的不断形成与壮大，其对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些顺理成章的事情，有时却遥遥无期地搁置。比如一些热销商品的价格问题，比如某些亏损或非亏损行业的高收入问题，比如审计与环保问题等。这种情形，容易产生老实人吃亏的局面，无奈之余只有与之共同实施了。一旦被调控，又有苦说不出。
第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货币政策。由于时机敏感、环境复杂、目标分散、脱离实际和利益集团干扰等原因，央行在加息问题上顾虑重重、犹豫不决、拖泥带水，不仅没有能很好地解决经济问题，反而被媒体指认引致银行业冒险违规。无功而返、甚至有些适得其反的货币政策，浪费了银行业的宝贵时间，加大了银行业的经营成本。
第四，“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资本约束。银行业在资本约束实施之后，不仅准备不足，没有充分、及时探索新的经营模式，反而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那些“临时”措施上。在这种气氛下，资本约束引发的银行业经营战略转型，失去了宝贵时间。“西宁会议”的草草收场就是一个例证。
第五，“屋漏偏遭连天雨”的脱媒政策。为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减轻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压力，政府采取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的政策。银行的传统主力客户――大型国有企业纷纷上市，随之，他们不仅贷款需要下降，反而自有资金多得找不到项目，有的还要投入金融、银行行业，使得外压很大的银行业内部膨胀力量加剧，经营压力急剧上升。
第六，“除却巫山不是雨”的竞争回避政策。为了保护国内银行，有关方面规定，入股中资银行的外资银行，其主要业务不能与中资银行有竞争关系。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些没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互相学习(目前主要是向外资银行学习)的短期必要性也就没有了，外资银行或者传授他们擅长、我们暂时用不上的“屠龙术”，或者传授他们一直以来都不擅长的一些“技术”。看来，要提高引进、学习的效率，还需要拓宽学习的途径。
第七，“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市场主体政策。出于各方面的综合考虑，市场准入大幅开放，各种新的主体蓬勃发展。对外开放、邮政储蓄银行成立、政策性银行改革、农信社转型、城市商业银行重组和混业经营等等，使得市场总量、结构、比例和强度充满变数，经营方式面临考验，经营策略难以确定。
第八，“道是无情却有情”的混业监管政策。为了改良经营，银行业热衷于混业经营。
袁飏，1964年6月出生于哈尔滨市。目前主要从事经济、金融、营销和经济学研究。现任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副秘书长，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副秘书长，董辅礽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经济政策观察评价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