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撰稿人傅达林
备受争议的手机实名制，即将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要求，从9月1日起我国将实行手机实名登记，凡购买预付费手机卡的用户，必须提供真实的身份证件，由运营商存入系统留档。对于那些早已购卡的老预付费客户，运营商也将要逐步完成补录信息和信息核实工作。
据统计，目前国内手机用户已经超过7亿，其中70%都是不需要实名登记的预付费用户。如此庞大的预付费用户，由于手机准入关口完全失去监管，在方便公民通讯的同时，也给一些不法分子可乘之机，诸如买一大堆预付费卡号外带几个短信发送机，就可以大肆发送办假证、销售黑车、骗取钱财的垃圾短信。有数据显示，我国手机用户全年收到垃圾短信的总量超过3000亿条，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和公民生活。
正是基于对垃圾短信等行为“刻骨铭心”的痛感，人们才将希望寄托于实名制上。因为实名制可以对手机卡使用者“定位追踪”，有效惩治和震慑各类违法短信发送行为，从源头上实现对短信业务的可管理、可监督。然而，这种被部分人视为遏制“信骚扰”的法宝，同样也面临诸多风险和问题，故而从动议之初就饱受争议。
从制度设计初衷而言，手机实名制不是单单着眼于解决人们的“信骚扰”之忧，而是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消费者权益，推动建立个人通信市场的信用体系。尤其是在现代通信业发展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这一制度将有助于构建一个更为安全、健康、有序、诚信的通信市场。但是也应看到，在尚不成熟的法治环境中，单兵突破的手机实名制如果不能辅以配套的监管措施，如果不能强化政府部门的执法力度，如果不能在摸索中完善相关立法，那么就很难如人所愿地发挥出其效应，甚至会走形变质。
央视的“3·15晚会”曾连续曝光了公众个人信息被非法买卖的黑幕，电信运营商就在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生活中，那些垃圾信息的发布者可以获取如此之多的手机号码，也让人不得不质疑，在巨大的利诱面前，一个缺乏政府强有力执法监管的手机实名制，能够让商业性的运营商自愿弃利吗？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缺乏完备的个人信息和隐私法律保护的背景下，手机实名制会不会导致更多的隐私泄露？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来自银行系统的诸多信息风险提示我们：监管更为严格的银行系统都难以确保信息不外泄，又何况徒手起步的通信领域？
理想状态下的手机实名制，能够让消费者享受到更为安全、可靠的电信服务，但其前提是相关法律责任的明晰和执法监管的到位。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推行手机实名制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在立法的基础上，由政府监督短信服务商、电话运营商等开展严格的自律和自查自纠，通过严格执法实现对短信市场的有效治理。镜鉴之下，我国手机实名制的“试水”，也必须重点突出对于运营商和信息服务商的监管。例如，在立法上为短信息服务商设定内容审查、告知等义务，督促电信运营商制约销售环节，履行对企业员工和业务代理商的监督管理职责等。但归根结底，需要政府执法部门的职能归位，特别是通信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在明晰相关各方权利义务的基础上，通过严密无缺的日常监督执法，加强对通信运营商和短信息服务商的监管，真正保护广大手机用户的合法权益。
总之，手机实名制虽好，但落实起来既有赖于广大用户的良好配合，也有赖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更关键的是需要行政执法机关加强监管，以严明的法律责任提升运营服务的规范性，最终实现通信市场的安全、健康、有序。