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机动车数量的激增，今年10月，北京市官方表示正在研究控制机动车数量的政策。随后，车市还风传明年本市可能采用经济手段限制汽车总量。这些语焉不详的信息背后，控制数量似已箭在弦上。
新华社近日撰文指出，缓解大城市交通问题的药方，不能只针对私家车等社会车辆，公车改革绝不能成为治理的死角。由此，控制机动车数量和公车改革二者再成共生议题。
自2000年酝酿启动公车改革试点以来，本市的公车改革已经历了近10年的长跑。但是，试点非但未能换来车改的大规模推行，反而却有止步之嫌。
11月3日，央视披露北京公务用车已达70万辆，占本市机动车总量的近15%，且主要集中在城区，极大占用了本就稀缺的道路资源，而且空驶率非常高。在北京挖空心思治堵的当口，这一信息耐人寻味，公车改革重回公众视野。
此前，公车改革也曾多次成为交通治堵的共生议题，但也多次高开低走，乃至被人渐渐遗忘。
在北京，与车改有关但“被人渐渐遗忘”的角落，有四处。
大兴区西红门镇是北京车改的起点。2001年3月，在“经历多次讨论酝酿后”，一纸公文将大兴区西红门镇推向了公车改革的风口浪尖。这份被简称为“2001年8号文”的红头文件表明，西红门镇被确定为公车改革的试点，将率先尝试“货币化”车改。
根据西红门镇的车改方案，除保留镇党委书记、镇长公务用车和应对突发事件的面包车外，其余公车经评估后就地拍卖。车改后，机关车辆由原来的37辆锐减到6辆。
根据该文件，参与车改的干部们，依据级别得到数额不等的车补，其中副处级干部每人每月2000元，正科级干部每人每月1500元，副科级干部每人每月1000元，科员办事员则不享受车补。
车改一经施行，即获得了媒体的热捧，也迎来了兄弟区县“取经”的热潮。曾经历车改的西红门镇宣传部李阳(化名)向记者透露，市纪委和区纪委的有关领导，曾多次前往评估调研，“当时不仅要填调查问卷，还开座谈会，很重视”。
北京车改为何会在小小的西红门镇率先启动？长期关注北京车改的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认为，由于镇里公车不多、干部层级分明，而车改从镇一级开始，可操作性强，阻力相对较小，容易推进。
在西红门镇的公车改革实施三年后，房山区琉璃河镇也开始行动。次年，东北部的平谷区夏各庄镇出于节省财政支出的考虑，也随之跟进。
2005年11月10日，平谷区夏各庄镇政府举行了“车改车公开拍卖”大会，奥迪、桑塔纳2000等6辆公车经过多轮竞拍，拍卖总金额54万元。
与夏各庄镇的拍卖方式不同，房山区琉璃河镇对公车的处置，采取了认购方式。20部公车经统一评估作价后，公开面向机关领导、科级以下干部、司机和社会公众4个等级依次进行认购。对于车改后干部的车补，两镇的方式基本一致，从领导到办事员，根据职务和工作需要，分成5档或6档发放。
除了大兴、房山、平谷等三个远郊区县实行车改以外，也有其他城区对此跃跃欲试。2004年海淀区温泉镇曾计划进行公车改革，并制定了详细的车改方案，包括将按级别对公务员发放交通补贴，但交通补贴发放到个人手中后，再用公车时，需按里程和车型交纳费用，超出的部分由个人承担。
但直到2005年，温泉镇的方案仍在完善当中，公车改革迟迟未能启动。时至今日，这份“待完善”的车改方案仍未实施，早已“搁浅”。温泉镇纪委一位工作人员，“当时是听说要改，之后就没了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