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去年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故发生后4天，对事件负责的BP公司就公开披露了此事。发生重大环保事故，第一时间尽快向公众披露，这是国际惯例。为什么这次事故中海油没有做到？
陈壁：我们是根据事故程度来判断的。这次蓬莱油田泄漏跟墨西哥湾那次事故不可同日而语。那次是井喷引起爆炸，出处和性质都十分明显，结果出现大规模漏油，难以控制。我们这一次罕见的溢油，出处和原因一开始是模糊的，后经多种技术手段的调查和分析才初步判断B平台的石油可能是从一条天然的地质断层中渗漏出来的。
记者：840平方公里的海水一夜之间变成劣四类水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判断，都已经是一次相当严重的公共环境事故。公众都在质疑，最高20万元的处罚确实太轻了。
吕波：20万元只是对事故责任者的行政处罚，跟索赔不是一回事。处罚应当由作业方康菲公司完全承担。根据政府最后确定的造成事故的原因、性质和石油合同的规定，来裁决作为合作伙伴的中海油是否需要分摊赔偿金额。
记者：反思整个事故的处置过程，中海油现在怎么看待这件事？
吕波：公众对信息披露有很多质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在事件的处理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顾此失彼，把主要精力都用于协助康菲处理事故上了，没有及时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和检讨的。
【记者观察】在与中海油诸位负责人对话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他们都不认为中海油有“瞒报”的问题，因为他们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按照相关法规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了此事。
而在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海洋局有关负责人也说，事故发生后，海洋管理部门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第一时间”将监测结果通报了国家应急管理机构、国务院有关管理部门，环渤海的山东、河北、天津、辽宁三省一市人民政府。
谁都“没有瞒报”，为什么公众就被不明不白地瞒了一个月呢？
的确，依照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现行法规，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就不算“瞒报”。根据香港、美国资本市场的规定，也许企业还没有触及到必须披露重大事项的红线。
然而，我们听到的都是“对上级负责”“对股东负责”，就是没有听到“对公众负责”。近年来，在多次重大公共事件中我们都看到：把向主管部门“内部报告”，等同于向公众“公开披露”。这种“内部运作”的陈旧思维，与现代公共事件处置理念相去甚远。
这样一次重大事故，无论从环保、经济还是安全生产来讲，都与百姓利益息息相关，广大公众当然有知情权、监督权。企业没有及时向社会通报，是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政府部门没有及时向社会通报，是行政方式的落后。
也许国内某些国企及其主管部门还可以说“意识滞后”，可是此次事故的作业方康菲公司是一家美国公司，墨西哥湾漏油事故殷鉴不远，它怎么也“忘记”了公开透明的国际惯例呢？
事实上，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早已明确：“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
记者遍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家安监总局的《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国家环保总局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等法律法规，发现对“内部报告”已经规定得很细了，细到以小时计算；而何时告知公众、怎样告知，却规定得十分笼统，甚至该由谁去告知都没说清楚。
由此带来的一个尴尬局面是，如果在公共突发事件中有人阻碍公众知情权，可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却难以受到法律的制裁。
自2003年非典疫情以来，我国的信息公开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是渤海溢油事故再次提醒我们，如何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参与、表达、监督四项民主权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华视点”记者陈芸、李柯勇、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