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闻报》是每星期日出版的英国大众化周刊。据2010年统计，《世界新闻报》平均每期发行量大约为280万份，这在英语世界报纸中是数一数二的。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报纸生存艰难的情况下，去年该报仍创下超过4000万英镑的利润。如此辉煌历史，一朝骤然谢幕，英国社会乃至世界新闻界不禁哗然。
《世界新闻报》所属的默多克新闻集团在此次事件中首当其冲，难辞其咎。但英国新闻界素来竞争激烈，人才自由流动，人们也很难相信如此窃听活动会只限于一家媒体。事实上，随着前首相布朗被窃听事件的曝光，更多媒体已被牵扯进来。
反思窃听丑闻，不可归咎于新技术，而应探究社会深层原因。英国新闻界、政府部门、司法机构乃至整个社会都需痛定思痛，深刻反省。
首先，是大众传媒运行机制。当今信息社会，大众传媒手握新闻自由的利器，肩负守望社会的职责。但是，利润驱动的商业媒体，尤其是大众化小型报(小报)，追求耸人听闻、吸引眼球，在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2006年《世界新闻报》记者便曾因大规模手机语音信箱窃听活动，受到法律制裁。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该报未吸取教训，反抱着侥幸心理，窃听活动反而愈演愈烈，遂有近日之东窗事发。
其次，社会的兴趣是小报丑闻泛滥的天然温床。英国民众对小报钟爱有加，对“消费”名人隐私津津乐道。极力挖掘社会丑闻和名人动向，成了新闻商业竞争的必然逻辑。媒体伤及权贵时，往往会受到公众的宽容，但这次窃听事件伤害的首先是一名无辜的谋杀案受害者及其家庭，公众的道德义愤就难以按捺了。
民意是多元的。有消费名人隐私的取向，也会有保护名人隐私的取向。道德也是有底线的。津津乐道于戴安娜风流韵事、王室内讧的大众民意，转眼便一边倒地痛斥“帕帕拉兹”(娱记)们害死了“人民的王妃”。
另外，英国对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目前还远远落后于实践。公众的知情权与新闻人物的隐私权始终是一对矛盾。对大众传媒，名人既有借机炒作追名逐利的动机，又有将恶迹与尴尬妥善封藏的需要。法律、道德与伦理的抉择，就在这些敏感区域间游走。但英国相关制度对侵犯隐私的行为长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新技术的“另一刃”更是应对乏策。此次窃听诉讼事件，在实行判例法的英国也许会成为一个契机，在一定程度上为新技术环境下个人隐私权的保护设定较为清晰的法律和道德界限。
不少人认为，默多克此次将断腕求生，民意汹汹之下，丢卒保车，势在必行。但也有人担心，默多克会以新的小报取而代之。因为英国适合小报生长的土壤没有变，小报就不会死，煽情主义也不会消亡，而那些窃听的技术手段也不会被抛弃。一则“《世界新闻报》事件”，万花筒般地折射着英国的世间万象，下一步何去何从仍需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