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红霞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小学里，我可以把这首歌哼得很动听，但你要是问我，为什么把党比作母亲，当时的我的确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听妈妈说，她三岁时就没了母亲，站在高凳上烧饭，穿着单裤过冬，冰天雪地里把粥洒了，还得捧起来，和着雪也舍不得丢弃。书读到三年级就实在读不下去了，早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对于这个，我只能唏嘘那时的艰苦，对于没有母亲的孩子，那种无助和不安全的感受，我却不能感同身受。
在读小学的时候，那时条件并不富裕，校舍虽然不是很新，但两幢不高的，需要加固整修的楼房，一根大毛竹代替的升旗杆，一个满地都是碎石子的小操场，却承载了我无数童年的欢乐。在那里，我们做手工，画图画，从学校旁边的小河里出发，去白洋胡春游……那时，我们已经很知足了，一家人住在一个干净的小院子里，虽然清贫，却也和乐。
读初中了，家里造起了楼房，但自己却不怎么专注于学习，听着收音机做作业是常事。妈妈总是在耳边唠叨，要好好读书，要好好读书，那时的我却好像不是很听得进去。那个时候，也真是幼稚，对于世事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加入共青团了，被评上市级三好学生了，还问老师：“这是怎么回事，证书是自己下来的吗？”师范招生了，我也懵懵懂懂地去面试，等面试进了才记得问妈妈，选得对不对。妈妈也不知道说什么，只是觉得我们这样的家庭，能考上国家培养的师范生，也足够圆满的了。
中考分数下来了，考得有点悬，那真是度过了一个如坐针毡般煎熬的暑假。盼了大半个假期，终于得知，师范进了，分数却超出不多。按照自己的志愿，会不会有学校录取呢？那还是一个未知数。又过了一段痛苦的日子，终于等来了宁波师范的通知书，那已经是喜从天降了，虽然有老师说，那可能是委培生，可能要拿出七、八千块钱的。这对于我们家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妈妈没有怨言，四处筹绰，终于揣着那笔“巨款”，和我踏上了去宁波师范的路。一路上各有心思，谁也没怎么说话，只希望这条路能顺利地走下去。
到了宁波师范，拎着大包小包，在窗口处领了一张单子。妈妈拆线剪袋地翻出那笔钱款，却被告知，不用交这些钱，是国家培养的公费生，每学期的学费只有三、四百元，按月还可以领取80元的生活补助。妈妈一下子没听明白，我也不是很明白地给她解释了一遍。她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因为这个消息，足以令我们母女俩喜极而泣，无所适从了。这个消息足以拯救我们一家，拯救我还将读书的弟弟，拯救并不是很会赚钱的父亲。现在我已经师范毕业，经国家分配工作，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再遇上国家给教师加工资的好政策，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如果你现在问我，是谁培养了我？我会说是我的母亲，一个是我的亲生母亲，另一个却是胜似母亲的党，没有党的九年义务教育，我将一无所知；没有党的师范照顾政策，我将如置深渊；没有党对教师的优待，我更无现在幸福的生活。感谢党，感谢伟大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