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油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图为参展作品。新华网 杨理光（资料图片）
新华网北京5月8日电 （记者黄艳、孟娜、王丽）吴维江赶在“五一”放假之前交了自己第三份入党前的思想汇报。他在汇报中说，今年气温回升较往年快，对合作社的中药种植可能有影响，要提前做好田间管理工作。
35岁的吴维江是贵州大方县同心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是村民眼中的“致富精英”，去年10月向桶井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此之前，吴维江在广州打工8年，每月平均收入4000多元。而在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为5919元。
2007年吴维江回家过春节，发现有农民在石漠化严重的家乡种植中药材。“石头缝里能长中草药！”考察后，吴维江做出一个“风险很大的决定”：辞去工作，回乡创业。
吴维江的家乡是贵州省大方县羊场镇桶井村大湾组，这里是国家二类贫困乡，“土地破碎、水土流失相当严重，种粮的收益连温饱也解决不了。”羊场镇镇长徐萍说，中药材近年来慢慢得到推广，改善了当地农村的经济环境。
回乡当年，吴维江开始钻研中药材种植技术，用自己打工的积蓄承包了10亩地，种上了金银花、半夏、前胡等中药材，当年收益就达近6万元。
为了更好收集市场信息和统筹种植计划，提高中药种植的经济效益，吴维江凭借在广州打工时学来的经营理念，2009年发起成立了同心农业专业合作社，当年就吸收了40多户农民加入。
合作社给村民带来了实惠，到今年春播，已经有80多农户加入。“协会农户每年平均收入5万元左右，我们正在考虑扩大合作社的规模。”吴维江说。
吴维江带领村民致富的行为在村里得到广泛好评。去年春节，村支书彭柱才找到他，希望他能加入共产党。彭柱才说：“山穷水困，要发展就需要一些有能力的致富精英，带着大家一起致富，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应该吸纳到党组织里。吴维江在我们这一带农村就是个顶呱呱的精英。”
吴维江自己也有入党的想法，他觉得如果自己是名共产党员，带领大家一起搞合作社会更加“得心应手”，“党员的思想觉悟高、精神劲头好。要有能力带头富，还要有责任带着大家一起富”。吴维江说。
贵州遵义干部学院副院长谢以佐说，“像吴维江这样从城市返乡创业的"乡土精英"眼下正成为中共在农村发展党员的重要对象。”
谢以佐说，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农业大国，革命时期中共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依靠工农联盟、统一战线，最后夺取了政权。当时，中共党员的大多数是农民，“农民军”是打败国民党几百万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的主力。
在桶井村，快90岁的蒙国华就是当时一名地下党员。徐萍介绍，1936年中共在大方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当时有一批进步的农村青年进入到共产党的部队中。
执政62年来，中共领导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改革开放最初也是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一轮“土地改革”开始。现今，“三农”问题仍是中共制定政策时的首要考量。
不久前公布的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有13.39亿人口，其中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亿，占到总人口一半以上。
目前，较为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要害问题，也影响着中共的执政基础。据官方统计，2010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3：1。
农村问题也在发生着变化。与半个多世纪前农民参军去占领城市的情况不同，如今，为了致富，中国已有2亿农民从农村拥向城市去打工。
吴维江回忆自己2000年去广东打工情景说：“那时候，农村种地辛苦，靠天吃饭，一年到头没什么收成，有点门路的人都到城里打工做生意了。”
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然而，农村人口老龄化、“空壳村”增多、经济文化基础薄弱等也成为问题，中共治理农村面临新挑战。
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委组织部部长蔡珑宾说，建设新农村的关键在党组织。
他说：“通过组建协会，把农村能人、精英集中到党组织领导下，既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又为发展壮大产业提供了保障，各种专业合作社、协会已成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
这种做法符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要求。与革命时期不同，现阶段，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带领民众发展经济、共同致富。
59岁的贵州余庆县松烟镇友礼村村民吕代书“可能是村里最老的预备党员”，但是他已经在友礼村和平社区党员服务点做了将近4年的“点长”。
2007年松烟镇开始新农村试点建设，吕代书所负责的13个村民小组顺利完成了任务。村里的水电路都配套齐备，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吕代书在群众心中有了威望。2008年他在家里开设了一个“村民说事点”。
“其实就是个主持公道的地方，村民之间有纠纷、有意见都到我这里来说，大多时候都能化解掉他们的矛盾。儿子们都说我是个"法官"。”
自从2009年吕代书被村民选为和平社区负责人后，他的工作重点又增加了发展经济的新任务。松烟镇多山地，适合种茶叶。经过镇党委和政府的牵线搭桥，吕代书为村里引进茶业公司，在村里搞起了400亩的茶山，“生产季每天可以解决100人的就业，另外还有不少长期务工岗位”。
仅有初中文化的吕代书对村子的贡献为他赢得了好口碑。2010年，他的“岗位”从“服务点点长”变成了“社区区长”，每年还有1000元工资。不过对他而言，更高兴的是“自己可以作为农村能人精英被吸纳入党了”。去年10月，吕代书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年龄是大了点，但这个身份却把我激励得更加年轻。”
另外，农村年轻党员也开始增多。
就读于江西大宇职业技术学院应用电子专业的农民后代熊超超，毕业后选择了返乡创业。23岁的他是村里年龄最小的入党积极分子。今年1月他投资30多万元在村里办起了一家卫生纸加工企业，已经为当地提供了10多个就业岗位。
“身边的党员让我切身感受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如果我也是一名党员，我想为村里做些什么事，会感到更加有底气。”熊超超说。
不过，像熊超超这样跳出农门又回来的年轻人还不多，因为农村的生活还是相对艰苦。新石村党支部书记车德胜告诉记者，为了支持他们，村党支部为年轻人兴办企业提供帮助，包括办理各种手续。
熊超超说，在他读书的学校，有不少农村出来的同学又回到农村创业。“我们既对农村有感情，又带着新的知识和技术回去。我相信农村的广阔天地能够让我们过上和城市一样好的生活。”
此外，中共还积极在城市的农民工群体中创建党的基层组织。很多地方建起了“流动党支部”，让打工在外的农民工党员找到了家。
谢以佐说，90年来，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执政时期，中共都非常重视农村这个阵地，“从农村再到农村”的进程体现了中共在新时期下对于国家建设的思考和对自身发展的务实考量。（参与采写记者段博、曹国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